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家庭暴力，或許因為其中的“家庭”二字，很多人會把它當成清官也難斷的“家務事”。但是，當一起又一起嚴重的家暴案件被曝光、被關注，我們必須澄清：家庭暴力，絕不只是“家務事”，很多時候更是嚴重的犯罪。
本周，在成都進行二審的一起家暴案件，就備受大家關注，受害人即使在懷孕期間，依然遭到丈夫的家暴，兩年內被家暴16次。法院二審，施暴者因故意傷害罪和虐待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
但是，在受害者迎來正義的背后，卻隱藏著這樣的追問：她曾六次報警，警方也曾上門調停，并兩次發出《家庭暴力告誡書》，她也曾向當地法院，申請過人身安全保護令。但是，面對受害者發出的求救，法律的很多環節都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我們還發現，盡管《反家庭暴力法》實施已經近十年了，但各地類似的情況并非個例，那么，法律在具體執行落地層面，為什么會存在地區的差異?
兩年的婚姻，帶來的是什么呢?多達16次的家暴，20多處遍布全身的傷痕，包括多處永久性的傷害，其中，肝臟因為嚴重受損而被部分切除，回腸、十二指腸也需要進行手術修復，左腎萎縮、腎功能至今沒有恢復。本周二，法院二審宣判施暴者賀某陽構成故意傷害罪、虐待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賠償受害者謝女士各項損失37.9萬元。
丈夫的暴力，開始于謝女士懷孕八個月的時候，一次爭吵之后，丈夫便對她大打出手，隨后便一發不可收拾，回家的時間、日常的開銷，甚至穿衣的習慣，都會引發丈夫的拳打腳踢。忍無可忍的謝女士，選擇了報警，第一次報警，警方口頭警告，第二次報警，警方向她丈夫開出了《家庭暴力告誡書》。
《家庭暴力告誡書》是公安機關為督促加害人改正而發出的書面告知文書。賀某陽在第一次收到告誡書后，曾承諾“再也不敢了”。然而，暴力依然沒有停止。
令人遺憾的事實是，當地警方發出的兩次告誡書，沒有遏止賀某陽的施暴，一位律師建議，謝女士可以申請保護力度更大的人身安全保護令。于是，2023年4月24日，謝女士帶著一份存有家暴證據的光盤，前往成都武侯區法院，提交了人身安全保護令和離婚申請。
家暴受害者 謝女士：工作人員跟我說，只是出示我的居住證明沒有用，必須還要提供對方的身份證明，就是身份證、戶口本。當時我是提供了賀某陽的身份證復印件的，是有效期的身份證，只是不是成都的身份證，然后工作人員就說不行。
就在謝女士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被拒的這一天晚上，賀某陽將她騙至一家酒店，再次實施嚴重的暴力。這是謝女士最后一次被家暴，也是受傷最嚴重的一次。
如今，案件已塵埃落定，傷痕累累的謝女士，生活還將繼續，而面對她的經歷，公眾對于反家暴制度的完善，疑問還有很多。
人身安全保護令，本應是受害者逃離暴力的“救命稻草”，現實中為什么會因為種種障礙未能及時發揮作用?《反家庭暴力法》出臺后，如何為受害人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提供更加可及、更為便捷的“綠色通道”，也為各界所關注，最高法也出臺了司法解釋，以不斷細化完善各項配套機制，但是，具體到各個地方，為什么在法律落地時，一直到今天，依然會存在這么大的差異呢?
