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郭聰聰 北京報道
當穩定幣、去中心化等新概念在資本市場掀起熱潮時，其特有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特征正被不法分子惡意利用，逐漸演變為跨境非法換匯的新型通道。
近期多地司法機關披露的案件顯示，以泰達幣（USDT）為代表的虛擬貨幣正在淪為跨境“對敲”（非法跨境匯兌）的核心工具，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涉案金額普遍高達上億元，個別案件交易流水甚至突破百億元規模。
“這類非法換匯機構已形成多層次的盈利模式。”廣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曾杰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指出，其核心盈利渠道可歸納為三大板塊：一是基礎交易手續費收入；二是虛擬貨幣買賣過程中的價差收益；最重要的是通過"低買高賣"策略實施的雙向套利操作。
虛擬貨幣加持下的“對敲”升級
在傳統 “對敲” 模式的基礎上，虛擬貨幣的介入進一步增強了非法換匯的隱蔽性，使得這類高額跨境匯兌案件的涉案金額愈發龐大。
2025年3月，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宣判的一起虛擬貨幣非法換匯案便頗具代表性。該案中，楊某、徐某等人通過操作空殼公司賬戶，參與非法買賣外匯的金額高達65億元，在其背后是一條成熟運轉的跨境資金非法流動鏈條。
時間回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陳女士因需給海外的女兒匯款，卻受限于我國每人每年5萬美元的外匯額度，于是輾轉聯系上一家境外“換匯公司”。按照對方指示，陳女士將人民幣匯入國內A公司的賬戶，不久后，其女兒的境外賬戶便收到了等值的外匯，而該 “換匯公司” 從中收取了一定比例的手續費作為報酬。
值得注意的是，A 公司正是犯罪團伙在國內設立的空殼公司之一。長期以來，該犯罪團伙在境外以 “代收代付” 的名義，通過跨境“對敲”的方式，為境內外有外幣與人民幣兌換需求的客戶提供非法匯兌服務。
這種 “對敲” 機制的運作邏輯十分明確：境內客戶支付人民幣至指定賬戶，境外團伙同步從海外賬戶劃轉外匯至客戶境外賬戶。兩筆資金在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完成單向循環，全程不發生直接的匯兌交易，從而將本應處于監管之下的外匯交易分割成兩段獨立操作，以此逃避監管。
北京市東城區檢察院披露的案例也呈現了類似的操作路徑。2022年，王女士計劃給在境外工作的兒子匯出50萬美元用于購置房產，由于正規渠道需提供合規證明材料，她選擇了非法換匯渠道。具體流程為：國內個人賬戶接收王女士的人民幣后，境外團伙通過虛擬貨幣交易將資金兌換成美元，再劃轉至王女士兒子的境外賬戶。
此類操作中，犯罪團伙通常向客戶收取1%至3%不等的高額手續費，遠高于銀行正規渠道，但由于此類交易具有“免證明材料”“快速到賬”等特點，仍然成為部分急需跨境資金轉移人士的“首選”。以王女士的案例為例，其50萬美元的換匯需求，按照目前7.17的匯率計算，犯罪團伙通過收取手續費可獲利約3.6萬至10.8萬元人民幣。
從司法文書來看，此類犯罪已形成專業化分工。以上海市徐某案為例，其同伙楊某在境外負責招攬客戶、調配外匯資金，而徐某在境內管理著 17 家空殼公司的對公賬戶，日均處理的資金流水超過千萬元，分工明確且協作緊密，使得非法換匯網絡得以高效運轉。
暴利誘惑：虛擬貨幣的“套利密碼”
虛擬貨幣之所以能成為非法換匯活動的 “寵兒”，背后最核心的驅動力無疑是巨額利益的誘惑，而其自身特性也為這類違法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
重慶市渝北區法院公布的案例，就直觀展現了其中的暴利空間。2018年初，何某在某虛擬貨幣交易平臺注冊成為 “商戶”，專門從事泰達幣（USDT）與人民幣之間的兌換交易。案情通報顯示，該交易平臺的自選交易區中，不同商戶在收款渠道、交易額度和交易價格上存在差異，其中收購 USDT 的價格主要集中在6.85元左右，出售價格則多為7元左右。這意味著每交易一枚 USDT，至少能賺取0.15 元左右的差價；若遇到行情劇烈波動，差價還會進一步擴大，有時甚至能以7.5元的價格出售，利潤空間隨之激增。
憑借這種低買高賣的模式，再加上交易規模的持續擴大，何某不僅投入自有資金，還吸納他人資金參與兌換業務，涉案總額高達6.09億元。這些資金在他控制的賬戶間快速流轉，形成了一條龐大的非法資金鏈。截至2019年5月，其控制的銀行賬戶累計交易流水已達140億余元，個人非法獲利477萬元。
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 2022年6月的判決，同樣印證了虛擬貨幣在非法換匯中的高頻使用。
2018年1月起，犯罪團伙陳某、王某、郭某等人搭建非法匯兌網站，通過境外賬戶收取新臺幣、境內賬戶支付人民幣的方式進行外匯買賣牟利，非法經營數額總計達2.2億余元。其中，被告人郭某負責架設并維護該非法匯兌網站的運行，范某等人則利用其控制的境內交易平臺賬戶，以泰達幣為媒介，協助陳某等人完成人民幣與新臺幣的非法匯兌，涉及金額達4000余萬元。在這過程中，虛擬貨幣的介入，讓原本需要直接對接的跨境貨幣兌換被拆解為境內外的虛擬幣交易，進一步隱蔽了資金流向。
曾杰向本報記者詳細解析了其中的運作模式：“虛擬幣在換匯過程中充當價值轉換媒介的角色。典型的地下錢莊運作為例，在收到客戶美金后，錢莊會用這筆資金購買等值的穩定幣，隨后在國內交易平臺將穩定幣出售換取人民幣，最終轉入客戶的國內賬戶。”曾杰指出，“虛擬幣具有互聯網傳輸、全球認可度高、價值公開三大特性，卻在無意中，也成為了非法換匯的理想中介工具。”
在談及盈利模式時，曾杰指出：“這種地下錢莊的利潤來源具有多重性。首先是最基礎的交易手續費，收費標準存在浮動空間，但通常維持在100美元收取1元人民幣的水平；其次是在虛擬貨幣買賣過程中產生的價差收益；更重要的是，錢莊往往會采取‘低買高賣’的雙向套利策略。”他進一步解釋道，“比如從普通客戶處以較低匯率收購美元后，再以更高價格轉手賣給有特殊需求的客戶群體（如涉嫌詐騙的團伙），通過這種雙向交易中的匯率差和手續費疊加，構成了完整的盈利鏈條。”
曾杰表示，對于普通民眾而言，虛擬幣非法換匯看似提供了“便利”，實則暗藏巨大風險。首先，此類交易完全脫離監管體系，一旦發生糾紛或詐騙，參與者難以通過正規渠道維權；其次，參與非法換匯的個人也可能被追究法律責任；最重要的是，這種行為助長了非法資金跨境流動，對國家金融安全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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