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一份由宗慶后愛女宗馥莉署名的辭職信在網絡流傳，旋即引發外界對娃哈哈控制權的熱議。
經過其后數天輿情發酵，娃哈哈集團官網最終在7月22日發布聲明稱：“為確保公司的平穩健康發展，經各股東友好協商，宗馥莉女士決定繼續履行娃哈哈集團的相關管理職責”。
娃哈哈的宗馥莉時代，就此開啟。
然而“辭職風波”一年后，宗馥莉卻遇到了輿論場上的更大考驗。
綜合近日媒體報道，宗繼昌等三名自稱宗慶后子女的美國籍人士，已向香港高等法院遞交起訴狀，追索宗慶后生前承諾的每人7億美元（合計21億美元）信托權益，并申請針對宗馥莉處置信托資產的臨時禁令。
這場家事官司最令人唏噓之處，恐怕是將娃哈哈創始人宗慶后重新推向了輿論風口浪尖。
隨著關于個人生活的新信息曝光，宗慶后曾經光彩奪目的公眾形象正在褪色。
輿論羅生門
根據媒體報道，三名原告均與娃哈哈集團前核心高管杜建英有密切關系。
這位浙大高材生曾是宗慶后得力助手，1991年加入娃哈哈后長期在總經辦任職，被視為公司“內當家”，深度參與了娃哈哈兼并國營大廠、引進外資、技術改造、全國建廠等戰略動作，并曾任集團黨委書記。
對于這三個兒女，宗慶后晚年據稱曾在非公開場合承認了其存在，并口頭承諾"不會虧待" ，上文提到的巨額海外信托，即為此目的而設立。
宗慶后胞弟宗澤后近日也向媒體明確表態稱，不存在其他未公開的兄妹：“只有杜（建英）這三個，如果有的話到現在還不跳出來爭一口？杜這三個我們其他兄弟姐妹都知道”。
事實上，除了爭議焦點的海外信托，杜建英及其作為監護人的子女，在宗慶后生前已經在娃哈哈產業版圖上擁有相當份額。
有媒體透露，名義上已淡出娃哈哈的杜建英，通過其境內外投資平臺繼續控制著陜西娃哈哈乳品、沈陽娃哈哈榮泰食品等十余家供應鏈上的重要工廠，相關資產年利潤貢獻超億元，宗繼昌等原告也多次出現在上述機構高管名單中。
宗馥莉正式掌舵娃哈哈集團后，一面鐵腕推行集團內部的部門精簡和人員優化，另一方面，對包括杜建英及宗慶后其他親屬所掌握的體外關聯業務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清理。
這種被宗氏家族長輩斥為“不厚道”的做法，無疑觸動了盤根錯節的既有利益，激化了潛藏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媒體查詢獲得的法律文書，可知原告方早在去年12月30日就已經遞交起訴狀。
正是在宗馥莉據稱拍板關停杜系關聯工廠前后。
根據目前報道，對于原告方面的信托權益主張，宗馥莉律師團隊予以全盤否認，并出示了一份宗慶后2020年訂立的遺囑，寫明“所有境外資產由宗馥莉一人繼承”。
在法庭角力半年之久，相持不下的雙方最終或主動或被動，將戰火延燒到了輿論場。
正是在輿論場中，宗慶后遺產糾葛，迅速分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版本。
支持宗馥莉的聲音將她塑造為"乘風破浪的大女主"：從小目睹父親復雜的感情經歷和母親的委曲求全，成年后一步一個腳印將自己磨礪為商界女強人，父親去世后將娃哈哈業績重新帶上高峰，自己也成為新的中國女首富，卻突然又被拖進上一輩人情感糾葛的漩渦。
這種敘事，無疑試圖喚起公眾樸素道德觀念中對婚生子女繼承權的天然認同。"宗馥莉才是合法的婚生女，憑什么要和私生子分家產？"成為這一陣營的核心話術。
而為三名美籍子女辯護的聲音，則描繪了另一幅全然不同的悲情故事：杜建英作為娃哈哈元老，可以說與宗慶后共同打下了娃哈哈的江山，對企業發展居功至偉，出于顧全大局的考慮，她和她的子女長期“沒名沒份”，在宗慶后身后理應獲得相應的補償，宗馥莉違背父親苦心安排，才導致了今天的紛爭。
這種論調，暗含對傳統道德觀念中"子不言父過"這一原則的認同，認為當一家之主對于財產分配有了明確的決定，嫡子嫡女應當遵從其愿望。
羅生門式的平行敘事，讓宗慶后個人生活的真相變得愈加撲朔迷離。