如果謝女士的家暴遭遇，發生在重慶的巴南區，情況會怎么樣?同樣一起涉及家暴的案件，接到陳女士報警，重慶警方立即采取了行動，在派出所，陳女士的丈夫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并寫下保證書。更重要的是，盡管這只是第一次報警，民警就向她的丈夫開具了家庭暴力告誡書。
在重慶，派出所對家暴案件的處置，近幾年正在發生很大變化，不僅在確認家暴后快速發出告誡書，同時受害人也會馬上被告知，可以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在此機制下，陳女士在遭受家暴當天，就提出了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而這樣的申請，在派出所就能完成。
法院、公安、婦聯三部門聯動，建立起“一站式”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機制，這樣，無論是派出所民警還是婦聯工作人員，都可以在工作平臺上協助受害人提出申請，而不必為此再跑一趟法院。人身安全保護令，法院最短在20分鐘內，就可以完成在線審核并簽發，從而大大提高了法律所規定的72小時內作出人保令裁定的效率。
對于審核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法官們來說，他們做出人保令裁定，一個很大的變化是，2022年最高法司法解釋發布后，申請人只要證明遭受家暴或面臨家暴現實危險的事實存在“較大可能性”即可，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樣，需要達到“高度蓋然性”。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條規定，人民法院可根據公安機關出警記錄、告誡書、傷情鑒定意見等證據，認定家庭暴力事實。但實踐中，大多數當事人由于無法提供上述證據而被駁回，從而限制了人身安全保護令作用的發揮。對此，最高法的司法解釋便根據家庭暴力發生的特點，列舉了十種證據形式。
記者注意到，為方便申請者快速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在被申請人的被禁止行為，以及事實與理由的項目中，都有快速勾選項。
從2016年3月到今年5月，重慶市巴南區共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超過1000件，數量在全國各區縣中排在前列。去年10月，《重慶市實施〈反家庭暴力法〉辦法》施行，通過地方立法，進一步完善了人身安全保護令一站式申請機制，法院、公安、婦聯等的職責，也得以進一步明確。
其實，這些年，各地法院發出的人身安全保護令數量，每年都在增長。來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數據，去年各地法院發出的人身安全保護令，有6351份，差不多是2016年的10倍，不過，這一數字如果均攤到全國3000多家基層法院，每個法院一年才兩份，相比每年的家暴案件數量，這個數據，應該能說明很多問題。
具體到現實，我們發現，有的基層法院仍然存在舉證門檻高、審查周期長、申請材料復雜等問題，有的工作人員對人身安全保護令，還是有認識偏差，發放十分謹慎。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同樣遭受嚴重家庭暴力的兩個受害者，因為在不同的地區，她們在申請獲得法律幫助時，得到的回應有可能截然不同。那么，站在全國角度，我們該怎樣去消除這樣的地區差異，并能夠真正為家暴受害者，提供及時的法律救助呢?
2023年的《國務院關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況的報告》中，就提到了這樣的問題：各地告誡書發放標準和程序、送達范圍、信息錄入、跟蹤回訪等要求不一致，不同地區基層執法人員認識不統一，告誡制度執行地區差異較大。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申請數量占比較小，部分家庭暴力受害人選擇通過公權力救濟意愿不高，不懂申請、不敢申請。
2016年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已經搭建起一個相對完整的法律體系，公民在遭受到家庭暴力后，可以通過哪些渠道發出求助，哪些部門應當給予受害者幫助，對于施害者應該怎樣處罰，這部法律都有明確規定。但在實踐中，這部全文只有38條3100余字的法律，還無法涵蓋反家暴工作的各項細節，因此，在法律之外，必須出臺相應的配套措施，來配合反家暴法的落地生效。
2022年，最高法司法解釋的出臺，直接帶動了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數量的快速增長。但《國務院關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況的報告》也指出，有的地方對人身安全保護令有認識偏差，發放仍然較為謹慎。專家認為，下一步，需要繼續加強基層法官對相關條文的理解掌握，進一步提高簽發數。
在專家看來，除了人身安全保護令之外，關于反家暴機制的其他環節，配套措施也應該進一步完善，以減少法律落地和執行環節的地區差異。尤其是對于一線執法的公安民警來說，如何接警、如何下發告誡書、如何固定證據、如何與法院聯動，還需要更加完善細致的操作指引。
來自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2020年的調查數據，在婚姻生活中，女性遭受過配偶身體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比例，為8.6%，盡管比2010年下降了5.2個百分點，但是，8.6%這個數據，說明家暴的治理之路依然難度不小。
接下來，我們當然期待，在反家暴法的基礎上，更多具體的法規、司法解釋等能夠盡快出臺，比如民警該如何接警，何時下發告誡書，法官在什么條件下，必須簽發人身保護令，社區、婦聯等部門如何聯動等等，讓受害者無論身處何地，都能獲得同等的保護和援助。期待這樣一套全國統一的反家暴應對機制，能夠盡快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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