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臺上，萊因哈德·根舍目光掃過臺下在座的青年科學家，一只握著拐杖的手扶著演講桌微微用力，另一只垂握拐杖的手輕輕抬起，食指指向觀眾席中央：“宇宙中還有太多精彩等待你們去發現！”
一片掌聲中，他走下香港桂冠論壇2025的演講臺，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坐上輪椅，經過走廊，出了演講廳，來到等候采訪的記者面前。
萊因哈德·根舍。香港桂冠論壇2025供圖
今年73歲的德國天體物理學家萊因哈德·根舍，是諾貝爾物理學獎與邵逸夫天文學獎雙料得主，因發現銀河系中心存在超大質量黑洞而享譽世界。但鮮為人知的是，他少年時曾癡迷考古，夢想探索古文明；青年時代熱愛運動，甚至想成為一名奧林匹克運動員。
“如果腿腳利索了，我倒想參加奧運會。”采訪中，他半開玩笑地對《中國科學報》說。
“什么項目？”記者問。
“擲標槍啊！”他自嘲道，“結果你看，五十年前的運動損傷，現在留下后遺癥了。”
幾年前，根舍接受了髖關節置換手術，幾天后便能下地行走，但他因術后第一年頻繁出差、疏于康復訓練，脊柱底部及背部肌肉恢復成了長期困擾，至今仍需依靠輪椅代步。即便如此，他仍堅持每天工作不懈，依舊走出國門用拐杖撐起身體和世界各地的青年們對話。
古稀之年的根舍依舊思想銳利。他坦言天文學之路的成功得益于兩位“伯樂”，也坦誠分享他對科研方向選擇的“法門”、對大科學時代青年如何“突圍”的思考，以及對席卷科研界的AI浪潮的深切憂慮：“它絕不能成為合作伙伴。”
以下是本報記者對根舍的采訪：
從考古迷到黑洞獵手
《中國科學報》：在你的職業生涯中，有哪些酸甜苦辣？
根舍：首先，我想說，我在天文學領域的這段時光——我不想稱之為“職業生涯”，而更愿意說是“一段奇妙的旅程”，總體上是非常美好的。
甜的時刻當然是取得重大突破——像我們最近在智利取得的成果，這類成果很多年才出現一次；苦的時刻則是精心設計的實驗突然失敗，或者發現某個想法行不通，你必須重新開始。但這就是游戲的一部分。幸運的是，我只停止過一個實驗。
我想強調的是，我極其幸運地擁有兩位杰出的導師，如今人們常常忽視導師的重要性。我的第一位導師是我的父親，他是一位實驗物理學家。小時候，我想當考古學家，研究羅馬、希臘、埃及……我努力學習所有與考古學相關的知識，那段時光非常愉快。但后來我意識到，這些主要的古文明已經被深入研究過了，剩下的考古工作大多集中在叢林地區，而我討厭蛇和蚊子，我就放棄了（笑）。當我表示想學更多物理知識，我父親非常高興，他為我創造了做實驗的條件，讓我十六七歲就開始做各種物理和化學實驗，甚至開始學習量子力學。
第二位更重要的導師是查爾斯·湯斯，他是一個真正偉大的人，因發明激光和微波激射器而獲得諾貝爾獎，還曾影響五位美國總統。冷戰初期，他成功阻止了“星球大戰”計劃的實施。要知道，20世紀9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確實想推進該計劃，這意味著搭載MX導彈的大型卡車將在美國境內行駛。你能想象嗎？攜帶千兆噸級核彈頭的火箭在普通車流中穿行，一旦發生事故后果不堪設想。
總之，湯斯是一位非凡的人，他極具精神追求。從他那里，我學到了很多關于人性的東西，而不僅僅是物理學。湯斯教會我：即使在激烈的科學競爭中，也要保持對他人的尊重。這對我影響深遠。
“人造導星”觀測銀河
《中國科學報》：你剛才提到在智利取得的突破，可否解釋一下？
根舍：當然，這項突破涉及一臺望遠鏡——4米多目標光譜望遠鏡（4MOST）。望遠鏡的分辨率取決于其大小和觀測的波長，要獲得更好的分辨率，你需要更大的望遠鏡，但也必須同時考慮地球大氣層的影響。大氣層中存在著類似“氣泡”的結構，所以夜空并不安靜，而是會形成大氣湍流——這就是導致星星閃爍的原因。恒星發出的光是平面波，進入充滿“氣泡”的大氣層后，傳播路徑會發生扭曲，所以我們觀測到的影像會變得模糊。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使用自適應光學技術。具體方法有很多種，比如觀察目標天體附近的一顆恒星，通過校正這顆恒星的光線來校正目標天體的影像。不過，最具有想象力的先進方法是向高層大氣發射一束相干激光，將其聚焦形成一個類似恒星的“人造導星”。大氣層會散射激光，散射光返回時會攜帶大氣層的扭曲信息。由于激光是平面波，因此可以通過這些信息，利用可變形反射鏡對扭曲的光線進行校正。
