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事航空事業已75個春秋，先后組織領導和參與過多種飛機的設計工作，為祖國的飛機空氣動力學、飛機設計和航空事業的發展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點成績。黨和人民給了我很多很高的榮譽。這榮譽應歸功于那些為振興中國航空事業默默奉獻、頑強奮斗的人們。
我1935年與母親、哥哥隨父親顧廷龍從蘇州來到北平，住在位于蔣家胡同3號院的族兄顧頡剛的住宅。顧頡剛是著名歷史學家，當時在燕京大學任教，我的父親協助他做了一些工作，包括禹貢學會和《禹貢》刊物的籌辦，以及《尚書文字合編》的編纂等。當時，我在燕京大學附屬小學讀書。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7月28日，日軍轟炸中國軍隊營地，轟炸機就從我家上空飛過。營地距離我家不遠，爆炸產生的火光和濃煙仿佛近在咫尺，家里的玻璃窗被沖擊波震得粉碎。目睹這一切后，年僅7歲的我萌生志愿：將來我要設計飛機，捍衛祖國的領空。
又過了兩年，父親應邀參與創辦上海市私立合眾圖書館，我們舉家來到上海，入住圖書館籌備處，后又搬遷至長樂路新建的合眾圖書館。直至大學畢業，我一直住在那里。合眾圖書館的館藏書籍和刊物中，我最感興趣的是清末民初翻譯出版的三角、幾何等書籍以及科學畫報。在圖書館的經歷，使我養成了熱愛讀書、善用資料的習慣，受用終身。
父親本來希望我繼承他的事業，曾嘗試過要我在傳統文化上下功夫。他拿諸如《綱鑒易知錄》一類的史書讓我讀，還借些清代翰林以工筆小楷抄錄的詩詞讓我臨摹。可是，我的字怎么也寫不好，那些史書也讀不進去，而是偏愛理工科，父親后來也就由著我了。但是父親限定我寒暑假每天上午必須得寫一篇大楷、一篇小楷，讓我不要離中國文化太遠。
在上海的成長，一是靠書，看書開闊眼界。二是靠同學激勵，向他們學習，這使得我有了更多的活動空間。第三就是能動手，會使用一些工具，知道怎么做航模。
還在讀小學時，讀中學的哥哥把在學校做好的滑翔機模型拿回家里。天空中翱翔的飛機模型深深吸引了我，后來我便與哥哥一起制作。10歲那年，叔叔送給我一架桿身航模作為生日禮物。見我十分喜歡，父親不久后以當時幾乎可以買一袋米的錢，給我買了一架艙身航模。自此，我開啟了從玩航模到獻身航空的成長道路。
那時，從上海開明書店贈給父親的書中，我讀到一本對我一生都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傳記，是蘇聯飛機設計師雅科夫列夫所寫的《一個飛機設計師的故事》。在這本書中，雅科夫列夫敘述了自己從少年時代對工程技術發生興趣到后來制造滑翔機，再到設計和生產輕型戰機，最后成長為著名飛機設計師的過程。雅科夫列夫的事跡給了我很大鼓舞，后來，我又幾次重讀這本書，并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沈陽飛機設計研究所總設計師時，把此書推薦給剛進所里的大學生，希望更多有志青年成為雅科夫列夫那樣杰出的飛機設計師。
1947年，我高中畢業，考取了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和交通大學，報考的都是航空工程系。最終，我選擇了上海的交大。哥哥在1939年不幸早逝，全家悲痛至極，我成了家中的獨子，母親因此不愿我離開上海。
大學畢業后，本來學校想要我留校當助教，但因新中國初創航空工業，上級決定，當年的航空系畢業生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組建的航空工業系統，即日赴北京報到。母親舍不得我走，父親卻支持我去。我被分配到航空工業局（四局），在四局駐京辦事處辦好報到手續后，便來到沈陽。從此，一干就是幾十年。作為家中獨子，多年在外，沒有盡到孝心，心有愧疚。
1956年，中國航空工業歷史上第一個專業飛機設計機構——沈陽飛機設計室成立，我擔任氣動組組長，參加我國第一架噴氣式亞聲速教練機——殲教—1飛機的設計研制，我負責氣動力設計。在那之前，中國制造的飛機都是從蘇聯引進、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按照蘇聯圖紙原樣復制，對設計無權進行任何改動。我和航空界老前輩都認為，仿制而不自行設計，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我們沒有任何主動權。我們必須設計中國人自己的飛機。
我們在學校學的都是螺旋槳飛機，設計室和國內航空學界的前輩對于噴氣式飛機的設計也都沒有經驗。我只有通過各種渠道搜集海外的技術資料、書刊、研究報告，買描圖紙、三角板、曲線板，把有關的圖都描下來，把有價值的信息全部裝進頭腦中，再結合實際課題思考、分析與計算。
經過努力，確定殲教—1氣動參數的任務終于完成。殲教—1飛機從1956年10月開始設計到1958年7月首飛成功，只用了一年零九個月的時間，其速度之快，在發達國家也屬罕見。這架飛機雖然沒有能夠裝備部隊，但通過這架飛機的設計制造，鍛煉了新中國自己的飛機設計隊伍，積累了寶貴的飛機設計經驗。
