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廖凡（倪繽繽/攝）
南方財經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鄭青亭、實習生倪繽繽 北京報道
“在聯合國成立80周年的歷史性時刻，改革的當務之急是讓全球治理體系真正‘全球化’。”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廖凡在北京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指出，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必須從一個由少數國家主導的俱樂部，轉變為一個能容納并響應“全球南方”訴求的有效平臺。
廖凡指出，當前，全球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不斷抬頭，全球治理體系面臨的是一個“系統性困境”，其核心是體系的結構性滯后與全球發展現實之間的深刻矛盾。他將這一困境解析為三個層面：規則滯后是“病征”，代表性不足是“病灶”，執行力薄弱是“病情”惡化的結果。
在他看來，“代表性赤字”被視為制度性根源。“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遠超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主要國際金融機構中的投票權份額。這種經濟實力與制度性權力之間的嚴重錯配，侵蝕了體系的合法性與權威性，難以凝聚廣泛國際共識。”
廖凡認為，中國在推動“南方融入”的進程正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具體來看，中國可以積極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投票權份額改革，以“中國方案”彌合全球治理赤字，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體系改革提供“中國智慧”與“中國樣本”。
廖凡特別提及中國近日宣布在世界貿易組織未來談判中不再尋求新的“特殊和差別待遇”，他認為這標志著中國對外開放從“市場開放”向“制度型開放”的深化，展現了承擔更大國際責任的意愿，為陷入困境的多邊貿易體系注入了建設性力量。
談及近日簽署的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升級議定書，他認為，這一升級不僅體現中國踐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決心，更展現中國與東盟共同構建包容、可持續區域經濟秩序的共同努力，為動蕩中的全球經濟注入確定性。
10月30日，《世界開放報告2025》（以下簡稱《報告》）媒體吹風會在北京舉辦。報告是虹橋國際經濟論壇的旗艦報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和虹橋國際經濟論壇研究中心共同撰寫，在2021年成功首發，至今已歷時五年。今年世界開放指數的測度時序被大幅擴展至35年，并首次引入跨國公司視角，從數據與實踐兩個維度強化分析框架。
以“南方融入”撬動全球治理改革
21世紀：在聯合國成立80周年的歷史節點上，你認為現行國際經濟治理體系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是代表性不足、執行力薄弱，還是規則滯后于新發展現實？你認為框架改革最迫切的突破口應該在哪里？
廖凡：現行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正面臨多重挑戰交織的復雜局面。最大的挑戰在于，這個局面是一個系統性困境——體系的結構性滯后與全球發展現實動態演進之間的深刻矛盾。具體而言有三點：
我們認為這三大問題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個相互關聯的系統性困境。第一，規則滯后是最直觀的“病征”。建立在20世紀經濟格局上的體系，面對數字貿易、人工智能、氣候變化等新議題已力不從心。這不僅是規則空白的問題，更是舊規則對新生產力的束縛。
第二，代表性不足則是深層的“病灶”。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GDP中占比大幅提升，遠超在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中的投票權份額。這種“代表性赤字”導致體系難以凝聚最廣泛的國際共識，進而衍生出執行力的困境。
第三，執行力薄弱正是“病情”惡化的結果。在代表性不足和規則滯后的雙重作用下，當主要大國利益出現分歧時，體系便陷入“決策癱瘓”或“選擇性執行”的困境。這使得許多重要的全球性協議停留在紙面，無法有效轉化為各國的共同行動。
框架改革的關鍵在于以“南方融入”為杠桿，撬動系統性改革與規則更新的聯動。具體而言，應當實質性提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核心機構中的代表性與決策權。在聯合國成立80周年的今天，讓全球治理體系從“少數國家俱樂部”真正轉變為容納并響應“全球南方”訴求的有效平臺——這不只是公平問題，更是實現未來可持續開放與共同繁榮的現實需要。
中國推動治理改革的三大作用
21世紀：在推動聯合國框架下的國際經濟治理改革中，中國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中國近年來相繼提出了全球發展、安全、文明、治理等一系列倡議，這些“中國方案”對于完善全球治理有怎樣的意義？
廖凡：在推動聯合國框架下的國際經濟治理改革中，中國可以扮演三重關鍵角色：建設性引領者、共識凝聚者和改革實踐者。
第一， 提供改革動能，推動治理體系包容發展。中國的核心作用之一，是持續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核心機構的投票權份額改革，使其真實反映當今經濟格局。從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國集團等實際行動來看，中國致力于提升“全球南方”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與發言權，增強治理體系的合法性與有效性。
第二， 貢獻可行方案，彌合全球治理赤字。全球發展倡議、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等一系列“中國方案”，正是對當前全球治理赤字的系統性回應。比如，全球發展倡議直指減貧、糧食安全等南方國家所面臨的最緊迫挑戰，為落實聯合國2030年議程提供了政治動力與務實路徑；全球安全倡議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為化解國際爭端提供了新的思路；全球文明倡議則通過尊重文明多樣性，為構建深層次國際互信奠定了人文根基。這些倡議并非另起爐灶，而是對現有國際體系的補充和完善，為解決全球性挑戰提供了更全面、更緊密的思維框架和實踐工具。
第三， 堅持開放實踐，提供合作示范。通過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舉辦進博會、建設高標準自貿試驗區等實際行動，中國在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同時，也在持續試驗新的合作模式，這些實踐經驗將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漸進式改革提供寶貴的“中國樣本”。
總而言之，中國的作用不僅在于提出理念，更在于通過扎實的行動，與各國共同探索一條更加包容、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之路，推動國際社會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全球貿易站在十字路口
