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周瀟梟 北京報道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下文簡稱《建議》），對未來五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系統謀劃和戰略部署。
“十五五”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五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一個重要的標志性指標是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要求“十五五”時期經濟發展保持適當速度。
《建議》明確提出，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全要素生產率穩步提升、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經濟增長潛力得到充分釋放、高質量充分就業取得新進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分配結構得到優化、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升等重要目標。
“十五五”時期需要維持怎樣的經濟增速？為何要強調提高消費率？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如何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如何實現更充分的就業？人工智能會對就業帶來什么影響？農業農村現代化是怎樣的圖景？如何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帶著這些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蔡昉。
9月，由蔡昉撰寫的學術著作《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一書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對外出版。蔡昉在新書中表示，如果說2035年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這個重要任務的完成節點，“十五五”則是實現任務目標的關鍵期。就維系城鄉二元結構戰略的最后堡壘——戶籍制度來說，這項改革之所以尚未完成，正是因為遇到了激勵不相容的問題。中央政府應該主導戶籍制度改革的事權。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蔡昉，受訪者供圖）
經濟增長更大挑戰來自需求側
《21世紀》：2035年要實現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要求“十五五”時期維持怎樣的經濟增速？如何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為何要強調提高居民消費率？
蔡昉：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是從供需兩側來部署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從供給側提出的要求，通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提高生產率，確保實現潛在增速，進而推動實現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
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高收入國家為發達國家，目前高收入國家的起點是人均GDP1.4萬美元，高的能達到十幾萬美元。將這些發達國家進行三等分，跨過中間這一檔的門檻，就算是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不同時期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有差別，目前大概在2.5-2.6萬美元左右。以當前人均收入水平計算，2035年要達到這個目標，要求年均增速在4.8%左右。
我們團隊估算了當前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到2035年的期間大概在4.8%左右。我們其實估算出了一個區間，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在4.5%-4.8%。當然，如果加大改革力度，釋放新質生產力，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提升，4.8%可能是中國經濟潛在增速的下限，上限還能進一步提升。
當前，我國人口進入負增長階段，老齡化進展到中度階段。預計到2032年，我國老齡化會進入重度階段，即65歲以上人口比重將超過21%。老齡化對消費有影響。過去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主要是供給側，“十五五”時期我國將第一次面臨人口負增長、人口老齡化等大幅制約需求的新形勢，同時還面臨不利的外部環境，經濟增長更大的挑戰來自需求側。
需求側的核心是內需，內需的核心是消費，因此強調要提高居民消費率。克服需求側的不利影響，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費能力，特別要提高老年人的社會保障水平和老有所為的能力。當前，我們已經在積極應對，包括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等部署。另外，要改善收入分配。0.465的基尼系數還是高的，一般認為，基尼系數降到0.4以下，才是較好的收入分配狀況。改善收入分配，意味著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更快一些，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緩和一些，中等收入群體才能明顯擴大，伴隨消費主力軍規模的擴大，才能更充分地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政府支出要更多“投資于人”
