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希臘財政部長喬治·帕帕康斯坦丁努（George PAPACONSTANTINOU）
南方財經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鄭青亭 上海報道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在重塑全球基礎設施和連通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非洲和東南亞，對經濟和戰略都產生深刻影響。其經濟影響體現在大量港口、公路、鐵路、電網等項目上，這些項目幫助長期受制于基礎設施不足的國家降低貿易成本、改善物流。”近日，前希臘財政部長喬治·帕帕康斯坦丁努（George PAPACONSTANTINOU）在2025外灘年會上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這樣說道。
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引領下，近年來，中希兩國互利合作成果豐碩。雙邊貿易額從上世紀90年代初不足1億美元躍升到2024年的128.7億美元。中遠海運比雷埃夫斯港、中歐陸海快線等成為兩國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的標志性項目。雙方不斷深化在交通運輸、能源、通信、制造、科技、金融等領域合作，并將醫療衛生、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信息科技、電子商務、綠色技術和創新等作為拓展合作的新領域。
以中遠海運收購希臘比雷埃夫斯港為例，帕帕康斯坦丁努說，當時正值希臘深陷債務危機，其他投資者對于投資希臘望而卻步，只有中國公司敢于投資。如今，該港已發展成為地中海重要物流樞紐，持續創造就業并提升區域聯通效率，成為“敢于承擔風險就能獲得回報”的生動例證。
2009年10月，中遠公司取得希臘比雷埃夫斯港2號和3號集裝箱碼頭35年特許經營權，這是中國企業首次獲得歐洲大型港口特許經營權。2016年1月，中遠海運集團成功中標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港務局私有化項目，并收購比雷埃夫斯港港務局67％股份，當年完成51％股份交割。2021年7月，中遠海運完成第二階段16％股權交割。項目經營良好，產生了良好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益。
作為希臘財政部長（2009年10月至2011年6月），帕帕康斯坦丁努親身經歷了2009-2011年歐債危機。他曾主導希臘與歐盟、歐洲央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三駕馬車”的初期救助談判，簽署了歷史性的第一輪救助協議，在歐債危機期間主導多項關鍵財政改革與國際談判，推動希臘經濟逐步復蘇。2012年后他進入私營部門從事咨詢工作。2020年至今，他一直擔任歐洲大學研究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學術主任，關注財政穩定性與債務治理，強調重塑全球合作框架的重要性。
今年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帕帕康斯坦丁努在專訪中指出，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面臨地緣政治競爭和經濟碎片化的嚴峻挑戰。他強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仍是全球經濟協調的支柱，但其運作成效參差不齊。體系更多依賴“臨時拼湊”而非系統性規則，亟需通過改革重建可信度與韌性。
對于全球治理改革，他提出三大優先事項：貿易體系需通過“志愿國家聯盟”等靈活機制推進多邊規范；金融架構應增強資金撬動能力并協調區域安全網；數字化時代需盡快建立支付系統與數字貨幣的互操作標準。他特別強調，布雷頓森林機構必須調整投票權以反映當今經濟格局，提升數據透明度，讓體系“更快速、更公平、更適應相互依存但充滿競爭的世界”。
在談及美元地位時，帕帕康斯坦丁努表示，美元主導地位正在邊緣受到侵蝕，但真正的“去美元化”尚未到來。美元仍是全球金融的“操作系統”，但其重要性確實在逐漸下降。要動搖美元霸權，需同時滿足三個條件：全球對美國財政金融穩定失去信心、制裁被過度使用催生“抗制裁體系”，以及出現具備深度流動性的替代市場。目前這些條件均未成熟，而美元的最大風險實則來自美國內部的政治僵局和國債市場潛在失靈。
