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劍
11月12日，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刊登了美國得州農工大學傳播與新聞學助理教授馬克·赫拉維希克的一篇評論文章《我們為何對高等教育如此憤世嫉俗？》。該文從一項令人觸目驚心的民調談起：大約70%的美國人認為高等教育“整體走在錯誤的道路上”。在一個把大學視為文明象征的國家，這樣的比例不僅令人憂慮，甚至還構成了一種文化震蕩。作者并未把矛頭簡單指向學費、就業或體制僵化，而是追問了一個更深的文化性問題——我們到底是從何時開始，在大學問題上變得如此憤世嫉俗？
在我看來，赫拉維希克的文章不只是對美國現狀的批判，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高教危機：在一個知識高度流動、權威不斷被質疑的時代，高等教育何以失去了公眾信任？而信任的消失，又意味著什么？
信任何以崩塌：美國社會的高教危機敘事
赫拉維希克在文章中追溯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哲學家艾倫·布盧姆所著的《美國精神的封閉》一書談到的美國大學的致命轉變。該書的副標題為：高等教育如何辜負了民主并貧瘠了當代學子的心靈。布盧姆在書中批判了當時學術界以至整個社會盛行的開放式相對主義，并指出這種思潮導致了書名中的“精神的封閉”。他認為，開放性削弱了批判性思維，并消解了定義文化的核心視角。
該書在當時成為暢銷書，僅精裝版的銷量就接近50萬冊。由于布盧姆在書中通過大量的匿名故事、課堂軼事和價值批判，描繪了一幅大學被“相對主義”與“虛偽”蠶食的畫面，這種敘述方式迅速激發公眾的質疑，使人不再把大學當作尋求真理的場所，而把它視為價值混亂之地。隨著媒體對這一觀念的進一步傳播，這種“揭露式敘述”不斷強化一種文化心理——大學似乎一直在“背離初心”。
步入21世紀，這種敘述模式不但被政治化，而且被不斷放大。保守派把大學視為“左翼堡壘”，自由派把大學視為“資本化機器”。彼此的指控交錯，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不信任漩渦。
赫拉維希克文章的結論也正源于此：摧毀信任比建立信任容易得多，而如今的美國正處于信任消散的加速期。如果說布盧姆開啟了質疑大學的敘事方式，那么當今美國社會的質疑則演變成了一股塑造輿論的潮流。要理解這一切的根源，必須走入美國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心理之中。
首先，政治極化重塑了公民對公共機構的態度。在許多美國人眼中，媒體夸大其詞，政府效率低下，專家“脫離現實”，大學也自然難以獨善其身。那些原本應當維持社會理性的機構，在激烈的黨派化敘述中逐漸失去了正當性。大學被卷入關于言論自由、身份政治、種族議題，以及多元、平等和包容原則等領域的爭論，往往不是因為大學本身如何，而是因為社會需要一個象征性的戰場來投射自己的焦慮。
其次，經濟因素強化了公眾的不滿。過去20年，美國大學學費持續上漲，學生債臺高筑，一個年輕人背負幾十年貸款的新聞并不罕見。當大學從“改變命運的階梯”變成“無法償還的負擔”時，對上大學的信心自然動搖。人們開始質疑大學承諾的未來是否真實。教育與經濟回報之間的斷裂，讓信任的基礎出現裂紋。
最后，科技與就業市場的變動也深刻影響了大學的社會形象。人工智能（AI）與自動化重構職業結構，使大學學歷不再保證社會地位或生活的穩定。
但更深層的原因，還在于“后真相時代”的到來。人人都可以發聲、都可以發表自己所見的“事實”，社會不再依賴傳統意義上的知識權威。在這種語境中，“為什么要信任大學”“教授是否值得尊敬”成為反復被提及的問題。大學原有的“象牙塔”形象不再穩固，新的知識權威尚未建立，這種過渡時期形成了真空，而真空之中，懷疑最易滋長。
高教轉型的時代背景：今日之復雜遠超布盧姆時代
其實，不僅美國如此，世界范圍內的高等教育的遭遇也差不了多少。
在英國，學生對大學的滿意度10年來持續下降。相關調查顯示，學生越來越重視大學的“職業結果”與“價值回報”。在澳大利亞，大學因疫情后財政危機與國際學生驟減而大幅裁員，導致公眾質疑大學是否仍具有公共意義。在日本，長期萎縮的人口結構使大學招生危機日益嚴重，甚至出現地方私立大學大量關閉的現象。調查顯示，從2000年到2020年，日本至少有11所大學關閉、29所合并，而在此前的50年中僅有3所。
在歐洲大陸，多國高校因科研經費不足、教師待遇惡化，使公眾質疑大學治理能力。有報告指出，44%的歐洲高校在過去5年中經費持續偏低或減少，70%的高校將“經費不足”視為教學與學習提升的最大障礙。換句話說，全球各地的高等教育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信任動搖與結構性壓力。
在我看來，要理解現代高等教育為何如此艱難，還需把視野放到全球層面。事實上，如今的高教環境已經與布盧姆時代有了根本性差異。彼時的困惑，更多來自人文教育的內在焦慮，而今天的人們則必須面對科技革命、全球競爭和公共理性衰退所疊加的系統性復雜局面。