這次的突破在于，我們還用甚大望遠鏡（VLT）的四臺獨立望遠鏡同時觀測同一顆恒星，然后將它們收集到的光線進行合并和干涉處理（即干涉測量法），這讓我們相當于擁有了一臺尺寸與四臺望遠鏡間距相當的巨型望遠鏡。而且我們還發射了四束激光，分別對每臺望遠鏡的光線進行校正，這就是此次重大突破的核心內容，可以讓我們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觀測銀河系中心的恒星演化。
《中國科學報》：如今，天文望遠鏡已經產生海量數據，但有人說絕大多數數據尚未被分析。這是否會造成資源浪費？你認為該如何提升數據利用率？
根舍：關于數據分析，我不那么悲觀。科研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用相對簡單的設備拍攝大量星系的照片，然后進行大量的統計分析，從這個角度看，似乎99%的信息都被浪費了；另一種則是高精度觀測，在我們的研究中，幾乎每一份數據都經過精心處理，并沒有浪費太多數據，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提取目標信息所需付出的巨大人力與時間成本。
更大的挑戰其實是科研經費。就像在粒子物理領域看到的那樣，大型對撞機因為下一代加速器造價過高而停滯。解決之道在于國際合作——歐空局（ESA）與美國航天局（NASA）的合作過去是成功的，我們嘗試過與日本合作，歐洲與中國在空間科學上的合作潛力巨大。但關鍵在于：中國是希望獨立主導任務，還是愿意參與國際聯合項目？后者雖不能獨享榮譽，但能實現更大科學目標。總體而言，我對此持樂觀態度。
我擔心的是，當前的問題在于國際主義精神的衰退，以及將非本國國民視為敵人的傾向，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已經存在了數百萬年。當前國際局勢讓我聯想到1929年——多極對抗、信任崩塌。但科學本應超越國界。我們應當警惕那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外思維——這曾給人類帶來無數災難。
萊茵哈德·根舍。香港桂冠論壇2025供圖
大科學時代“突圍”之道
《中國科學報》：在當前的大科學時代，除了VLT，全球還有許多大型天文學合作項目，比如平方千米陣列、事件視界望遠鏡等。你如何看待這種合作模式的優勢？
根舍：關于這些大型合作項目，天文學界對此有不少看法。這類合作往往涉及更多人員、更大型的設備。我曾參與過阿塔卡馬大型毫米波/亞毫米波陣列（ALMA）和切倫科夫望遠鏡陣列（CTA）兩個覆蓋不同光譜范圍的項目，發現它們的運營模式差異很大。ALMA 的運營方式與大多數傳統天文臺類似，而CTA的團隊協作則更像一個緊密的聯盟。
其中的最大優勢是，從一開始我們就有能力承擔風險，不必每年都為經費發愁，我們可以在儀器安裝上冒險嘗試。但如果團隊里總是有人員頻繁變動，后續工作會受到很大影響，導致進展緩慢。或許可以將大型項目拆解成若干小型單元，以便小型團隊承接。
《中國科學報》：青年科學家如何在天文學大型合作項目中嶄露頭角？
根舍：首先，在大型合作項目中，讓每個參與者都感受到自己的貢獻對整體項目至關重要，讓大家真正有團隊歸屬感，這一點非常重要。15年前，我們就通過相關流程確保參與團隊能在論文中署名，明確各自的貢獻。
對于青年科學家來說，我的建議是，選擇一個你能深入理解的領域，掌握一些其他人不知道，但對實現特定目標至關重要的知識和技能。從事科研工作必須有熱情，要對自己研究的內容充滿興趣，這樣才能堅持下去。
盡管我非常欣賞那些大型項目，但我更喜歡組建小型團隊開展研究。我們團隊一直保持在45到50人的規模，包括約15名資深成員和50名學生，同時有一些外部合作者，但數量不多且關系緊密。我們努力為學生和博士后提供展示自己的機會，讓他們獲得足夠的關注度。
《中國科學報》：你剛才談到選擇一個領域深鉆，如何鍛煉選擇研究方向的眼光？
根舍：我的經驗是，要廣泛閱讀，不局限于現有的知識。或許某天，你會突然發現有人掌握著你可以借鑒的知識。
我有個朋友讀完博士學位之后，我開玩笑地和他說，如果我有40年的時間，每4年拿一個博士學位，我可以拿10個。實際上，通過廣泛閱讀和積累，你能比其他人更早掌握關鍵知識。
AI不是伙伴，警惕思考惰性
《中國科學報》：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在天文學和其他科研中的應用？