國際治理面臨嚴峻挑戰，幻想回到過去并不現實
21世紀：今年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在當前地緣政治緊張、經濟碎片化加劇的背景下，你如何評價當今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有效性？最緊迫的改革有哪些？
帕帕康斯坦丁努：全球經濟治理仍然不可或缺，但其有效性正日益受到地緣政治競爭和經濟碎片化的制約。IMF、世界銀行和WTO等機構仍是國際經濟協調的支柱，但運作成效參差不齊。一方面，IMF和多邊開發銀行通過擴大份額、混合資本等方式提升了融資能力；另一方面，WTO爭端解決機制仍處于癱瘓狀態，在補貼規則、數字貿易和氣候融資等關鍵領域的協調也滯后于全球需求?？傮w來看，當前體系更多依賴“臨時拼湊”，而非系統性的規則。
要恢復其可信度和韌性，我認為應聚焦三大改革方向：
第一，貿易體系。理想情況下應重建可執行的貿易規則，恢復WTO上訴機制。但現實路徑是接受“靈活方案”，例如通過志愿國家組成的“多邊合作機制”或諸邊協議，推動多邊規范的落實。
第二，金融架構。需增強金融能力和響應速度，包括全面落實G20對開發銀行的資本充足改革，以撬動更多氣候與基建投資，并強化區域金融安全網之間的協調。
第三，適應數字化與多極化。應制定新支付系統、加密資產及央行數字貨幣（CBDC）的互操作標準，防止技術碎片化沖擊金融穩定。
此外，合法性也至關重要。布雷頓森林機構必須調整投票權以反映當前全球經濟格局，并提高補貼、債務等數據的透明度。歐洲和G20應發揮橋梁作用，在競爭背景下推動務實合作，確保新秩序不完全由力量主導，而是更快速、公平、適應“相互依存卻充滿競爭”的世界。
我們確實處于一個比以往更需要集體行動的時代，氣候變化、疫情應對和維持經貿互賴都要求全球合作。然而，地緣政治復雜性和各國偏好分化使合作變得異常困難。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在關鍵領域挽救仍有效的機制？同時必須認識到，美國已從體系的“擔保者”轉變為“挑戰者”，至少目前不再信奉多邊方案。因此，我們需要尋找能夠繞開或隔離地緣政治緊張的合作方式——在氣候、健康、數字領域可能比在貿易和金融領域更容易實現。
21世紀：具體來看，有沒有你認為亟需做出調整的國際機構？
帕帕康斯坦丁努：重啟WTO上訴機制固然理想，但短期內不現實。因此，我們需借助雙邊或區域協議，在尊重WTO原則的同時減少對其機制的依賴。同樣，全球金融安全網已經碎片化，IMF不再是唯一角色。這并非壞事，關鍵在于區域機制應與IMF、歐洲穩定機制等協調一致，在貸款、債務重組等方面遵循共同原則。當前環境下，幻想回到過去并不現實，我們應改革現有機制，并探索繞過障礙的可行路徑。
美元霸權的根基被動搖需要三個趨勢同時出現
21世紀：近期關于美元主導地位受挑戰的討論很多。你認為美元的霸權地位真的面臨風險嗎？哪些因素可能加速或減緩這一趨勢？
帕帕康斯坦丁努：美元的主導地位正面臨邊際削弱，但全球并未真正進入“去美元化”階段。美元仍是全球貿易、金融和儲備的錨定貨幣，尚無任何替代貨幣能在規模、流動性和制度深度上與之匹敵。大多數外匯交易仍涉及美元，過半外匯儲備以美元計價，國際支付、大宗商品和衍生品也主要以美元定價?？梢哉f，美元仍是世界金融的“操作系統”。
真正動搖美元霸權需要三個趨勢同時出現：全球持續喪失對美國財政或金融穩定的信心；制裁被過度使用，迫使其他國家構建“抗制裁體系”；以及出現具備深度流動性及法治環境的替代金融市場。
目前這些條件均未成熟。人民幣在貿易結算與區域貸款中的作用雖在上升，但有限的可兌換性制約其成為全球儲備貨幣；歐元也受制于資本市場碎片化和統一安全資產的缺失。總體而言，世界正從“美元獨大”向“多幣共享儲備角色”的格局轉變。
21世紀：哪些美國國內政策或全球投資者行為會對美元地位產生重大影響？
帕帕康斯坦丁努：美元的力量源于市場流動性、法治環境以及全球對其維護金融穩定的信任。一旦出現法治爭議，或出現可能對國債持有者征稅、凍結資產的討論，就會引發投資者對美元“零風險”屬性的質疑，推動資產向其他貨幣或黃金多元化。當前，美元的最大風險反而來自內部——若美國財政陷入政治僵局或國債市場長期失靈可能動搖其“安全資產基礎”，而非其他貨幣的主動競爭。
21世紀：數字貨幣可能如何影響美元的國際地位？
帕帕康斯坦丁努：美國希望美元計價的穩定幣能成為維持其主導地位的“后門”，但全球數字貨幣發展路徑多樣，美國側重穩定幣，歐洲更關注央行數字貨幣和存款體系數字化。關鍵在于建立統一的全球監管標準，但目前這一議題受地緣政治競爭和“貨幣是否應私有化”爭論的干擾。我堅決反對貨幣私有化，主張國家對貨幣的管控。如果數字化失控，可能助長非法融資和金融脆弱性，因此制定全球規則至關重要。