《21世紀》：要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如何優化收入分配結構？
蔡昉：要確保中國在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然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程度更高的現代化。面對這樣的目標，必須是中等收入群體占主體的社會結構，所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改善收入分配結構，要從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方面協同推進。
初次分配，是根據生產要素對產出的直接貢獻進行的收入分配，強調效率優先。我國初次分配還有很多潛力可以挖掘，重點在勞動力市場。我國整體回歸到充分就業的狀況，但是常態化的結構性失業依然存在，失業率還可以從當前水平繼續降低些，青年失業率也有改善空間。
圍繞當前的勞動力市場，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首先，著眼于“一老一小”（這里的“小”指的是青年）這兩個重點群體。對于青年來說，雖然他們受教育程度很高，但是還得具備工作經驗，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培訓來解決。對于大齡勞動者而言，他們看上去失業率不高，但是一旦遇到就業困難，他可能就干脆不工作了，統計上這類人群不屬于“失業”，而是“退出勞動力市場”。但是，部分退出并不是心甘情愿的。要提高大齡勞動者的勞動參與率，也要通過加大培訓。
這類職業培訓，由企業提供是更合適的，因為他們更了解職工缺乏哪些技能。但是由于當前勞動力市場不正規，跳槽率高，合同簽約比例不高，企業沒有培訓的積極性。因此，這類培訓可以由政府買單，由政府承擔支出責任，來減少結構性失業的問題。隨著大齡勞動者占比加大，還需要把培訓的重點往大齡勞動者轉移，幫助他們補足需要的技能。
另外，還要提升就業的正規化程度。當前，靈活就業、零工經濟等新就業形態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隨著人工智能大規模應用，新就業形態會進一步加劇。但是，不能將新就業形態和非正規就業畫等號，需要探索適合新就業形態的社會保障方式，要更好保障這些職工的權益，要加強立法，以此來提高就業質量。
要優化收入分配，二次分配也非常重要。初次分配無論多么好，經濟增長、勞動生產率提高都不會自然而然地轉化成居民相對均等的收入和生活品質，因此需要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OECD國家的經驗表明，要想將基尼系數從0.4以上降低到0.4以下，必須通過再分配手段，主要是稅收和轉移支付，且轉移支付的作用更為顯著。
對于中國而言，通過稅收優化收入分配的潛力依然很大。直接稅往往具有累進性質，即收入越高的人承擔越多的稅，收入低的人承擔較少的稅。由于我國直接稅占比偏低，因此通過稅收改革來提高直接稅比重，具有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
另外，優化再分配，需要靠轉移支付，也就是說，政府要提供更多、更好、更均等、更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務。因為我們的生活品質不是完全由私人收入決定的，部分是收入決定的，還有很大部分是公共品，包括生育成本、教育、老有所養、更好的自然環境、更舒適的社會環境等，這些基本公共品是改善收入分配、杜絕貧困代際傳遞的關鍵，未來需要政府有更多的社會性支出。瓦格納定律指出，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個國家的社會性支出占GDP比重會相應提高。目前，我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不是很低，但是政府的社會性支出占GDP比重是偏低的。因此，“十五五”期間投資于人和投資于物之間要有更好的平衡，一定程度上來說，要把投資于物更多地轉向投資于人。
人工智能發展要對齊“就業優先戰略”
《21世紀》：隨著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會對經濟發展和就業帶來什么影響？你撰寫的另一本新書《中國就業新趨勢》中提到，國家必須構建一套“技術向善、就業優先、成果共享”的系統性治理框架，將AI的巨大潛能轉化為全民福祉。要做好哪些重點工作來推動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
蔡昉：“十五五”時期要提高就業質量，需要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當前結構性就業矛盾，表現在就業靈活性強導致的就業正規程度不高，部分勞動力從城市收入更高、勞動生產率更高的崗位，回流到中小城市或農村收入偏低、生產率更低的崗位，還有就是“一老一小”的就業問題等。前面提到要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要做好職業培訓、探索適合新就業形態的社會保障等的。
人工智能有可能加劇結構性就業矛盾，但是人工智能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強大能力，因此也為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提供了出路。
要駕馭人工智能，要做好三篇大文章。第一，要讓人工智能和“就業優先戰略”對齊。不僅僅要讓人工智能的技術、模型本身對齊，還要讓人工智能的開發者、實驗室、投資者、應用者等，都和就業優先戰略對齊。人工智能不僅僅要能替代部分勞動，還要提高勞動者的能力。比如，當人工智能替代了某些入門級別的崗位，可以用人工智能培訓勞動者成為能勝任中等水平崗位，進而改變“有活沒人干、有人沒活干”的現象。
第二，由于人工智能是一種智能，要實現人機協作，需要在教育環節更加注重對人的培養。比如，人工智能的認知能力比較強，能在短時間內掌握海量知識，人類在這方面可能不是人工智能的對手，但是，在非認知能力方面，人類可能比人工智能更有優勢，包括團隊精神、同理心、照料能力等，很多人際互動還是得靠人類。也就是說，注重加強人類特有的人力資本的教育和培訓，來推動實現人機協作和人機互補。
第三，要提供更加普惠的社會保障，對就業民生進行兜底。
