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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財經記者鄭瑋 深圳、珠海報道
什么是“城市群”？
對納思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總裁張劍洲來說，這意味著產業鏈上下游能夠快速在鄰近城市間完成產業配套。“我理解這也是產業創新發展的必然趨勢，從過去的跟隨者到現在的領跑者，沒有細化的社會分工是完不成的。目前，我們的供應鏈70%以上能夠在粵港澳大灣區內解決。”
在澳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教授、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院長陳國凱看來，對城市群建設的直觀感受則與人直接相關。“2019年我們從澳門來珠海要花一個半小時，現在我開車10分鐘就可以從澳大來到橫琴。”
產業協同、人才流動……這是城市群發展的不同切面，背后要解決的關鍵問題都是：如何讓1+1>2。
基于技術、人才、資金等發展要素的快速流動，《粵港澳大灣區藍皮書：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25）》顯示，2024年粵港澳大灣區以14.79萬億元的經濟總量，超越了紐約和舊金山兩個世界級灣區，與東京灣區并列全球經濟規模第一梯隊，人均GDP估算約17.02萬元。
今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要發展組團式、網絡化的現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并明確支持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城市群建設成為下一階段城市工作重點，而背靠“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的粵港澳大灣區，再次成為中國構造城市群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支點。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粵港澳大灣區逐步從港口經濟向創新經濟演進，“9+2”城市群發展模式也正逐步發生改變。
“從城市群內部看，大灣區發展引擎已經從以香港、廣州為代表的門戶城市，轉向以深圳為代表的創新城市。與此同時，隨著當前全球化發展呈現‘陣營貿易’趨勢，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中國鏈接東南亞市場的重要支點，在區域供應鏈體系中扮演關鍵角色。”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首席規劃師、廣東省國土空間規劃協會會長馬向明向南方財經記者表示。
在全球經濟變局下重新審視粵港澳大灣區，這個以世界級港口為基礎發展而來的城市群，正從“地理疊加”走向“化學融合”的新階段，以創新重塑經濟發展動力與城市協同模式，并在區域經濟鏈條中持續尋找新的定位。
從“地理疊加”到“化學融合”
陳國凱任職的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成立于2019年，同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落地。
“2019年我們從澳門來珠海要花一個半小時，現在我開車10分鐘就可以從澳大來到橫琴。”談及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感受，人員往來便捷程度的提高是陳國凱的最直接體驗，“包括通關效率的提高，以及開放自駕車往來，這都是最近幾年發生的變化。也得益于此，我們有機會打造全國唯一的30分鐘跨境科研轉化圈，這在其他地區是做不到的。”
這是粵港澳大灣區“地理疊加”的第一步，通過交通基建、跨境機制建設，在城市群之間搭建起支持要素流動的橋梁。
從人才要素看，領英統計數據顯示，近三年，大灣區內部人才流動率提升25%，與外部交流頻率增長30%。在資金流動方面，截至2024年5月末，粵港澳大灣區參與“跨境理財通”個人投資者11.57萬人，包括港澳投資者4.93萬人、內地投資者6.64萬人，跨境匯劃金額590.61億元。
要素流動效率加快后，城市群科技鏈、產業鏈進一步走向融合。
陳國凱告訴南方財經記者，目前有超過300位師生在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開展項目研究，累計吸引項目金額超過3億元，其中政府項目超過170項、商業項目超過180項，覆蓋智慧城市、中藥質量、食品質量、法律規范、生物醫學光學和光學分子成像等多個領域。
在企業合作方面，陳國凱表示，目前研究院已與國藥集團、華潤醫藥、珠海一微半導體、珠海凌煙閣芯片科技以及九州制藥等20余家企業簽訂聯合實驗室協議，“這也是大灣區最顯著的優勢和特色—產業基礎，在灣區我們能夠精準對接相關企業，并迅速實現產線落地。”
