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瑾（天職國際金融咨詢合伙人，武漢大學和對外經貿大學專業研究生校外導師）
“十五五”時期，中國金融業將行駛于歷史性變革的關鍵交匯點。宏觀經濟的引擎悄然換擋，科技浪潮滾滾而來，深層社會結構的轉型日益凸顯，疊加國際舞臺上的波譎云詭，都在重塑著行業發展的脈絡與方向。
由簡單跟隨擴張轉為支持經濟結構優化
從宏觀環境看，我國經濟增長引擎已發生結構性變化，消費新勢能正孕育而出。
具體而言，國際貿易摩擦疊加地緣政治風險構成顯著壓力，外貿高增長時代遭遇阻力；投資引擎也面臨邊際效應遞減的困擾，中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67%，地方政府債務約束對傳統基建投資的增長路徑形成一定擠壓。
居民消費方面，增長動能正在轉換。居民消費呈現多點開花局面，健康醫療、文化旅游、數字內容與體驗式服務等新興消費類別快速擴張，綠色低碳消費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并引領新潮流。同時，縣域經濟與下沉市場釋放巨大潛能，正在成為拓展國內消費的戰略性支點。
因此，中國金融業需主動變革。金融機構也需主動適應新變化，由簡單跟隨擴張轉為支持經濟結構優化。譬如，對于先進制造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需構建專業化的中長期融資支撐體系；積極開拓跨境金融服務，以高質量金融服務為外需突圍保駕護航；在消費金融領域，應重點布局場景化、智能化服務，提升對綠色消費、縣域經濟的精準適配能力。
資金投放前瞻性配置成關鍵
進一步觀察產業結構，行業迭代并購提速、資金投放前瞻性配置成關鍵。
部分傳統領域供需失衡，行業深度整合將成為常態。同時，新興產業如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正處于初創企業洗牌與龍頭整合的關鍵階段，但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也蘊含著巨大的“結構性機遇”。
把握“結構性機遇”的核心在于新舊動能有序更迭，因此，投資與信貸資源配置應更具前瞻性與靈活性。
金融機構一方面要強化對并購重組活動的資本支持，為產業整合提供專業化的金融服務方案；另一方面應動態優化信貸與投資結構，加大對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戰略性傾斜。同時也要積極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聯動機制，推動資本更高效服務于科創企業的全周期成長路徑。
居民財富配置向多元金融資產轉換
2017年新出生人口到達頂峰后快速下滑，2022年開始總人口出現負增長，人口拐點已經到來。
伴隨適婚適育人口數量持續減少，生育率走低。與此同時，老齡化進程卻明顯提速，老年撫養系數不斷攀升，給整個社會帶來系統性挑戰。
人口結構的變化也讓養老金融迎來戰略機遇期。隨著個人養老金賬戶制度的試點和推廣，第三支柱養老保險制度加速完善，為養老金融市場帶來巨大增量空間。
圍繞個人養老金賬戶體系建設，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保險機構與基金公司既面臨著競爭挑戰，也孕育著廣闊的協同互補發展前景。同時，專屬養老金融產品（如養老理財、養老目標基金、專屬保險與住房反向抵押養老等新型模式）需求呈現快速上升態勢。養老生態產業鏈（養老社區、健康管理、長期護理等）也蘊含豐富的融資與投資機會。
隨之而來的是，財富管理市場深度重構。居民財富配置正由單一房產資產向多元金融資產轉換，財富保值增值預期趨于謹慎與理性。財富管理機構的核心競爭力體現在能否提供穩健可靠、契合全生命周期與風險特征的資產配置服務。
面向不同客群的家族辦公室、私人銀行、中產理財、普惠金融等多元化大財富管理模式出現分化。廣大客群的需要使得財富管理服務持續下沉，有效滿足縣域及農村地區居民日益增長的理財需求。
把握穩經濟政策的機會
在經濟政策上，財政、貨幣政策也出現重大調整。
在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下，產業、稅收、資金、投資、消費等領域的刺激措施將不斷出臺。
在經濟政策大調整的背景下，金融機構在應對利率下行的過程中，將結合國際經驗及中國實踐來探索中國式穿越周期的策略。
例如，利率下行挑戰息差和利差損管理。銀行息差空間持續承壓，過度依賴傳統信貸利息收入的盈利模式面臨嚴峻挑戰。保險利差損風險積聚，需要采用多管齊下的措施來化解。
資產負債匹配壓力陡增。在長期低利率環境下，負債成本顯現剛性特征，保險等機構“長錢短配”風險需要提前布局管理；資產負債的久期與風險匹配難度顯著提升。
“耐心資本”加快入市。伴隨長期資金入市制度完善，社保基金、保險資金、年金以及各類產業資本等“耐心資本”在市場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資本市場深度改革持續深化，全面注冊制推動市場估值體系重構。