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宗慶后在公眾心目中專情發妻、疼愛獨女的經典中國式父親形象，已經一去不復返。
令人擔憂的是，當雙方不約而同訴諸悲情敘事，為自己爭取同情與支持，這種策略卻正在擴大而非彌合輿論場上的分歧。
且看各大社交媒體，支持不同立場的網民已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有人慷慨激昂地斷言，私生子繼承權被承認將使婚姻制度失去意義，也有人直接以民法典為依據，強調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在繼承遺產時本就一律平等。
不過無論何種價值站位，恐怕議論者都有著同樣的失望：那個曾強調“超過1000萬的財富都應該屬于社會”，被許多企業家和普通人尊敬乃至愛戴的平民首富，原來真實個人生活是如此的復雜。
從八十年代承包校辦企業開始，宗慶后用三十多年時間締造了娃哈哈這一國民品牌。在那個外資品牌大舉進入中國市場的年代，娃哈哈與達能的合資風波更讓他成為"抵御外資并購、守護民族品牌"的代表人物。普通消費者或許不太了解復雜的商業博弈，但他們牢牢記住了樸實無華、善待員工、對國家民族充滿熱忱的宗慶后形象，他去世后社會各界的自發紀念即為明證。
正因如此，我們尤其需要警惕一些別有用心的聲音，借此事件貶損民族企業家群體。他們大肆渲染宗慶后私生活種種不足為外人道的隱秘，用意卻在于以此否定其對企業與社會早已蓋棺論定的巨大貢獻。
通過將企業經營與私人生活混為一談的話術，這些聲音試圖暗示：以傳統道德或家國情懷為標榜的民族企業家群體，不過是以此作為自己營商活動的保護色。
難題的預演
對輿論雜音保持清醒的同時，將目光從這場豪門紛爭的細微處抽離，不難看到一個對于民營企業家群體更為深層次、也更具普遍意義的難題：
除了企業經營的傳承，家族財富傳承同樣不易。
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第一代民營企業家群體，正隨著年齡的增長，率先遭遇財富傳承的棘手挑戰。
這個如今被稱為“84派”的企業家群體，大多出生于1940-1950年代，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白手起家，以超乎常人的才智與時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商業奇跡，宗慶后就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人物：1945年出生，初中畢業后下鄉在農場勞動十余年，回城后顛沛流離，直到42歲才通過母親的關系，從承包區文教局下屬校辦企業經銷部起步，最終打造出了娃哈哈這一中國食品工業的傳奇。
在許多80后、90后的心目中，宗慶后幾乎是民營企業家的理想化身：在貴為首富之后依然保持著平民本色，數十年如一日耕耘實業，與員工慷慨分享經營成果，對回饋社會充滿熱情。
但作為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企業家，“宗慶后們”財富傳奇的每一步，幾乎都是中國市場經濟篳路藍縷的第一步，全然沒有前例可循。反觀其后“92派”乃至更年輕創業者，卻多多少少能夠借助前輩們對商業模式、公司治理乃至政商關系的探索經驗。
重溫1994年《福布斯》雜志首度推出的中國大陸億萬富豪排行榜，除了劉永好兄弟、宗慶后、趙章光等寥寥數人外，上榜富豪普遍已淡出中國商界，不少人“退場”的方式甚至堪稱慘烈。
這些沒能成功游到彼岸的先驅者，卻成為了后來者過河時能夠摸著的石頭。
以今天的眼光回顧，“84派”企業家在經營管理上，難免顯得不那么精細縝密。同樣在那個奔騰年代，中國人婚姻與愛情的觀念也同樣經歷著劇變。這些精力旺盛的梟雄式企業家，在吃盡“苦中苦”之后功成名就，也很難避免產生自我補償的沖動。