1961年，國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簡稱“601所”）在沈陽成立，我是氣動室工程師，接到的任務是參加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新型噴氣式殲擊機之一米格—21的摸透工作。1964年，隨著工作進展，上級認為經過仿制、摸透以后，可以把重點轉移到自行設計上了。殲—8飛機由此開始研制。
殲—8飛機進入設計時，我是601所副總設計師、技術辦公室成員，分管氣動布局方面。飛機設計是一個反復迭代、逐次逼近的過程。在研制、設計工作中，需要總體、氣動、強度、動力等各方面密切配合、多次協調，才能達到設計要求。在“雙發動機”“機頭進氣”等關鍵問題確定以后，開始進入詳細設計前的方案評審和木質樣機審查，到1965年底，開始了殲—8零批飛機試制的準備工作。
1968年6、7月間，殲—8試驗機01、02架相繼總裝完畢。1969年7月5日，殲—8飛機實現首飛，自此結束了我國不能自行研制高空高速殲擊機的歷史。
首飛成功，大家當然很高興。但我知道，這對于飛機研制的飛行試驗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還有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事實上，殲—8上天后不久，就遇到了強烈的跨聲速抖振。按照飛行員的說法，振得就像舊公共汽車一樣，在空中這種險境很難想象。
從1972年開始，我擔負起殲—8飛機總設計師的重擔，1978年被任命為601所總設計師兼副所長。這一段時間里，殲—8的研制、試飛和設計定型始終是我工作的重中之重。我擔心遺留問題掛賬太多，難以通過定型審查，決定再加把勁，把抖振等問題徹底解決。
在地面試驗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要解決抖振就得靠試飛。每當想一個新招，飛了不成，再換一招，還想飛飛看的時候，心里總有些發怵，這是叫人家冒生命危險啊。試飛員鹿鳴東仿佛看出了我的顧慮，他開誠布公地跟我說：“生死觀的問題，對試飛員來說是早已解決的問題，你不要為我擔心。只要有可能排振，我都愿意干。”這樣一席話，讓我看到了鹿鳴東的崇高思想境界，他也成為我學習的榜樣。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群為了保衛祖國甘愿奉獻的人，我們的航空事業才能在艱難中不斷前行。
在試驗和爭論得不出結論的情況下，我提出自己上天去觀察，乘鹿鳴東駕駛的殲教—6飛機上天，到空中跟隨并觀察殲—8。
為了準備，按照規定要進行身體檢查。檢查的結果，認為我營養狀況尚可，還要再吃上一個月的空勤灶。當時，我不敢讓愛人江澤菲知道，為了不讓她起疑心，我照常在家吃飯，晚上的空勤灶沒有敢去吃。
我們在飛機上貼上紅色毛線條，在空中觀察氣流干擾情況，遠遠看去飛機仿佛穿了一條紅裙子。飛下來一檢查，后機身最大寬度以后的一些地方，毛線條都斷了，說明這里是氣流分離的嚴重區域。于是在這個部位加整流罩。再飛下來，飛行員很滿意，振動問題基本解決了。最后成批生產的殲—8和以后的殲—8Ⅱ都是后機身尾段加裝了整流罩，尾錐也切掉了。
1979年底，殲—8白天型飛機設計定型大會召開。會開完后，大家在食堂聚餐，我一般不喝酒，但那一天，我喝醉了。1985年7月，殲—8全天候型設計定型，前前后后經歷了21個寒暑春秋。1985年，殲—8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我還主持了殲—8Ⅱ的設計工作，2000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1986年，我來到北京的航空工業科技委工作，工作重點轉到了航空科技工業發展戰略研究方面，參與了多項國家重大項目決策，為航空裝備的體系建設等建言獻策，在多個研制項目中擔任技術顧問、專家組負責人或成員。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離開航空事業。隨時了解航空事業的進展，是我的晚年之樂。國產大飛機C919首飛就是看的電視直播，大飛機一下子起來了，不容易啊！
我國老一輩科技專家都出生在積弱積貧的舊中國，受盡帝國主義的欺壓，因此都有強烈的鉆研科學技術、振興中華的愿望，他們都熱愛祖國、殷切期盼國家強盛，他們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現在，年輕一代已經成為我們建成航空強國的主要力量。我想對年輕人說，心中要有國家，要永遠把國家放在第一位，奮發圖強，為我國國防和航空工業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對科技人員來說，必須堅持不懈地鉆研業務和發揚不斷進取的精神。現在科學技術發展迅速，不學習就跟不上形勢的變化。只有勤奮好學、博采眾長，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創造新的成就，攀登新的高峰。
（徐瑞哲整理）
（原題：設計自己的飛機，保衛祖國的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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