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去來：不一樣的陶淵明》（2023年）是顧農(nóng)先生繼《己亥隨筆》（2021年）與《中國中古文學史》（2022年）之后推出的又一部作品，其不一樣之處首先恰在于綜合了前兩部著作的學術(shù)研究之嚴謹與隨筆寫作之靈活。王水照先生為金性堯《宋詩三百首》作序：“用隨筆筆法從事選本編著，是其一大特色。”“隨筆筆法”也可以移作對《歸去來》的評語。
常采用比較的方法
顧農(nóng)先生積年深耕中古文學研究，《歸去來》恪守了學術(shù)的立場、“內(nèi)核”，考證見其功力，讓人信服。
一般認為陶淵明在三十歲左右初入仕途，擔任江州祭酒；《歸去來》“以詩補史”，根據(jù)《怨詩楚調(diào)示龐主簿鄧治中》“弱冠逢世阻”、《有會而作》“弱年逢家乏”等內(nèi)證以及《雜詩》中的“蛛絲馬跡”，推斷陶淵明在二十歲時曾經(jīng)一度進入官場。第九章《小說家陶淵明》、第十章《家庭教材〈五孝傳〉與〈四八目〉》兩章則在詩、文、賦之外，確立了陶淵明《搜神后記》等作品的著作權(quán)。“悠然見南山”與“悠然望南山”、“刑天舞干戚”與“形夭無千歲”的版本異文考辨破除成見，豁人心目。《歸去來》常采用比較的方法，體現(xiàn)了作者宏通的文學史視野，如陶淵明與謝靈運對待僮仆的態(tài)度、陶淵明與柳宗元詠荊軻之作、陶淵明與張協(xié)的詠二疏之作。
如鹽入水，無處不在
以上臚列體現(xiàn)了古典文學研究的“當行本色”。不過，如若僅止于此，《歸去來》的讀者亦只會囿于“專業(yè)讀者”，其“學術(shù)成色”也非我這樣的普通讀者所能置喙。事實上，《歸去來》相當好讀，可以說是“書當快意讀易盡”，其不一樣處就在于如鹽入水、無處不在的隨筆筆法。《歸去來》的文字平易清通，往往如話家常，甚至也不避流行語。作者常常由陶淵明的作品生發(fā)開來，聯(lián)系現(xiàn)代生活，抒發(fā)所思所感；引用書證亦不限于古典。
我個人尤覺有味的是《歸去來》由陶淵明的讀書態(tài)度、讀書生活、讀書詩作等引發(fā)的讀書雜感，如作者從“好讀書，不求甚解”引出了繆鉞先生關(guān)于讀書的四種態(tài)度：“諸葛亮‘讀書但觀大意’，此政治家讀書之態(tài)度也。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此詩人讀書之態(tài)度也。陶弘景‘一物不知，以為深恥’，皇甫謐‘遭人而問，少有寧日’，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此學者讀書之態(tài)度也。司馬遷‘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此通人讀書之態(tài)度也。”（《冰繭庵札記·讀書態(tài)度》）顧農(nóng)先生以陶淵明的讀書為“話頭”，表達了他本人通達的讀書態(tài)度，如：“我們在讀詩的時候，宜乎把追求精確的數(shù)學思維頭腦暫時擱置起來，更多地關(guān)注人的感情，心知其意即可，不必講究‘落實’，不宜求之過深。在這里正用得著陶淵明關(guān)于讀書‘不求甚解’的指示，含糊一點，這才合適，甚至可以說非常必要。”“《移居》其一的最后四句說‘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可知他曾自發(fā)地同鄰居中的‘素心人’開小型學術(shù)研討會，探索書中那些有‘疑義’的地方。由此可知他之所謂‘不求甚解’絕非囫圇吞棗，只是不鉆牛角尖，不去瞎動什么急轉(zhuǎn)彎的腦筋罷了。”“非功利無壓力的讀書，現(xiàn)代人離開此種境界似乎越來越遠，偶有這樣的機緣便會覺得喜出望外，近乎奢侈——而這在陶淵明乃是家常便飯——讓我們珍惜這樣的機會吧！”
“不宜呆看”
《歸去來》中數(shù)次出現(xiàn)“不宜呆看”之語，如“不宜呆看‘五斗米’”，這不僅是讀書態(tài)度，也是一種閱世知人的方法；作者借此為我們還原了一個更近于真實、近于“人情”的陶淵明形象。《歸去來》的第六章《晉、宋易代與所謂“忠憤說”》著力祛蔽，破除陶淵明研究中的“忠憤說”，書中又屢致其意，無非是貼近人情，如：“那時候官員們就都是這樣隨時轉(zhuǎn)變立場而完全無所謂的。皇帝把寶座和天下都打包轉(zhuǎn)送給天命新歸的新天子了，大小臣工還有什么話可說！”“長期以來一直有學者將忠于東晉、對劉宋王朝表示憤恨的政治態(tài)度設定為解釋陶淵明詩的前提，把事情完全搞亂了。只有徹底撕掉貼在陶淵明臉上的‘忠憤’標簽，對他的研究才能正常進行下去。”