張劍洲也向南方財經記者表示，目前納思達的供應鏈70%以上來自粵港澳大灣區，“這在過去是沒法想象的。特別是打印機產業，封閉度高、特殊性強，存在時間、投資、專利等多重壁壘，但現在打印機產業在粵港澳大灣區已經自成系統。”
“這也是產業創新發展的必然趨勢。”張劍洲表示，“改革開放初期，大家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但發展到現在，工業系統分工越來越精細，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也越來越大，我們從跟隨者到超越者，再發展成產業領跑者，沒有細化的社會分工是完不成的。”
（納思達研發的3D打印技術可應用于人體器官打印，鄭瑋/攝）
在此基礎上，2024年粵港澳大灣區國內生產總值達約14.79萬億元，其中內地九市115365.14億元，同比增長3.7%，香港31769.93億港元，同比增長2.5%，澳門4033.14億澳門元，同比增長8.8%。
《粵港澳大灣區藍皮書：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25）》表示，2024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已超越紐約和舊金山兩個世界級灣區，與東京灣區并列全球經濟規模第一梯隊，人均GDP估算約17.02萬元。
在新的全球市場格局中，獨特的融合發展背景讓粵港澳大灣區具備優秀的潛力。
近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在公開演講時表示，在區域沖突不斷的背景下，經濟體的發展需要具備穩定的社會環境和開放的市場環境兩個條件，“大灣區的融合發展加上體制機制的改革，預計在未來的十年內，大灣區有望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中心，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創中心。”
從港口經濟到創新經濟
除城市間協同持續加密外，近年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另一個明顯特征是，從港口經濟向創新經濟的轉變。
灣區城市群由濱海經濟、港口經濟、都市經濟與網絡經濟高度融合而成，這種特有的經濟格局是海岸貿易、都市商圈與灣區地理形態的聚合體，一般包括港口經濟、工業經濟、服務經濟、創新經濟四個階段。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模式也遵循這一規律，在近幾年發生了明顯變化。馬向明向南方財經記者表示，“以前我們主要是大進大出，以歐美市場為主導，所以那個時候香港是整個區域發展的龍頭。這幾年很明顯，發展龍頭從門戶城市轉向創新城市——深圳，城市間合作模式也從以往圍繞港口、貿易的聯動，轉向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協同。”
“所以我們看到，香港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意在加強與深圳的聯系，東莞在研究臨深片區，中山也將靠近深中通道的馬鞍島定位為發展的主戰場，積極對接深圳，推動產業與創新資源融合。與此同時，灣區各地推進科學城建設的節奏也明顯加快了，相較于以前關注產業引進，現階段創新已經成為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最重要引擎。”馬向明表示。
隨著發展重心、發展模式逐步轉型，大灣區各核心城市功能和“角色”也發生了一定的改變。
“其中，廣州作為千年商都，正通過南沙科學城建設、引進華為等科創企業，加強與深圳的合作，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并著力將教育資源優勢轉化為科技與產業發展動力。香港在保持金融、貿易、物流等四大傳統支柱產業的基礎上，正加強科技創新與高端專業服務的發展，推動‘再工業化’。澳門則發力推動‘1+4’產業多元化戰略，包括中醫藥、文旅會展等，并致力于加強與葡語國家及歐盟的市場聯系，發揮橋梁作用。”馬向明表示。
同期，深圳持續強化創新優勢，并通過構建都市圈的方式，將部分生產功能疏解至東莞、惠州、中山等周邊地區，以緩解本市空間與資源壓力。“與此同時，深圳也與廣州、香港等核心城市保持直接聯動，形成‘核心城市之間+核心城市與外圍地區”’的多重協同網絡。”馬向明說。
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模式的轉型也切中了全球經貿格局的轉變節點。
“今年以來，全球經貿不確定性上升，國際經濟貿易格局重構，經濟全球化規則改變，美國加稅推高全球貿易和投資成本，全球經濟區域化、本地化趨勢形成，科技封鎖不斷加碼，這些改變對中國制造業發展影響很大。”近日，TCL創始人、董事長李東生在2025世界粵商大會現場表示。