首先，全球已經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大學教育早已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大多數年輕人的選擇。當入學比例從20%躍升至60%、80%時，大學的角色自然發生變化。它不再是“選拔精英”的場所，而是“回應多元需求”的機構。期待大學像過去那樣保持純粹與深度，幾乎是不現實的。
其次，全球化重新塑造了高等教育的功能。在傳統社會，大學的使命主要是培養本國公民，推動本土知識生產和發展。而在全球化浪潮中，大學成為國家軟實力、科技創新和人才競爭的前沿陣地。大學不只是“文化機構”，更是國家戰略資源。
最后，數字化革命重構了知識結構。過去，大學是知識的“入口”；如今，互聯網和AI成為新的入口。一個青年不必進大學，也可以通過網絡學習編程、文學、哲學，也可以在社交媒體形成影響力。大學的壟斷地位被打破，且被迫面對一個更加開放、競爭激烈的知識生態。
此外，全球輿論環境的碎片化，使大學越來越難以維持公共正當性。過去存在一個相對統一的公共空間，而今日的公共輿論已被算法切割成無數信息繭房。大學作出的任何決策，都可能被即時放大、扭曲、對立化。在這種環境中，大學不但難以得到理解，更難以被公正評判。
因此，當布盧姆討論大學的問題時，他擔心的是思想世界的紛亂；而當今的人們在討論大學時，他們面對的是整個制度性環境的變化。大學今天所面臨的挑戰遠超知識內部危機，而是外部世界的全面重構。
人工智能時代的大學：為何仍不可替代
當AI以驚人的速度改變世界，“大學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成為新的討論焦點。但我以為，越是在這個技術迅猛演變的時代，大學的重要性越不容忽視。
從知識層面看，AI可以生成信息，卻無法驗證真偽。在大量虛假信息、半真半假的知識充斥網絡時，大學反而成為少數能提供“可信知識”的制度性機構。大學以方法論訓練、學術規范、同行評議和研究倫理維系知識秩序，讓社會不至于在真假之間迷失。
從能力層面看，大學培養的是判斷力、責任感和解釋力，而這些恰恰是AI無法替代的。一個社會如果缺乏判斷力，就會陷入“情緒統治”；缺乏責任感，就會陷入“技術冷漠”；缺乏解釋力，就無法理解世界的復雜性。大學通過跨學科訓練、人文教育和科學方法，使個體形成對世界的整體理解。
從創新層面看，大學仍是科技突破的前沿。從量子科技到生命科學，從新能源到AI本身，大部分原創性突破都來自大學實驗室。若沒有大學，科技創新將失去重要根基。
從人文維度看，大學具有社會反思功能。AI無法回答人類為何存在、制度應當如何運作、價值為何重要，而大學仍需承擔思考和討論這些問題的職責。在一個被算法推著走的時代，人類更需要大學這一價值引導與倫理討論的平臺。
因此，在AI時代，大學的重要性不是減弱了，而是更加凸顯。它不僅是技能的訓練場所，更是文明的自我修復機制。
世界視野中大學的公共使命：知識、創新與文明的守護者
站在全球高等教育的維度，大學的公共使命可以概括為3個層次，但更應通過敘述的方式理解其內核。
大學是文明的知識庫。不論是對歷史、科學、文學還是社會制度的理解，大學都承擔著保存、更新與傳播知識的職責。當社會陷入短期主義、碎片化和消費化時，大學必須站出來提醒人們：知識有深度，文明要沉淀，人類不能只活在當下。
大學也是未來的創新平臺。世界的發展從來都取決于知識突破，而非情緒的宣泄。無論是解決氣候危機、公共衛生問題，還是科技倫理議題，都需要大學作為跨學科合作的樞紐。大學不僅產生知識，更推動社會進行長期思考。
更重要的是，大學是價值與公共理性的守護者。在全球范圍內，大學往往是少數仍能堅持開放討論、自由辯論和追求真理的機構。在一個意見對立、利益沖突、信息極化的時代，大學所維護的公共空間，正是社會能否避免走向對立和混亂的關鍵。
因此，大學的公共使命并不是簡單的“培養人才”或“服務經濟”，而是維系文明延續的根基。它讓社會能夠記住過去、理解世界，并嘗試創造未來。
重建信任是一項文明工程
當今時代，高等教育失去了公眾信任，既是美國的問題，也是全球的問題；既是制度危機，也是文化危機；既是現實困境，也是敘事困境。
但正因如此，大學更需要以堅定而平和的聲音告訴社會，自己為何仍值得被信任。
大學存在的意義，從來不只是傳授知識，而是守護文明、維系理性、孕育創新。大學越是被質疑，社會越應當思考：一旦失去大學，我們將失去什么？失去知識的秩序、公共理性、跨代傳承與創新能力的社會，將不可避免走向短視、混亂與自我消耗。
因此，重建信任不只是大學的任務，更是整個社會的任務。大學需要改革，但改革不能以摧毀信任為代價；公眾需要批評大學，但批評不應落入憤世嫉俗與虛無。大學與社會之間，需要重新建立一種互相理解、共同承擔未來的關系。
信任大學，就是信任我們共同的未來。愿每一個關心文明走向的人，都能參與這項重建信任的文明工程。
《中國科學報》(2025-11-18 第3版 大學觀察)本文鏈接：高等教育，何以失去了公眾信任http://www.sq15.cn/show-11-284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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