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深刻變革的時代背景下，培養和保持深厚的理論興趣、強化系統和深入的理論學習，已成為擺在各級領導干部面前的一項重要而又緊迫的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理論學習與黨的事業發展的內在統一性，精辟概括了理論武裝對于把握歷史主動、引領時代前行的決定性意義。
提升學習理論的自覺性
濃厚的理論興趣，源于對真理的熱切渴望和對民族復興使命的自覺擔當，同時也源于對學習理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深刻理解。學習理論的現實意義和針對性，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相互交織激蕩的特殊歷史條件下，顯得尤為突出。
在歷史大變局中有效應對和駕馭錯綜復雜局面、提升執政能力的迫切需要。只有持續深化理論學習，深入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努力提高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才能深刻把握歷史發展的規律和大勢，有效提高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的能力。
始終保持思想政治上的清醒、堅定理想信念的迫切需要。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嚴峻的今天，各種理論、思潮、觀念競相涌現，相互碰撞、交融和沖突。只有通過扎實深入的理論學習，努力站在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高度，才能始終保持堅定的政治立場和正確的政治方向。
在充滿誘惑和浮躁以及事務繁忙的境遇中保持定力、完善自我和提升思想境界的迫切需要。理論學習能夠幫助我們有效地擺脫各種紛擾和跳出日常瑣碎事務的局限，從更宏闊的視野和更高遠的境界來審視工作與生活，有效抵制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和浮躁之風的侵蝕，在不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中，實現人生境界的升華。
提高理論思維特別是辯證思維能力
學習理論，深刻理解并準確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運用其科學認識和正確處理當代中國面臨的諸多社會問題，除了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社會實際，在思想理論層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理論思維能力特別是辯證思維能力。這是將理論知識轉化為認識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前提。
理論思維是一種超越經驗的、本質性的思維。它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等基本工具，通過思辨反思，對感性經驗材料進行分析和加工，透過現象把握本質，通過偶然揭示必然，從感性具體上升到抽象規定、再從抽象規定上升到思維具體，從而來客觀地反映和把握認識對象。因此，理論思維能力是一種具有根本性乃至決定性的思維能力。
在諸多理論思維形式中，辯證思維居于最高層次和核心地位。因此，提高理論思維能力，應著重提高辯證思維能力。黑格爾認為，辯證思維的本質和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從對立面的統一中把握對立面，或者說，在否定的東西中把握肯定的東西。”辯證思維要求我們系統地掌握辯證法及其基本規律，客觀地而非主觀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系統地而非零散地、普遍聯系和發展地而非孤立和靜止地觀察事物、分析問題。它堅持矛盾分析這一根本方法，強調抓住矛盾問題的精髓即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在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中把握事物。
理論思維能力并非完全與生俱來，主要依靠后天的系統學習和培訓。其中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徑，是深入學習哲學和哲學史，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理論思維無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種生來就有的素質。這種才能需要發展和培養，而為了進行這種培養，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辦法。”據此而論，學習哲學和哲學史，特別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成為理論學習的重中之重。
將理論學習內化為健康的生活方式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應該把學習作為一種追求、一種愛好、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學樂學。”理論學習的目的不僅在于認知層面的“知”，更在于實踐層面的“行”，首先在于將其轉化為內在的價值追求和自覺的行為習慣，從而成為工作與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一種精神需求和生存狀態。
要實現這種內化，必須遵循理論學習的內在規律。理論學習作為一種高度復雜的精神實踐活動，有其獨有的特殊的內在規律性。這種規律性遵循和體現認識和思維發展的一般規律，同時，又具體表現為閱讀經典和原著文本所應遵循的若干原則和方法。
忠實于原著，堅持理解和釋讀的客觀性，努力做到思考、理解、視域乃至境界與經典著作所展現的思想、視域和境界相統一。這就決定了閱讀和精通經典著作需要多方面相關條件的儲備，必定是一個循環往復、循序漸進的過程，切忌淺嘗輒止、望文生義、穿鑿附會乃至斷章取義。東漢史學家班固在其所著《河間獻王傳》中描述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指的就是劉德在讀書和研究時所持的一種注重事實、嚴謹求真的態度。
保持主體性和充分發揮主體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通過思辨反思努力實現文本在思維中的復制和再建，做到文本釋讀與建構相統一。讀書是閱讀主體與作為閱讀對象的文本互動和雙向交流的過程，閱讀者并不是也不應是完全消極和被動地接受文本所傳達的信息，而應是主動參與同文本的對話和交流，努力將文本對象在自己的思維中呈現出來，甚至能夠在基于文本思想內容的基礎上有所發現、有所發明和有所發揮。古代思想家們強調閱讀經典要“以意逆志”“以心相遇”“以心接心”，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注重經典著作文本中重要概念的準確理解和把握，以此為堅實基礎去理解和把握文本中的論點、論斷和命題，進而去理解和把握文本的整體內涵和基本精神，做到語詞的釋讀與文本要義的理解相統一。清代學者戴震將文本解讀的內在結構分解為“離詞”“辨言”和“聞道”三個階次，提出：“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這一論述，清晰地揭示和表述了文本釋讀的內在邏輯。在這一邏輯中，“離詞”即對概念、范疇和語詞的準確理解和把握，構成了文本解讀整體過程的起點、前提和基礎。
不僅要重視準確理解和把握經典著作文本的含義，而且要重視揭示文本含義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做到把握文本的含義與把握文本的意義相統一。經典著作不僅含有認知和理論系統，同時也具有價值蘊含。因此，經典著作文本的解讀也牽涉兩個基本的視角——含義解釋與意義解釋。這兩者既相對分離，又彼此統一。文本所曾具有的歷史意義需要閱讀者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歷史背景去揭示，而文本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則需要閱讀者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現實需要來加以闡釋和賦予。
在重視經典著作文本內容、含義研究的同時，也要重視對文本所產生的歷史條件和其所依賴的歷史經驗的研究，做到文本釋讀與歷史釋讀相統一。這是因為，從根本上說，經典著作中所含有的理論來源于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實踐及其歷史經驗，是一定歷史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所以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對文本本身進行孤立的研究。在此方面，我國學者曾明確提出“經史同一”的觀點，即經典文本與現實歷史在本質上同一，具有某種同一性。王陽明對此的解釋是：“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
理論來源于實踐，學習理論的終極目的也在于將理論應用于實踐，因此，經典著作文本的釋讀要與領導者的日常工作實踐特別是遇到的重大現實問題相結合，與領導者個人的黨性鍛煉、道德修養和思想境界的提高相結合，做到文本釋讀與工作和生活實踐相統一。將強大的理論力量內化為自身的素質并將其轉化為領導工作實踐的卓越創造力，無疑是領導干部理論學習應該追尋的目標和至高境界。（侯才）
《 學習時報 》（ 2025年09月22日 第 02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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