21世紀：在當前地緣政治和科技革命交織的背景下，全球貿易面臨的最大挑戰和最大機遇分別是什么？
廖凡：當前全球貿易體系正處于歷史性的十字路口。在地緣政治緊張與科技浪潮交織的復雜背景下，挑戰與機遇并存，共同塑造著未來國際貿易的新范式。
就挑戰而言，全球貿易面臨三重壓力。其一，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抬頭導致貿易摩擦加劇，多邊貿易規則的有效性受到沖擊。其二，新興經濟體在債務困境與外部需求萎縮間艱難平衡，全球發展失衡問題凸顯。其三，數字鴻溝持續擴大，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可能強化發達國家的先發優勢，加劇國際分工體系的結構性分化。
與此同時，新時代的機遇同樣顯著。數字技術與綠色轉型正催生新的貿易增長點，數字服務貿易與新能源貿易已成為最具活力的領域。區域經濟合作呈現深化態勢，《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新型區域貿易協定通過降低貿易壁壘，為構建更具韌性的供應鏈體系提供了制度保障。人工智能等創新技術預計將在未來數十年為全球貿易增長貢獻超過三分之一。
展望未來，全球貿易體系的演進方向取決于各國在封閉與開放、對抗與合作之間的戰略抉擇。唯有堅持多邊主義原則，加強數字基礎設施的國際合作，推動包容性發展，方能在變局中構筑互利共贏的全球貿易新格局。
高水平開放的雙重戰略意義
21世紀：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中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對于中國自身經濟發展和維護多邊貿易體系有何意義？
廖凡：在當前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變革的背景下，中國持續深化高水平對外開放，既是推動自身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抉擇，也是對多邊貿易體系的有力支撐。這一政策取向具有雙重重要意義。
對中國自身發展而言，擴大開放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動力。通過進一步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優化營商環境，中國正積極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資源，促進國內產業在競爭中提升效率。實踐表明，外資企業在華發展不僅帶來了資本與技術，更通過產業鏈協同推動了創新生態的形成。同時，擴大開放倒逼國內改革深化，有助于構建更加透明、規范的市場監管體系，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環境。
對全球多邊貿易體系而言，中國的開放舉措提供了重要的穩定性力量。在保護主義抬頭、全球貿易規則面臨挑戰的當下，中國主動降低關稅水平、深化《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實踐、積極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這些實際行動為陷入困境的多邊貿易體系注入了確定性。中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等倡議，為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創造了新通道，增強了全球貿易體系的包容性。
這種內外聯動的開放戰略，既滿足了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內在需求，也通過擴大進口市場、提供公共產品等方式回饋全球。這種雙向互濟的開放模式，正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重要優勢，為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貢獻著中國智慧。
中國以制度型開放承擔更大國際責任
21世紀：中國近日宣布在世界貿易組織當前和未來談判中不尋求新的“特殊和差別待遇”。這對于中國未來的貿易、對于全球貿易格局將有何影響？
廖凡：中國近日宣布在世貿組織未來談判中不再尋求新的“特殊和差別待遇”，這一政策轉變體現了中國根據發展階段變化承擔相應國際責任的意愿，對全球貿易治理具有深遠影響。
從國內層面看，這一決策標志著中國對外開放戰略從“市場開放”向“制度型開放”深化。通過在電子商務、投資便利化等新議題談判中主動承擔更高標準義務，中國意在構建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這既有助于倒逼國內產業升級，也將提升其在全球經貿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就全球影響而言，中國此舉為陷入困境的多邊貿易體系注入了建設性力量。在當前世界貿易組織改革停滯的背景下，中國以實際行動支持多邊主義，為重塑全球貿易治理機制提供了關鍵動力。同時，中國在調整自身立場的同時，仍堅持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利益，力求在規則談判中為新興經濟體爭取合理的發展空間。
這一戰略選擇展現了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獨特定位：既保持發展中國家身份認同，又根據能力變化承擔相應國際責任，為構建更加包容、均衡的全球經貿秩序提供了重要實踐范例。
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有深遠意義
21世紀：10月28日，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升級議定書正式簽署。這對于提升中國東盟經貿關系以及區域一體化發展有何意義？
廖凡：中國與東盟正式簽署自由貿易區3.0版升級議定書，標志著雙方經貿關系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此次升級聚焦數字經濟、綠色經濟和供應鏈聯通等新興領域，不僅深化傳統貨物貿易自由化，更致力于構建適應21世紀經貿需求的制度框架，對區域一體化具有深遠意義。
從雙邊關系看，3.0版協議通過數字貿易規則協同、綠色產品關稅減免等舉措，為雙方企業創造更優化的制度環境。這將推動產業鏈從傳統制造向數字賦能、綠色低碳轉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特別是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基礎上，進一步降低非關稅壁壘，增強區域供應鏈韌性。
就區域發展而言，該協定為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重要制度支撐。通過構建更高標準的規則體系，為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安排樹立新標桿，有效對沖當前全球貿易碎片化風險。中國與東盟作為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增長區，其制度性合作將產生顯著示范效應，推動更大范圍的區域合作邁向更高水平。
這一升級不僅體現中國踐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決心，更展現中國與東盟共同構建包容、可持續區域經濟秩序的共同努力，為動蕩中的全球經濟注入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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