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環抱，劍湖滋潤，在一片看似尋常的稻浪之下，沉睡著云南最古老的文明密碼。60多年前，一次尋常的河道疏浚，竟驚醒了深埋于泥土深處的遠古記憶——黝黑的木樁柱次第破土，仿佛先民低語，自悠遠的時光長河中傳來回響——
一座史前宏大的水濱聚落，自此緩緩掀開面紗，這是中國迄今所見規模最大的水濱木構“干欄式”建筑聚落遺址；石范與銅器的出土，改寫了這片土地的青銅編年；而稻麥復種的耕痕，更悄然揭示了中國古代農業種植技術的驚世線索……海門口，不僅是一處遺址，更是一扇通往遠古的門扉，它承載著考古的驚嘆、人類的足跡與民族的記憶，將我們引向云南文明的源頭。
劍川縣海門口遺址航拍，遺址核心區從圖中丁字路口周圍展開
一
發掘之路：尋找塵封數千年的歷史
8月，劍川縣劍湖之濱的甸南鎮海門口，水稻、玉米等作物拔節生長。這片肥沃的土地里，留下了云南邁入青銅文明的重要遺跡。
“我們的探方臨水，才挖下去一點就開始滲水，那些木樁柱的頭就冒出來了，非常震撼。”說起17年前對海門口遺址的發掘，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閔銳記憶猶新。
劍川縣海門口遺址2008年發掘場景
2008年1月至5月，枯水季節，閔銳作為領隊，帶領來自省、州、縣文物管理部門的10余人開啟了海門口遺址考古發掘。
“劍川海拔2200米左右，冬天很冷，2月份探方里的水都結了薄冰，穿著水鞋在里面工作就更冷了。”閔銳說，但大家仍興致勃勃、干勁十足，“每當出土一件青銅器、一件石器，大家都會高興得大叫起來。”
考古隊就這樣一邊抽水、一邊清理、一邊尋找、一邊記錄……
當地群眾對考古工作也很關心和支持，“他們時不時拉著手風琴、唱著歌，來慰問我們的考古隊員。”閔銳說起來嘴角帶著笑意。
2008年的這次考古發掘持續了4個多月，發掘探方35個，面積1395平方米，運用航拍、坐標布方法、浮選等各種先進技術，取得了較好的收獲——出土遺物3000多件，有陶器、石器、骨器、牙器、木器、銅器、鐵器、動物骨骼和農作物遺存8類。清理出木樁柱和橫木4000多根、房址2座。
閔銳介紹，這一次發掘面積大，出土遺跡、遺物豐富，地層清晰可靠，揭示遺址面積超過50000平方米，年代距今約4500～2400年，是一處從新石器時代晚期直至青銅時代的大型水濱木構干欄式建筑遺址，是云貴高原最早的青銅時代遺址。
劍川縣海門口出土的石器、骨器等
劍川縣海門口出土的銅器
事實上，這已經是第三次對海門口進行發掘了。在此之前，海門口遺址最早向世人揭開神秘面紗是在60多年前。
“海門口的海尾河，是劍湖的出水口，原來是一個‘幾’字彎，水流不暢，經常導致洪澇災害。”劍川縣民族博物館館長楊德志介紹，1957年3月，劍川縣人民政府決定在此裁彎改直、擴寬河道，施工過程中偶然發現大量木樁，于是開展了6天的短暫發掘。1978年4月，文物部門對海門口遺址進行第二次發掘，設探方3個，共215平方米。兩次發掘共出土銅器、石器數百件，還有木器、鐵器、農作物及銅塊、銅渣、礦石，出土的銅器中除了幾件紅銅器外，有10件為青銅器。
在2008年之后，為進一步揭示遺址內涵，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四川大學考古系（今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合作，于2016—2019年對海門口遺址進行了4次發掘，面積3895平方米。
劍川縣海門口遺址考古發掘現場。閔銳 供圖
新的發現再次增進了我們對海門口遺址的認識——鉆探表明，海門口遺址面積廣闊，超20萬平方米，在甸南鎮下登村、海門口村均有分布；工作人員在臺地間前緣發現了少量青銅時代二次葬遺存，為探索海門口先民的葬俗和精神世界提供了線索，也為今后墓葬群的尋找提供了重要線索。
二
文明之源：劍湖之畔的文明火光
當考古研究者將海門口的泥土一層層撥開，地層清晰劃分，文物分類呈現，海門口遺址的價值不斷凸顯。
一根根樁樁、一眼眼榫口，蘊藏著史前人類的智慧與創造力。
《淮南子·原道訓》有云：“有象之類，莫尊于水。”
人類文明的源頭往往具備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適宜生存，適宜生存中最基本的條件是要有充足的水，臨水而居的區域往往是誕生偉大文明的地方。
劍川縣海門口遺址位于劍湖旁邊，水源充足
劍湖之濱的海門口，歷史上是一片沼澤地，當地白族居民稱劍湖為“海”，把這里俗稱為“小海子”，所以劍湖的出水口就被稱為“海門口”。世居在這里的白族村子也一直被稱為“海門口村”，白語稱“茍彌居”。
海門口考古發現房址2處，樁柱排列規律，轉角處呈直角，形狀呈長方形。“據此，我們可以判斷房子是‘干欄式’，形狀呈長方形，上部的擋墻可能是木骨泥墻，房子的頂部還不能準確判斷。”閔銳在研究論文中指出，遺址區在那個時代地表應為沼澤，從第10、9、8層中可發現大量的未腐爛的草類及根系，“干欄式”的房子能起到防潮的作用。
海門口遺址木樁分布集中區面積達到20000平方米，這樣一個保存之好、面積之大的史前水濱木構“干欄式”建筑遺址是目前全國最大的，為研究中國史前的聚落類型提供了寶貴實例。
一扇扇石范、一件件青銅器，譜寫著云南文明的生命詩篇。