對于這些變化，金融機構要順勢而為，應對利率下行的影響，把握經濟刺激政策的機會。譬如，需堅定推動非利息收入增長（重點布局財富管理、投行業務等），優化收入結構韌性；主動提升資產負債精細化與動態化管理水平，有效應對利率風險與市場波動；把握“耐心資本”入市重要窗口，提升主動管理能力與中長期價值挖掘能力。
重點關注場景落地和應用效果
從長遠看，大模型加速迭代，AI將重塑金融行業，尤其是普惠金融格局。
云計算、大數據成本持續走低，以DeepSeek為代表的開源大模型技術將加速迭代，并使得應用門檻持續大幅下降。人工智能技術正從大型金融機構擴散至區域中小金融機構，推動技術紅利普遍覆蓋與共享。
競爭壓力使得行業積極擁抱新技術，并重點關注場景落地和應用效果。如，金融機構智能風控能力將顯著躍升、金融服務體驗將革命性提升、運營效率將發生質變等。
科技將成為破局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關鍵力量，通過大幅降低服務成本、提高運營效率與拓展服務半徑，最終顯著提升服務可得性與滿意度。中小金融機構會積極擁抱“平臺+生態”模式，接入外部技術平臺能力實現彎道超車。
加速新時期跨境金融體系成型
在跨境金融上，新一輪高質量產業出海，金融伴隨的挑戰與機遇并存。
目前，“走出去”主體結構從資源導向型逐步向技術品牌驅動的“專精特新”企業轉型，以新能源汽車為典型代表的“綠色制造”與跨境電商等新業態在國際競爭中正搶占優勢地位。部分集群式產業鏈正實現整體性海外布局。
隨著產業的加速出海，金融服務的伴隨式國際化加速了新時期跨境金融體系的成型。金融機構區域布局日益多元化，服務類型高度專業化，并圍繞項目融資、供應鏈金融、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以及海外并購等環節提供全鏈條支持。
此外，金融機構數字化能力建設穩步增強，通過跨平臺協同提高跨境資金流動透明度與結算效率。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企業貿易結算和全球資金管理的需要，匯率和流動性風險管理上升為金融機構國際業務的核心競爭要素之一。金融機構需構建涵蓋匯率和流動性風險識別、計量、對沖以及持續監控的全流程體系，并增強數字化工具賦能以提高風險響應的精準性與效率。
推動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防控關口前移
面對上述種種，金融監管政策以“回歸本源”與“風險防控”為導向，“四早”機制逐步建立。
“十五五”期間，“回歸本源、服務實體”成為金融監管政策的核心邏輯，尤其聚焦金融服務科技創新、綠色發展與普惠重點領域，金融體系的差異化功能定位更為強化。
在經濟增長換擋的關鍵時期，既要妥善化解過去高增長期累積的金融風險，也要防止新增風險的產生，金融監管要在發展中去解決問題。
高風險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及處置路徑日益清晰規范，金融監管亦將穩步推進“問題公司”和“邊緣公司”的風險處置與化解。
依托監管科技，監管機構將逐步構建“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的“四早”機制，并推動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防控關口前移。
“馬太效應”加劇存量整合開啟
在此背景下，金融領域馬太效應進一步凸顯。頭部金融機構依托其品牌效應、資本實力、科技投入規模以及綜合服務平臺優勢，持續擴大市場份額。中小金融機構的市場份額和生存空間面臨更強的擠壓。
行業結構性分化加速。部分中小金融機構失去存在的價值，會發生并購重組，甚至退出市場。金融監管機構將推動問題公司的破產程序，收回牌照，警示市場。部分經營不善、缺乏核心稟賦的金融機構，將通過市場化并購重組或有序退出機制實現行業自然汰劣。
區域性中小機構戰略定位面臨重新思考，要么深度融入大型金融集團生態實現戰略轉型，要么聚焦深耕特定利基市場。
行業集中度提升客觀上有利于監管資源的集中優化配置，整體系統抗壓韌性有望進一步增強。
從擴表競賽轉向差異化經營競爭
整體而言，金融機構的競爭邏輯和策略已從擴表競賽轉向差異化經營改變。
“以量取勝”的慣性經營模式和傳統線性擴張策略漸行漸遠，追求“結構優化”與“內涵式發展”成為金融機構的戰略方向。通過降低資本消耗、聚焦核心能力等舉措，提升資產價值收益構成金融機構主要任務目標。
面向差異化的核心資源稟賦，打造核心能力，基于清晰功能定位的戰略規劃，是未來五年金融機構生存發展之關鍵。對于不同類型和不同規模的金融機構，差異化的戰略模式和經營模式將是獲得競爭優勢的關鍵。
在這場深刻轉型中，差異化競爭與模式創新已成核心生存法則。唯有洞察趨勢、勇于突破傳統思維邊界、鍛造獨特稟賦優勢的機構，才能在這場變局中為經濟結構深度優化貢獻金融智慧與力量。未來不屬于簡單的跟隨者，而屬于變革路上的領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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