宗慶后與杜建英的情感糾葛，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發生的：當事業的伙伴迸發出情感的火花，但受制于社會環境和公眾期待，為了避免對企業帶來負面影響，這種關系只能以相對隱秘的方式存在。
由此，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在積累大量財富的同時，也往往在家族內部關系上積累了大量“隱患”。
在他們生前，憑借個人權威和血緣紐帶足以維系家族的表面平靜，但傳奇人物離世之后，往往各種矛盾便一觸即發。宗慶后生前設立的復雜股權結構和海外信托安排，也依然未能避免今天的紛爭。
在此次糾紛曝光前，宗馥莉正在用一套組合拳重塑娃哈哈內部權力版圖。這種激烈的格局重組，或許反映了現代企業治理的現實需要，但也直接激化了與宗慶后“老臣”和宗氏親族們的矛盾。
事實上，即便在發達國家和地區，這種白手起家躋身巨富，卻在財富傳承時家族矛盾總爆發的案例也屢見不鮮，對陣的雙方相互拆臺爆料，乃至全然不顧逝者的聲名。
再周密精巧的交易結構設計和信托安排，也終究不可能堵住人性的所有幽暗角落。
不過令人略顯安慰的是，在已經過世的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中，也有不少平穩實現家族傳承的案例。
有“浙商教父”之譽的魯冠球，離世至今已近八年時間。在其子魯偉鼎掌舵下，萬向集團不僅實現了平穩過渡，年營業收入也從2017年約1100億元人民幣，增長至2000億以上。在全國工商聯公布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上排名從百位開外上升到去年的第32位。
魯冠球個人財富的分配，保持了高度低調，八年來從未傳出過兄弟鬩墻、親人反目的流言，和當下的宗慶后遺產紛爭形成鮮明反差。
身后名與身后事的平靜，體現出魯冠球謹慎低調的處世智慧，這種謹慎不是道德潔癖，而是一種身為巨大財富擁有者所不可或缺的風險意識。
這種對比，并非是苛責宗慶后，而是旨在說明：在時代洪流和人性光影中，確實存在著相對明智的選擇路徑。魯冠球的成功經驗表明，民營企業家完全可以通過生前的妥善安排與規劃，實現自己百年之后的平穩傳承。
結語
作為見證了中國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一代企業家，宗慶后們的歷史功績不應該因為個人生活的復雜斑駁而被抹殺。
對于許多國人來說，宗慶后不僅僅是一個商界名人，更是一個承載著時代記憶的符號。他身后所暴露的娃哈哈爭產風波，實際上也預演了民營企業家群體需要面對的共同挑戰：如何在功成名就之后保持本心，如何順利實現個人事業和財富的代際傳承。
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
至少，這場風波足以警醒后來者：企業家的本職是企業經營管理，成為公眾人物所帶來的“路人緣”，或許能夠讓企業發展事半功倍，但其間的分寸并不容易掌握。過于用力地打造企業家個人形象和光環，反而可能過猶不及。
與日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相適應，我們的輿論場，或許也需要以一種更加成熟的態度看待商界名人的沉浮，過度神化與全盤否定都是不可取的。
這場可能持續多年的訴訟拉鋸戰，最終將由法庭給出裁決。
那個曾經熟悉的"布鞋首富"，也終將隨著這場紛爭的結束而定格在一個新的公眾形象，筆者相信，這個新形象依然將能喚起溫情的緬懷。
畢竟，他們這一代人所走過的路，注定是充滿探索和試錯的征程——他們的成功值得銘記，他們的教訓同樣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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