青銅時代是一個文明高度發展的體現。人類逐漸扔掉手中的石器，開始掌握青銅器的制作與使用，使農業和手工業的水平逐步提高，便是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開始。因此，青銅的使用是衡量地區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
劍川縣海門口出土的石范，用于冶鑄青銅器
“海門口遺址是云南進入青銅時代最早的一個遺址，它上承新石器時代晚期，然后進入青銅時代，開創了云南的青銅文明。”閔銳說。
更重要的是，海門口遺址出土了石范，“有石范的話，說明已經掌握了很好的青銅器鑄造技術。”閔銳解釋。
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指出：“海門口出土的銅器，以確切的地層關系證明該遺址為云貴高原最早的青銅時代遺址，滇西地區是云貴高原青銅文化和青銅冶鑄技術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一粒粒稻子、一顆顆小麥，講述著人類稻麥復種的歷史。
海門口遺址還發現了大量農業遺存，如炭化稻、炭化麥、炭化粟……一顆顆炭化后的種子呈黑色，但顆粒形狀仍清楚可見。
劍川縣海門口出土的炭化稻。圖源：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網站
劍川縣如今仍延續稻麥復種傳統，圖為海門口遺址周邊種植的水稻
“我們出土的植物種子種類、數量特別豐富，在全國也是排在前面的。2008年的發掘還發現了稻麥復種，年代大概在三千六七百年前。”閔銳介紹，所謂稻麥復種，就是每年5—6月份栽種水稻，10—11月份水稻收獲后，翻耕播種大麥或者小麥，來年5—6月收獲，麥茬翻耕后再栽水稻。
海門口遺址出土的稻、麥、粟等多種農作物遺存，證明了來自黃河流域的粟作農業，其南界已經延伸到滇西地區；而稻、麥的共存現象，則為重新認識中國古代稻、麥復種技術的起源時間和地點提供了重要的線索。2014年，農業部（今農業農村部）將劍川稻麥復種系統列為“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海門口遺址，因其較高的歷史價值、科學價值和獨特的文化藝術價值，被國家文物局評為中國“2008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
三
保護傳承：力爭建設考古遺址公園
剛剛過去的暑假，甸南鎮周邊的黑陶研學館熙熙攘攘，孩子們專注地揉捏著陶泥，指尖流轉間，泥土化作靈動的瓦貓、圓潤的陶罐……
甸南鎮被稱為“土陶之鄉”，近年來，劍川縣依托海門口遺址衍生出“考古+非遺+旅游體驗”的路子，開設黑陶研學館、木雕研學館等，每年接待游客2000多人次。
劍川縣海門口出土的3600多年前的雙耳彩陶罐
劍川縣甸南鎮的劍川白族土陶傳習所。圖源：“今日劍川”微信公眾號
“從海門口出土的3600多年前的雙耳彩陶罐，到如今手工制作的陶器，我們在土與火的交融中，實現非遺技藝的活態傳承，續寫千年土陶的傳奇。”劍川縣民族博物館副館長張麗萍說。
海門口遺址的文化內涵遠不止于此，未來，如何更好地保護、傳承、發掘利用好海門口文化？
“對整個遺址的考古工作，以后肯定還要持續下去，要通過更深入地研究，把更多的文化內涵提煉出來。”閔銳說，畢竟這是一個20多萬平方米的遺址，到目前為止也只發掘了幾千平方米。
“新的發掘也為動物、植物、古環境等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新資料，這些研究正在進行中。”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專業學生段育君在其論文中說，相信隨著各項工作的進一步開展，海門口遺址及劍湖周邊早期遺存面貌將會更清晰地展現，“這也是本人將來的主要研究方向。”他說。
遺產的文化屬性，決定了其不能僅僅被發表于文獻、宣傳于展板、陳列于展館，而是要活態傳承、動態傳播。如何向世人闡釋好、展示好海門口遺址的普遍價值？
“其實最好的保護利用，就是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閔銳說，“這樣做的話，又可以發掘，又可以研究，又可以對外展示、宣傳，公眾也可以參與其中。最終可以更多地惠及社會、發揮社會效益。”
“高原明珠，生態湖濱”劍湖。段蘇航 施壽昌 攝
海門口遺址背枕巍巍群山，緊挨“高原明鏡”劍湖，綠樹蔥蘢、鳥兒翩躚，生態環境優越，“像這樣漂亮的遺址環境，在全國來看都是很難得的，并且大理市到劍川縣的高速公路已通車，交通往返也很方便了。”閔銳進一步分析。
楊德志介紹，近年來，劍川縣正積極推進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全面規劃海門口遺址的保護與發展，通過在考古遺址原地建設考古遺址公園，直觀還原遺址現場，既保護遺址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又通過科學保護、合理展示，打造集科研、科普于一體的公共空間，推動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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