21世紀：面對數字貨幣、區域貿易集團與全球經濟力量轉移，未來十年國際貨幣體系將如何演變？IMF應如何適應？
帕帕康斯坦丁努：未來十年，國際貨幣體系可能進一步碎片化，形成“美元核心、多幣并存、技術多元”的格局。美元仍將在定價、儲備和風險管理中發揮支柱作用，但支付清算架構將更加多元，由數字貨幣、CBDC、代幣化存款等驅動?？赡艹霈F多個互聯體系：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網絡、人民幣主導的亞洲架構、數字歐元支撐的歐洲系統。風險在于技術分化和監管套利可能帶來不穩定。
為保持有效性，IMF須從“貸款與監督”機構轉型為多極貨幣體系的“整合者”，具體可采取以下措施：將數字貨幣滲透率、跨境數據流等納入磋商范圍；與BIS、FSB共同制定數字資產互操作標準；擴大預防性信貸工具以應對數字支付沖擊；將加密資產納入資本流動管理框架；發布數字跨境流動統一數據。IMF的影響力將取決于其設定標準、確保透明和協調政策的能力，以及治理結構能否反映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顯著改變全球基礎設施格局
21世紀：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正在重塑全球基礎設施和貿易網絡。你如何看待其對希臘及全球的長期影響？
帕帕康斯坦丁努：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顯著改變了全球基礎設施格局，尤其在非洲和東南亞，推動了港口、公路、電網等項目建設，幫助相關國家降低貿易成本、改善物流。
我在希臘擔任財長期間，中遠海運對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資正值希臘危機，當時其他投資者均望而卻步。這項投資對希臘和投資者都取得了雙贏結果，至今仍在創造就業、提升港口競爭力，使其成為重要物流樞紐。
從全球視角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進入全球能源與交通網絡的關鍵工具，總體影響積極。未來關鍵在于：該倡議能否與其他國際計劃銜接，以及其治理方式能否“更戰略性、透明、遵循多邊標準”。
下一階段，這一倡議可能向可再生能源、數字基礎設施轉型，更多與多邊機構合作融資，并更注重債務管理和聲譽風險。其長期遺產將取決于能否從“大規模貸款”轉向“提升治理與透明度”的發展模式。
21世紀：中國投資對希臘經濟和就業的具體貢獻如何？你對有意繼續投資希臘的中國投資者有何建議？
帕帕康斯坦丁努：這些投資規模雖不巨大，但在關鍵時刻釋放了“承擔風險可獲得回報”的重要信號，創造了就業，提升了港口業務和競爭力。希臘國內對此普遍沒有強烈反對。我建議中國投資者關注現有機會，多考慮與希臘企業合資，這種形式通常更受東道國歡迎。
21世紀：多邊機構應如何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互動中平衡合作與競爭？歐洲可發揮什么作用？
帕帕康斯坦丁努：當前全球經濟治理處于戰略競爭背景下，共建“一帶一路”與西方發展框架并存。挑戰在于如何在競爭加劇的同時，維護氣候融資、公共衛生、數字標準等全球公共產品的合作。多邊機構應在債務透明度、疫情防備、支付系統互操作性等單邊無法解決的領域推動合作，并以可信的規則體系管理爭端，防止競爭演變為碎片化。
歐洲可發揮獨特的“橋梁作用”：堅持基于規則的開放體系；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合作推動多邊改革；通過“全球門戶”等倡議為亞非地區提供可持續的融資選擇，形成互補而非對立。同時，歐洲需推進資本市場聯盟、擴大歐元安全資產、發展數字歐元，以增強自身影響力。對外，歐洲應在氣候融資、債務透明度等方面引領構建更具韌性的全球經濟治理框架，目標是連接各系統，使全球治理在競爭世界中保持正常功能。
21世紀：你如何看待中歐經貿合作前景？近期達成投資協定甚至自貿協定是否現實？
帕帕康斯坦丁努：我強烈支持達成協議。歐洲尋求的是“去風險”而非“脫鉤”，即在保持經貿往來的同時增強關鍵領域韌性。美國難以真正脫鉤，因為中美經濟已深度交織。歐洲可通過協議形式化合作，并在氣候等領域組建“志愿者聯盟”實現雙贏。但當前貿易戰帶來沖擊，雙方需為局勢降溫，并最終達成深化關系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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