根舍：很多人覺得用AI做研究很簡單，比如訓練它識別螺旋星系和橢圓星系的顏色特征。但我對此持保留態度。問題在于，如果AI犯錯，有時你根本察覺不到。更嚴重的是，AI會讓人們覺得它能提供所有答案，從而停止獨立思考。
在教育領域，已有學生用AI代寫論文，教授無法分辨真假。這意味著傳統的書面考核正在失效，未來可能不得不回歸口試。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誠信與認知危機。
如果有人用AI寫求職申請給我，我不會認可，因為這不能體現她的真實能力。在面試中，如果讓候選人做一個PPT，她用AI在10秒內完成，我無法判斷她是否有創新思維。
現在的情況是，即便你不用AI寫論文，人們也會默認你用了，這讓我很失望。我曾花兩年時間手動撰寫論文，仔細檢查每一個錯誤，但別人還是會以為我用了AI。我發現AI總是試圖將你的思路引導到已有的文獻認知框架中，如果你提出一個新想法，它會試圖把你拉回傳統觀點。
很多雇主只需要“機器人”式的員工來完成基礎工作，而不是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我希望我的團隊里有敢于質疑我的人，當我提出一個想法時，他們能直言不諱地指出問題。AI只能提供基礎想法，永遠無法產生偉大的創意，它可以成為你的助手，但絕不能成為你的合作伙伴。
萊茵哈德·根舍。香港桂冠論壇2025供圖
“中國已經成世界科學中心”
《中國科學報》：先后獲得邵逸夫獎和諾貝爾獎，這對你意味著什么？
根舍：2008年獲得邵逸夫獎對我意義非凡——那是我早期職業生涯的重要認可，而且我很喜歡香港，尤其是美食！諾貝爾獎當然是至高榮譽，但科學探索永無止境。
《中國科學報》：獲得諾獎有什么獨特經歷？很多人問過你獲獎之后的感受吧。
根舍：當然。2012年，我獲得了克勞福德獎，該獎項由諾貝爾基金會頒發，授予那些在數學、地球科學等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的研究。因為2011年，我們的研究輸給了發現宇宙加速膨脹的團隊，錯失了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那時，諾貝爾委員會的三位成員告訴我，如果我們能有新的突破，他們會重新考慮。
2020年獲得諾獎，對我來說是個巨大的驚喜，但也徹底改變了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媒體的關注度如海嘯般襲來，持續了大約兩周。我收到了上千封來自全球同事的郵件。我每個人都回復了，用了三個月時間（笑）。
《中國科學報》：你如何看待中國天文學的發展？是否有與中國科學家的合作？
根舍：是的，我與中國（科學家）有非常緊密且富有成效的合作。特別是與北京大學科維理天文與天體物理研究所何子山教授團隊，他的多位學生曾在馬普學會做博士后，之后又回到中國，形成了良性循環。
我對中國學生印象極佳——他們勤奮、專注、求知欲強。相比之下，如今在歐洲，年輕人更關心“如何尋找最大的樂子”，而中國學生往往更愿意投入到艱苦的工作中。這當然不是刻板印象，而是我親身觀察到的現象。
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世界科學中心，盡管不是“唯一”中心。有很多中國人在問，中國什么時候能夠獲得諾獎，我想如果中國的科研體系能夠明確識別論文中的個人貢獻者，那么中國科學家無疑將獲得更多重大獎項，數學領域已經出現了這種趨勢。此外，獲得重大獎項還取決于提名情況，如果有高水平科學家愿意提名，那么獲獎者數量可能會增加，所以中國需要更多國際合作。
《中國科學報》：黑洞研究還有哪些未解之謎？
根舍：關于黑洞，我們的工作遠未結束。例如，我們尚未精確測量銀河系中心黑洞的自轉速度，此外還有許多艱巨的任務等待完成，這些任務涉及牛頓物理學的高階偏差問題。
此外，我們也在關注星系演化：星系如何形成？恒星如何誕生？結構如何發展？研究年輕星系同樣非常有趣，這些領域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宇宙中有太多精彩等待我們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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