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方供圖）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洪曉文 陸躍玲 廣州南沙報道
“十四五”收官之際，眾多權威學者和企業家于11月18日現身廣州南沙舉辦的第二十屆中國經濟論壇，聚焦討論一個關鍵問題：中國經濟下一個五年怎么干。對內“產業創新”和對外“出海”幾乎是所有與會人士反復提到的共識。
近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簡稱“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著力打造新興支柱產業、前瞻布局未來產業，以及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為“十五五”時期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擘畫藍圖。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副主任隆國強在論壇上談到，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為我國高質量發展提供歷史機遇，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發展，對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提出，中國在0~1的自主創新、原始創新方面，1~100的科研成果產業化轉化方面和100~100萬的產業鏈集群創新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
對于許多企業而言，發展的空間不僅在國內制造業的“0～1、1～100、100～100萬”的全鏈條躍升之中，更多的機會在海外。隆國強表示，創新發展要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進一步擴大高水平開放，引進外資研發中心等創新活動和創新要素，大力引進創新人才，提升外資項目的技術含量。
在國際環境風高浪急的當下，無論是對內尋求產業創新升級，還是對外尋求更高質量的出海，都是中國企業下一個五年要考慮的“生意經”。
加大新質生產力產業鏈集群發展
黃奇帆認為，當前中國制造出現了新的發展特征，即中國制造在科研端實現了自立自研自強，以及中國制造在產業鏈集群方面，以“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加工貿易為主的發展模式，正在轉變為“一頭在外，一頭在內”的產業鏈集群發展模式。
然而，他認為，目前還要清晰認識到，當前制造業消耗的礦產資源還比較高、目前的產值利潤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還有待提升。“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出路就是一個，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
當前新質生產力開始發力，尤其是高技術產業投資呈現爆發性增長。新質生產力正走出實驗室，加速轉化為現實的產能，尤其是機器人產業、高新技術產業、AI等前沿科技正在催生新的經濟增長極。
前三季度經濟運行數據顯示，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6%，顯著高于全部規上制造業6.8%的增速水平；集成電路制造、電子專用材料制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22.4%和20.5%；工業機器人、服務機器人、動車組等產品產量分別增長29.8%、16.3%、8.6%。最新數據顯示，10月份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2%，繼續快于規模以上工業增長。
“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發展。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中國遙感委員會主席顧行發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十五五”規劃建議的部署標志著商業航天正從“戰略”落地為規劃，“已經不僅僅是‘機遇’，而是新的增長極，正在從科學探索進入到市場化應用、實現商業化的階段”。
對于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方向，黃奇帆認為應從增量、存量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著手。增量方面，著力圍繞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高端裝備和人工智能等板塊，進一步加大科研開發，同時加大產業鏈集群化的發展，使之形成世界級的重要增量。
存量方面，黃奇帆認為，中國經過多年積累取得了100多萬億工業產值，“這是寶貴的財富”，“不能抓了新的就丟掉舊的”。因此，需要通過數字化、智能化的融合和綠色低碳化的賦能，使得傳統產業得到發展。
同時，生產性服務業則是中國高技術制造業發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生態和土壤。當前，中國的生產性服務業占GDP比重約為30%，黃奇帆預計，到2035年左右，應力爭讓這一指標達到35%以上。
重新審視“不出海便出局”
與會眾多專家學者不約而同地提到，開放和“走出去”是在全球層面鞏固中國高技術產業創新競爭力的關鍵一步，海外市場成為中國企業尋求新增長點的重要方向。
隆國強表示，創新發展要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進一步擴大高水平開放，引進外資研發中心等創新活動和創新要素，大力引進創新人才，提升外資項目的技術含量。從出口情況看，今年前10個月，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增長7.3%，增速超過整體貨物出口額，成為拉動出口的重要力量。
和中國高技術產品同步走出去的，是中國資本。一系列數據顯示，越來越多中國企業主動“走出去”開拓市場。截至2024年底，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在全球190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境外企業5.2萬家，其中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設立境外企業1.9萬家，年度經營狀況良好；2024年，七成境外企業盈利或持平。
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付保宗看來，目前中國企業的跨境布局快速推動，行業結構深度優化，綠色與高技術產業成增長引擎，“現階段正是企業出海拼技術、拼優勢的時候”。此外，區域布局也持續聚焦，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與東盟成中企出海的核心樞紐，民營主導與理性投資正成主流。
然而，“出海”的挑戰也變得越來越顯著、不容忽視。現場一些出海企業表示，近年來，地緣政治風險加劇、部分國家逆全球化思潮和保護主義抬頭，面臨不少合規與運營壁壘，例如部分國家和地區設置綠色壁壘、數據安全門檻等。因此，出海也從效率優先轉向更加注重安全，從單個出海轉向“鏈式出海”建立深耕本土的供應鏈。
不少專家認為當前是時候直面出海的挑戰，以便于及時調整企業的全球策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表示，“近些年有一些企業沒有考慮到包括地緣風險等在內的海外市場環境挑戰，容易造成資源的浪費和成本損失”。
頂層設計正在謀求為新一輪的企業出海提供體系支撐，成為出海阻擋風浪的底氣。“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有效實施對外投資管理，健全海外綜合服務體系，促進貿易投資一體化，引導產業鏈供應鏈合理有序跨境布局。隆國強表示，要支持本土企業走出去，主動整合全球創新資源，增強創新能力，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牢牢把握數字化、綠色化轉型機遇。
在加強頂層設計之余，對于政府能夠提供的出海服務，付保宗認為還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深化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改革，推動企業出海向“生態出海”進階，加強綜合服務和風險預警，健全全鏈條支撐機制。此外，還需要在國家層面拓展國際合作空間，以雙邊多邊合作為抓手，為企業出海搭建平臺，引導企業合規經驗與履行社會責任。
鄭永年則進一步提出，“要把大灣區打造成中國企業出海第一站”。得益于上一輪全球化，廣東是典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近年來由于地緣政治因素、國內產業轉型、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越來越多廣東企業率先走出去，特別是面向東南亞地區，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既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也為打造海外‘中國人經濟’打下基礎”。
鄭永年認為，香港擁有企業出海需要的“所有服務”，尤其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提供出海所需的法律仲裁等服務方面具有突出優勢，而大灣區的橫琴、前海、南沙三大開放平臺則有大量的企業主體和發展空間。
對于新質生產力出海的未來，顧行發憧憬著，粵港澳大灣區的開放優勢使得商業航天這樣的高技術產業能充分將國內產業與全球發展有機融合，“為出海帶來重大市場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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