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柳寧馨 杭州報道
今年1-2月，我國經濟運行延續回升向好態勢，起步平穩，工業生產加快，消費品制造業和高技術制造業回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升，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投資保持較快增長。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在春節后的一場演講中研判，經濟的二次放緩已經告一段落，經濟邊際已經企穩。從年后最新情況來看，風險偏好的收縮也基本上告一段落。
2024年我國經濟發展會處于怎樣的階段，有哪些機遇？新質生產力和現代化產業體系有怎樣的關系？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釋放了怎樣的信號？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圍繞這些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在他看來，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內容是“現代化產業體系”，以關鍵創新引領，更多未來產業的上下游產業鏈供應鏈的枝蔓會浮現出來，要關注新興產業供給優化。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優化資金供給結構，財政政策預計將在總量上更為積極，2024年尤其值得關注的是PSL。同時，2024年“三大工程”將帶動地產投資降幅收窄，可能會是2024年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增量。
關鍵創新引領產業鏈枝蔓浮現
《21世紀》：你此前提出觀點，中國式現代化重頭戲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在你看來，這個戰略定位調整的經濟背景是什么？
郭磊：從經濟“增長”，到“發展”，再到“現代化”，代表著經濟發展模式的迭代和升級。中國經濟最早圍繞著“增長”這一概念，通過具備競爭力的基礎設施、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以及不斷推進的全球化和市場化進程，成功實現了持續的高增長，建立了成熟完善的制造業產業鏈，并加速推進了城市化，同時在這一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結構性問題。
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從側重增長過渡到側重發展，我理解發展就是增長加上結構調整目標。我們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先后處理了影子銀行、融資平臺、兩高一剩、房地產等領域的結構性問題。
存量結構問題已有效優化；同時，對于增量增長來說，傳統的勞動力要素從全球比較的角度已不具備簡單成本優勢，資本要素從稀缺變為不再稀缺，以“工程師紅利”為代表的新要素優勢凸顯。
在此基礎上，黨的二十大進一步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現代化相當于發展進一步疊加了戰略目標。中國式現代化不同于其他現代化模式的特點之一是并聯式推進，即推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合一，打破線性模式，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內容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從政策闡述來看，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包括短板產業補鏈、優勢產業延鏈、傳統產業升鏈、新興產業建鏈，這會是一個系統性工程。
《21世紀》：最近中央強調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這又釋放了怎樣的政策信號？新質生產力和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什么關系？
郭磊：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過程中，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一個基礎。新質生產力和現代化產業體系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
我們理解基礎要素如果能夠在某種條件下有效提升勞動生產率，比如技術取得革命性突破、未來技術得到有效應用、資源得到創新性配置，則其就構成新質生產力。這種新質生產力會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會推動產業體系實現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等基本要求，進一步形成現代化產業體系。
簡單總結就是用技術進步引領產業趨勢，例如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說的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
例如我們發展人工智能、數字經濟、低空經濟，以關鍵創新引領，上下游產業鏈供應鏈的枝枝蔓蔓就會逐漸浮現出來。
結合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2024年工作任務的首位就是要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 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有三點需要提示，一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框架還是比較廣譜的，報告先后提到了先進制造業集群、傳統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現代生產性服務業。
二是在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部分，報告依次涉及了鞏固擴大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領先優勢,加快前沿新興氫能、新材料、創新藥等產業發展,積極打造生物制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新增長引擎，制定未來產業發展規劃, 開辟量子技術、生命科學等新賽道。
三是關于培育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報告強調加強重點行業統籌布局和投資引導, 防止產能過剩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這一點非常關鍵，如果部分新產業能夠優化供給，則其未來供需格局會更加良性。
增發國債釋放積極信號
《21世紀》：圍繞中國式現代化和現代化產業體系，你關注到貨幣政策有哪些方向變動？
郭磊：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優化資金供給結構。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始終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性、切實加強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優質金融服務、優化資金供給結構，把更多金融資源用于促進科技創新、先進制造、綠色發展和中小微企業，實際上強調的是在貨幣供給環境上穩定總量、優化結構，為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服務。
這實際上也意味著對于我們觀測貨幣政策來說，不能只盯著新增社融、新增信貸、M2同比這樣的總量指標，還要關注其結構趨勢。
《21世紀》：你預計財政政策方面會有哪些變化？
郭磊：廣義財政擴張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得到初步確認，這一點對總需求再均衡將至關重要，財政政策預計將在總量上更為積極。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明確提出“適度加力、提質增效”。去年四季度，增發1萬億國債、重啟PSL（抵押補充貸款）是廣義財政發力的積極信號。從疫后全球經驗看，財政適度擴張有助于對沖經濟的資產負債表收縮風險。
我國價格中樞穩定，較海外經濟體來說更具備財政進一步積極的條件。2024年尤其值得關注的是PSL，它相當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功能的創新及協調配合，PSL投向“三大工程”等領域，既有利于固定資產投資的穩定，又有助于房地產新的發展模式形成，并將最終助力于中期經濟增長預期的穩定，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創造良好條件。
“三大工程”投資是重要增量
《21世紀》：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意味著什么？市場環境需要適應宏觀政策哪些變化風向？
郭磊：我們如果簡單理解，“逆周期”側重的是總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24年要“以進促穩”，總量增長率的進才能帶來微觀預期的穩，包括我們前期看到的增發國債、重啟PSL、下調存量利率和LPR利率，實際上都是作用于總量的逆周期政策。“以進促穩”的背景下，2024年應繼續會有積極的總量政策出來。
“跨周期”側重的是結構。例如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高水平制度型開放，這都是圍繞高質量發展的跨周期政策，前期我們看到上海試點離岸貿易的印花稅優惠政策，這就是一種跨周期政策，它也會給經濟增長和資產定價帶來紅利。
《21世紀》：面對這些當下經濟運行中的變化因素，你認為2024年我國經濟發展會處于怎樣的階段，有哪些主要矛盾需要重點關注，又有哪些機遇？
郭磊：2023年中國實際GDP同比增長5.2%，其中包含一定基數影響，兩年復合增速4.1%左右，同時因為價格中樞較低，名義GDP同比增長4.6%。2024年，我們估計實際增長的兩年復合增速和名義GDP增速均將進一步提升。
首先，出口表現預計會有所好轉。2023年出口年度負增長，主要背景是海外經濟體去庫存，其他制造業國家如韓國、越南出口也受到較大影響。2024年預計海外庫存會出現回補，出口有較大概率回到正增長區間。
其次，“三大工程”將帶動地產投資降幅收窄。去年底和今年初兩批PSL已落地5000億元，顯示出對保障房等“三大工程”的重視。它有可能會是2024年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增量。
再次，從2024年春節數據看，居民生活半徑和服務類消費正在恢復過程中，旅游、電影等領域的數據和2021年有相似性，可能有部分補償特征的消費正在釋放。
在名義增長好轉的基礎上，企業盈利和居民消費意愿均將進一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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