“構建開放協同的創新生態是應對變局的關鍵舉措之一。”李東生表示，大灣區擁有超過7.6萬家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投入強度位居全國前列，應把握技術和產業變革的機遇，共同構建產學研融合的創新體系，打造全球科創高地。
鄭永年認為，科技進步的“三駕馬車”，一是擁有一大批基礎科研能力的大學或機構，二是擁有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礎科研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三是需要一個強大的金融服務。
“在粵港澳大灣區，這三個條件是最具備的，甚至比美國的條件還好。”鄭永年表示，對比美國的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日本的東京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從發展潛力看，尤其是從科技進步的潛力來說，是最有優勢的，“在世界地緣政治大變動的背景下重新審視粵港澳大灣區，非常有理由相信，大灣區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和科創中心指日可待。”
從參與全球分工到打造雙循環樞紐
面對風云變幻的全球市場，大灣區城市群正在轉變參與全球競爭的模式。
“今天我們所提的世界級城市群跟過去相比有一些新的含義。”馬向明表示，“過去我們提世界級城市群建設，是為了參與全球分工，發揮核心城市在國際競爭中的關鍵作用。而當前全球化進入新階段，呈現‘陣營貿易’趨勢，在此背景下國家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世界級城市群在這一新發展格局中承擔關鍵樞紐功能。”
與京津冀、長三角兩大城市群相比，馬向明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特點在于鏈接東南亞市場。“粵港澳大灣區在鏈接東南亞市場方面具有地理與市場雙重優勢，東南亞一直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關鍵市場，也是‘一帶一路’走出去的第一站，未來大灣區城市群要在鏈接‘一帶一路’市場上承擔起很重要的引擎作用。”
“今天上午就有印度尼西亞客商來和我們溝通低空經濟方面的技術合作。印尼作為‘萬島之國’，受交通條件限制，對無人機物流及載人服務表現出濃厚興趣。目前，我們在海外市場的意向合作金額已經超過十億元。”珠海中科慧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唐惠瓊向南方財經記者表示，國慶中秋假期剛剛結束就有印尼客商找上門來。
“海外將是我們明年重點拓展的市場，相關海外合作預計明年逐步落地。大灣區毗鄰港澳的地理位置也為我們對接海外客戶提供了便利，明年我們計劃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全面開拓國際市場。其中中東地區，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以及已有較多對接基礎的非洲國家是我們重點關注的市場。”唐惠瓊表示。
同時，馬向明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應該抓住外資企業布局“中國+1”戰略的機遇。“以往外資企業研發中心多設于上海，但在近年部分外資企業基于供應鏈安全布局的‘中國+1’模式下，大灣區城市憑借其區位優勢，可成為輻射中國本土與東南亞供應鏈的亞太研發中心所在地，同時服務兩地市場，凸顯大灣區區位優勢。”
提出“要去海外卷”的李東生也認為，適應全球化新階段，要做大全球業務蛋糕，拉動出口和國內產業發展，從產品輸出轉向能力輸出、生態落地，“中國企業的全球化，要從海外生產裝配、銷售到建立覆蓋全球市場的制造供應鏈，提升品牌力，依托國內的產業優勢在全球實現更大商業價值。”
談及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持續建設世界級城市群應聚焦的方向，馬向明表示，關鍵還是要發揮好現有優勢，對內充分利用好深圳的創新能力、香港的國際金融優勢、廣州的服務業與科教功能，構建功能互補的城市網絡，形成“產業+金融+創新”三輪驅動，對外持續強化與東南亞市場的鏈接，提升城市群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樞紐地位。
“原來說紐約灣區發展靠金融，東京灣區發展靠產業，舊金山灣區靠創新。如果粵港澳大灣區能把‘產業+金融+創新’三類發展路徑結合起來，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球第四大灣區，有機會超越前三大灣區，成為全球規模最大、復合功能最強的世界級城市群。”馬向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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