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盧陶然 李德尚玉 北京報道
今年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也是《巴黎協定》通過10周年。在我國正式公布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NDC)前,中國、歐盟曾共同發表一份聯合聲明,圍繞全球氣候治理明確七大合作方向,承諾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會議(COP30)前提交2035年NDC。
如今距離COP30開幕不足一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資金與技術上的分歧待解,雄心與行動之間的鴻溝依然顯著。在此背景下,中國與歐洲作為全球綠色轉型的重要引擎,能否攜手引領方向,為困頓中的多邊進程注入確定性,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在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2025年年會期間,歐盟亞洲中心主席、聯合國前副秘書長兼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埃里克·索爾海姆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的專訪。索爾海姆曾深度參與全球環境事務,親歷了全球環境治理數十年的變遷,他長期關注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低碳發展領域取得的成就。
索爾海姆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面對共同的地球危機,轉向合作共贏是唯一出路。綠色轉型已不再是昂貴的道德選擇,而是蘊藏著商業機會的經濟必然。中國通過自身實踐成功地將綠色科技成本降至可普及水平,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全新的發展路徑。
中歐合作共塑氣候領導力
《21世紀》:在當前地緣政治緊張背景下,中歐為何能率先達成氣候共識?
索爾海姆:當前全球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之一,是美國的政策不可預測性。在此背景下,中國、歐盟以及印度等主要經濟體,最有能力成為引領全球轉型的關鍵力量。十年前,歐洲在環境技術和管理上明顯領先于中國,而如今中國已在多個綠色領域實現反超。雙方并非競爭關系,而是互補共進。中歐已在多個層面開展務實合作,未來更需在技術共享、標準協同與自然保護等領域深化協作,共同發揮領導力。
《21世紀》:中歐的合作模式能否復制到COP30南北國家資金與技術分歧的解決中?
索爾海姆:關鍵在于思維轉變。綠色轉型不是成本負擔,而是巨大的經濟機遇。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產業鏈,供應全球90%的太陽能光伏組件,正是將綠色發展視作商業機會的結果。發展中國家若繼續將時間消耗在向歐美爭取資金上,只會錯失良機。
以非洲為例,轉向太陽能發電不僅有利于環境,更可降低用電成本——這得益于中國推動光伏成本下降近八成所帶來的全球紅利。中國推動太陽能價格大幅下降,企業間的激烈競爭進一步拉低了成本,這為未來綠色增長開辟了一條全新路徑,與過去依賴煤炭的發展模式截然不同。
《21世紀》:你對將于巴西貝倫召開的COP30有何期待?
索爾海姆:巴西總統盧拉推動此次大會在貝倫舉辦,核心是希望聚焦亞馬遜雨林保護。我認為貝倫大會最重要的議題就是強化雨林保護的關注度。如今,巴西的雨林保護已重回正軌,森林砍伐率大幅下降。全球第二大雨林國家印度尼西亞的森林砍伐率也大幅降低,幾乎降至零。因此,我認為聚焦雨林保護將是貝倫大會的核心議題。
《21世紀》:距離COP30的召開不足一月,為何歐盟沒有提交新一輪NDC?
索爾海姆:目前來看,歐洲處境艱難——領導力嚴重不足,政治領導人更迭頻繁,缺乏穩定性。通常引領歐洲的大國是德國,德國如今面臨諸多國內問題,難以發揮引領作用。歐洲需要更有力的領導力,否則將在綠色轉型中步履維艱。
推動中國綠色企業走出去投資
《21世紀》:中國正在制定“十五五”規劃,你對其中的氣候相關規劃有何期待?
索爾海姆:綠色發展必將成為中國“十五五”規劃的核心內容。
中國目前已擁有全球獨一檔的綠色產業生態系統。以新能源汽車為例,中國是全球新能源汽車最大的生產國,每兩秒就能生產一輛,任何國家都難以與之競爭。在綠色發展的各個領域,中國的經濟體系已遠超其他國家。
但這種優勢不能僅停留在中國生產、全球出口的層面,我們必須讓中國巨大的綠色發展成果惠及全球,唯一的途徑就是推動中國企業更多地走出去投資,同時未來還需進一步擴大外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參與度,同時增加中國對外投資。
《21世紀》:發展中國家氣候適應資金缺口高達2150億美元/年。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綠色項目及南南合作基金推動綠色基建,未來如何優化資金分配機制,確保最脆弱國家優先受益?
索爾海姆:歷史表明,我們目前建立的全球多邊機制效率低下、進展緩慢,而當前推動世界發展的核心力量是投資。因此,最重要的是讓中國綠色企業走出去投資。這些投資正在向當地轉移技術、助力綠色發展,這才是關鍵。如果一味依賴低效的全球機制,進程會非常緩慢。但聚焦綠色投資,就能大幅加快步伐。
不過,氣候適應領域難以通過市場機制推進,需要全球機構的介入。對于越南、印度尼西亞、盧旺達等治理有序的發展中國家,在太陽能、水電等領域的投資應交給市場、商業力量,這樣資金效率會高得多。
《21世紀》:針對“新集體量化資金目標(NCQG)”,你認為中國可提出哪些兼具雄心與可行性的方案?
索爾海姆:我認為,中國聚焦共建“一帶一路”下的對外投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絕佳機制。中國可通過該倡議在這些國家投資太陽能、風能、水電、抽水蓄能、電動汽車、動力電池等領域。這一過程中,中國既能轉移技術、提供資金,最終也能通過打造以中國為核心的更大市場實現共贏。
《21世紀》: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已成歐盟政策焦點。中國新能源產業如何通過標準互認減少壁壘,同時避免“低價傾銷”質疑?
索爾海姆:我認為CBAM不會對中國企業構成重大阻礙,因為中國在環境領域已處于領先地位,反而可能對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造成更大影響。
歐盟推出這一政策旨在推動本土鋼鐵、水泥產業綠色轉型,自然無法同時容忍來自環境標準較低國家的競爭。但歐盟的問題在于,一方面想阻擋低標準產品進入;另一方面,當中國推出高質量產品時,比如中國電動汽車,其能效、電池技術和科技含量均優于歐洲汽車,歐盟卻試圖將其擋在市場之外。這種“既拒低標準產品,又拒高標準領先產品”的做法,顯然完全是不合理的。因此,歐盟推出的CBAM后續為阻擋比亞迪、宏光MINI、吉利等中國電動車企業進入而采取的措施,對歐洲綠色經濟發展極為不利。
《21世紀》:當前,一些市場對ESG理念持懷疑態度。應如何構建更具韌性、更可持續且能經受市場考驗的體系?
索爾海姆:我認為ESG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全球每個大型企業都應努力達到這些標準。但遺憾的是,現行的一些標準制定得過于復雜和官僚化,淪為在系統中打勾填表的形式主義,這導致中小企業根本無力承擔合規成本。大企業雖然負擔得起,但這種做法實際產出有限。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聚焦核心實質的體系。以蘋果公司為例,作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業,評判標準應聚焦于蘋果是否竭盡全力確保其數據中心采用綠色能源,是否全力推動供應鏈綠色轉型。關鍵在于聚焦實質性問題,而非糾結細枝末節。當體系抓住重點時,ESG理念的生命力才會更加旺盛。
(視頻剪輯:見習編輯陳澤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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