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木勤第一次真切意識到科學研究的“成本問題”。
當時,她打算做一個某種油脂對神經退行性疾病的功效驗證實驗。當她將實驗計劃告訴企業時,對方支持她的想法,但也提醒她要“控制成本”,因為實驗要使用大量小白鼠,而一只實驗用轉基因小白鼠的成本就達到千元甚至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那時的木勤并不是這家企業的研究人員,而只是江南大學食品學院(以下簡稱食品學院)一名研一學生。獲得企業支持后,她還將這項研究作為自己的畢業論文研究課題。
在食品學院,像木勤這樣把企業課題作為自己研究生課題的學生還有很多。他們之所以能夠和企業產生這樣的聯系,依賴于該學院探索出的“入駐式”研究生協同培養模式。
自然產生的“校企聯合”
顧名思義,所謂“入駐式”就是突破校企傳統合作中的地域與周期限制,將企業研發中心直接“搬”進校園,而食品學院做這項工作有著天然優勢。
“食品行業‘安全至上、實踐為王’的特質,決定了我們在科研、人才培養方面必須扎根產業一線。”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食品學院院長孫秀蘭表示,在傳統合作模式下,無論是研究團隊前往企業,還是企業派員來校,從預約到落實通常需要兩周以上時間,這種溝通效率已無法適應當前科技創新的快節奏需求。
“我們通過將研發中心設在校園內,讓企業根據研發需求隨時與師生交流,同時也能充分利用學校的儀器平臺、圖書館和智庫資源,為企業創新提供更好的支持。”孫秀蘭說。
位于河北的一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一然生物)就是這樣與遠在江蘇的食品學院結緣的。
作為一家專注益生菌、乳酸菌科研及產業化的高新技術企業,早在2016年前后,一然生物就與食品學院簽訂產業項目合約。彼時,雙方的合作金額只有約百萬元;而到2019年前后,雙方每年的合作金額已達300萬元。
“今年,我們又深化了合作,借助學院在菌株發酵和藥食同源方面的研究優勢,我們希望進一步開發相關應用。”一然生物技術負責人孫新凱說,這項合作的金額已經達到每年500萬元。
據孫秀蘭介紹,以董事會機制為紐帶,像一然生物這樣與食品學院產生緊密聯系的企業,全國已經超過200家,覆蓋國內80%以上大中型食品企業。近5年,學院累計引入企業的橫向經費達到15.4億元,超過科研總經費的50%。
在這樣的科研合作中,針對研究生的校企聯合培養應運而生。
先“立地”,再“頂天”
木勤所選擇的研究課題,其實是她的導師與國內一家企業合作開展的研究項目的一部分。
“我剛入學時,導師就與國內一家企業聯合,針對食用油的某些功能性作用研發新產品,但該產品需要一些功能性驗證,導師便將這項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交給我。”木勤說。
事實上,這也是該院很多研究生獲得“企業級”研究項目的主要來源。
在食品學院研究員陳龍的印象中,學院辦公室有一部用來接聽企業科技咨詢與對接合作需求的電話,幾乎每天都會響個不停。
“每聲鈴聲背后,既是企業龐大的科技訴求,也是校企合作的廣闊空間;對于研究生而言,則意味著一座巨大的科研課題‘選材庫’。”陳龍告訴《中國科學報》,在傳統科研模式下,導師的科研和教學往往會陷入“從書本到書本”的循環中——導師主要通過翻閱文獻尋找課題,學生則依據查找資料完成課題。這導致科研與產業長期脫節。
“企業就像問題的提出者,我們則扮演‘提煉者’,將問題剖析、提煉成具有科學價值的課題,再拆解成可供研究生具體操作的子課題。研究生則通過深入研究,形成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并反饋給企業。如此一來,便形成了一個完整‘閉環’。”
陳龍將這種模式概括為“立地頂天”。
他解釋說,“立地”是“頂天”的堅實根基與必要前提,只有先“立地”扎根產業一線的真實需求,才能為開創性科研工作奠定基礎。這種‘需求驅動’的科研范式,既可以確保研究工作緊跟前沿領域,又能實現學術探索與產業升級的緊密結合。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配合這種人才培養模式,食品學院也在評價機制上將成果轉化、企業認可度納入研究生核心評價指標。2020年以來,該校研究生授權發明專利1500余項,成果轉化金額達到8億元。這一數字較改革前增長210%。
“我們不再只看論文影響因子,而是更關注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孫秀蘭說。
“提前在企業里入職”
對于孫秀蘭口中的“解決實際問題”,企業和學生都有更深入的理解。
由于研究課題直接來自企業,木勤這幾年與企業從沒有斷過聯系。“我每個月都要向企業匯報研究進展,他們也會給我很多建議,甚至專門指派技術人員對接我的項目,幾乎相當于我的‘企業導師’。”
在木勤看來,這種感覺有點像“提前在企業里入職”。
在這一過程中,學生了解了真實的企業科研,企業也會根據學生的優劣勢,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指導。
在工作中,孫新凱接觸和指導了很多研究生。據他觀察,這些學生往往存在一個共同問題——他們會認真執行導師分配的項目,并把它們完成得很好,卻從不會考慮為什么要做這個項目,以及這個項目究竟要解決什么問題。
“這是一個需要引起關注的現象。”孫新凱說,否則,這些學生進入企業后很可能無法“先拋出問題,再想問題”,而企業發展是不能永遠維持現狀的,“這將成為他們科研工作的短板”。
為此,在應校方邀請幫助研究生進行課題立項時,孫新凱往往會要求這些研究生做一件事——不搜索任何與立項課題有關的科研進展,而是搜索相關行業目前存在的弊端和不足,以及是否有產品或研究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如果有了問題的解決方案,你的研究就沒有任何意義。”他說,這可以被理解為尋找相關領域的創新點,有創新點的研究才值得推進。但即便有創新點,也不一定符合實際需求,因為還要考慮市場的接受度。“所以,我還會建議他們做市場調研,真正了解市場的接納度。”
對此,孫秀蘭表示,這些都是企業最為關注的,卻恰恰是以往的研究生科研立項中最容易被忽視的。
作為學生,木勤也感覺到校企在面對科研項目時關注點并不相同。
“老師會更關注課題方案的‘價值’層面,而企業會更注重最終能否量產、是否穩定,以及成本問題……”木勤說,在這兩方面的指導下,“我最大的改變就是從學習者變成解決問題者”。
“我們培養的學生,即便是研究生,絕大部分最終也要投身企業,不管是做研發、銷售還是品控,都要和產業直接接觸,這就需要他們具備一定的‘產業素質’,而至少在現階段,校內教師往往難以‘保質保量’幫助學生提升這種素質。”孫秀蘭表示,“入駐式”研究生協同培養模式的最大優勢在于學生可以在接觸企業真實科研需求的同時,于潛移默化中形成這種“產業素質”。
“從這個角度說,這種深度融合機制為推動產業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新范式,也為創新人才培養開辟了新路徑。”孫秀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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