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能帶來真金白銀
《21世紀》：當前，絕大部分城市已經取消落戶限制。但是，部分大城市依然存在落戶困難，部分農業居民不愿意轉成城市戶口，戶籍制度改革似乎面臨一定困境。要如何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能帶來什么效應？
蔡昉：伴隨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城鎮化的進程也在持續推進。當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7%，與國際上同等發展階段的國家水平相當。但是，我國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有18個百分點的差距。如果能把這18個百分點對應的2億多人口變成城市居民，他們的勞動供給會更加穩定，接受教育和培訓的積極性更高，職業技能更強，進而帶來收入的增長、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的提升，會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改革是能帶來真金白銀的。
一直能聽到“有些農民不愿意轉成城市戶口”的說法，這里應該具體分析下。調查問卷中那些明確不愿意“農轉非”的農民，他們很有可能是，要么處在靠近城市的農村地區，要么身處中小城市。如果他們擁有的是邊遠的、山里的土地，很難變成非農用地、建設用地，也不存在國有化的征地補償。有些中小城市當地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
因此，從這些具體情況來分析，并不能得出“城鎮化沒有吸引力”的結論。當前，把戶籍這個象征對人的吸引力慢慢消除些，不妨說是一件好事。更重要的是，要讓城市發揮出城市的功能，提供更多非農就業崗位，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務。未來的基本公共服務，應該是一天比一天更高質量、更多數量、更加均等、更加普惠。其中，更加普惠的含義，是不需要你來交費，不需要識別你是懶漢還是勤快人，只要你是居民，只要你是公民，都可以享有到。
因此，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核心應該是兩條路。第一，淡化戶籍身份本身的公共服務含量。現在也淡化了，是因為一些中小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含量減少了。我們想要的淡化，不是要減少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含量，而是要增加中小城市、農村的基本公共服務內容和含量，縮小地域間的差距。第二，讓那些在城市就業、穩定居住的人，得到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樣的公共服務。
人工智能為農業現代化打開想象空間
《21世紀》：你提到，應充分利用尚有的機會窗口，力圖在“十五五”期間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取得實質性進展。展望未來，農業農村現代化應該是怎樣一副圖景？
蔡昉：當前，我國還沒有完全成為高收入國家，就出現發達國家老齡化的現象，面臨“未富先老”的不利局面。但是，中國也存在一些發達國家不具備的獨特潛力。
從人口的角度來看，對于歐洲國家而言，如果存在勞動力短缺，他們能做的就是延遲退休、從別的發展中國家引入移民。對于中國而言，尚存的機會窗口是，中國的農業勞動力還有繼續轉移的潛力。我國農業部門勞動力占比在22%，這個比例對照現代化的標準而言是太高了。與中國同等發展水平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他們的農業勞動力占比約20%；與高收入國家相比，他們的農業勞動力占比是3%，這意味著中國還有上千萬、上億人口的轉移空間。勞動力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戶，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非農產業（工廠或者服務業等），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相應提高，帶動轉移勞動力收入的提高，這部分人口紅利的釋放將進一步帶動我國經濟的增長。
從發展規律來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農業份額會越來越低。世界銀行數據顯示，高收入國家的農業產值占比不會超過5%，農業就業占比大概在2%-3%左右，像美國和日本農業就業占比在1%。雖然這些國家的農業各不相同，但是他們都可以叫做現代化農業。
要描述什么是現代化農業，是有困難的。但是，現代化農業有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最根本的是農業勞動生產率極高。雖然農業產值占比最小，就業人數最少，但是這個產業能同時滿足這個國家以及國際市場的農產品供給，這要求現代化農業擁有極高的勞動生產率。
第二，要有大的經營規模。美國“農場主”其實也是“農戶”，常見的就是一對夫妻共同經營。但是美國的農戶，擁有上千公頃土地規模，從產出、固定資產來衡量，其經營規模也足夠大。對于中國來說，雖然家庭聯產承包制之后發生了土地流轉，但是總體來說，農戶還是固守著他們承包的土地。未來要通過自愿的土地集中，來實現規模化經營，進而帶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第三，要充分應用科學技術。我國農業科學技術并不落后，但是有限的經營規模，限制了科學技術的發揮。展望未來的農業現代化，可以讓人工智能更好地賦能。比如，農業科學技術中的生物技術，很重要的使命是培育出好的農產品品種，過去要一年一茬地培養、試驗。現在很多育種公司去海南育種，利用熱帶地區氣候，一年可以多種幾季。未來的育種，可能會綜合利用人工智能和基因編輯等技術，在實驗室里能在短時間內進行很多次試驗。另外，人工智能還能幫助實現更精準的施肥、灌溉等。人工智能可以打破過去農業的資源限制，包括土地和水等因素的限制。借由人工智能賦能，也許可以打消掉此前對于農業現代化的一些悲觀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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