又如陶淵明有《責子》詩，歷數(shù)他的五個兒子。他的五個兒子真的如此不堪嗎？陶淵明有《乞食》詩，描述自己為饑餓所驅(qū)、到朋友家“乞食”的經(jīng)歷。他是真的如此潦倒嗎？這些都“不宜呆看”。《歸去來》引用黃庭堅《書陶淵明責子詩后》（《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于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然后又引申：“這段話不僅可以幫助人們理解《責子》，而且具有普遍意義，足以啟發(fā)陶詩讀者之蒙。陶淵明作品里有些話不宜呆看，弄不好就會‘死于句下’。”陶淵明的“乞食”也可以作如是觀，只是自嘲而已。作者宕開一筆，引用魯迅雜文資料，《華蓋集·碰壁之后》：“窮到透頂，愁得要死的人，哪里還有這許多閑情逸致來著書？……高吟‘饑來驅(qū)我去……’的陶征士，其時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當苦痛，即說不出苦痛來，佛說極苦地獄中的鬼魂，也反而并無叫喚。”作者略加按語：“這一鞭辟入里的分析，對于人們正確領(lǐng)會《乞食》一詩提供了深刻的啟示，不能因為是雜文中語而輕輕看過。”又引用了魯迅《華蓋集續(xù)編·馬上日記》到朋友家“蹭飯”的軼事佐證。這種寫法就不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家法”，而是“隨筆筆法”了。
“至人只是常”
辛棄疾《水龍吟·老來曾識淵明》云：“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但假如將陶淵明崇高化、神圣化，則“生氣”索然。“至人只是常”，《歸去來》所呈現(xiàn)的是平常家常、可親可近的陶淵明形象，比如對待饋贈，陶淵明并沒有“潔癖”，“因為要保持高士的身段而絕對不接受任何饋贈，在陶淵明看來也未免矯情做作，并不可取。這是陶淵明的家常隨和之處，同廉潔與否完全無關(guān)”。
顧農(nóng)先生除了是中國文學研究專家之外，也是魯迅研究專家，熟諳魯迅作品；《歸去來》中引用魯迅之處頗多，不煩贅舉。魯迅先生為人為文具有魏晉風度、魏晉文章“通脫”的特點，這也體現(xiàn)在他的古典文學研究中。《魯迅論陶淵明及其方法論啟示》總結(jié)了魯迅陶淵明研究的特點：“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又不為所限，用新法加以整合升華，并且由此生出新意來”“上掛下連，打通歷史的脈絡，從而對研究對象看得清晰一些”“在研究古代文史時，始終不忘記當下的現(xiàn)實社會，爭取從中獲得靈感，以至達成化境”。（第415—416頁）概而言之，魯迅先生也是將雜文（隨筆）筆法融入到了他的陶淵明研究之中，這三點也正是顧農(nóng)《歸去來》所體現(xiàn)出的意趣。
某種程度上的“療愈”
《歸去來》以“不一樣”的“隨筆筆法”運思于學術(shù)研究，呈現(xiàn)了“不一樣”的陶淵明形象，這是其所長；其所短也恰恰在于“隨意”，不太講究。《歸去來》一書前后重復、互見之處頗多，章節(jié)、文章長短參差。第七章《陶詩七說》，討論陶淵明詩歌類型，“讀書詩”“詠懷詩”與“贈答詩”相比，篇幅過短。第九章《小說家陶淵明》中關(guān)于《桃花源記并詩》的考辨，洋洋灑灑，就有點“喧賓奪主”，這些內(nèi)容放在第八章《陶文三說》中關(guān)于《桃花源記》的討論更為合適。第十三章《陶詩陶文選析》之《送的什么客（〈于王撫軍座送客〉）》一篇是考證文字，與整體偏重鑒賞的風格不合。《陶淵明接受史零札》部分，既然曰“零札”，當然不必求全，但既然都有了“白居易與陶淵明”，卻沒有“蘇軾與陶淵明”這一題目，總覺得有遺珠之憾。有的小地方也不太嚴謹。陶淵明歸隱之初，創(chuàng)作了《歸園田居》，“歸園田居”四字應該讀作“歸/園田/居”，“居”是動詞、是對“歸”的補充，而不能讀作“歸/園田居”，“居”不是名詞。《歸去來》在提及、論述陶淵明的隱居生活、田園詩作時，數(shù)次提到他的“園田居”宅院，這就是“誤讀”了。這些小的瑕疵可能只是因為本書是由單篇文章綴合而成，非成于一時，后期打磨不夠；小疵不能掩大醇。
現(xiàn)代社會生存壓力大，“內(nèi)卷”“內(nèi)耗”都成了高頻詞，精神田園日漸荒蕪，“不如歸去”也只能是想想而已。陶淵明的詩歌或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我們平復“內(nèi)卷”、治療“內(nèi)耗”，正如作者所云：“一般俗人在塵世中摸爬滾打，難免不干一點‘違己’的事情，功利之心亦復難以消盡；讀讀陶詩正可如過屠門而大嚼，雖不能行，聊以寄情。陶詩久誦不衰的魅力，原因之一或即在于此乎。”
作者：俞香順 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歸去來：不一樣的陶淵明》（2023年）是顧農(nóng)先生繼《己亥隨筆》（2021年）與《中國中古文學史》（2022年）之后推出的又一部作品，其不一樣之處首先恰在于綜合了前兩部著作的學術(shù)研究之嚴謹與隨筆寫作之靈活。王水照先生為金性堯《宋詩三百首》作序：“用隨筆筆法從事選本編著，是其一大特色。”“隨筆筆法”也可以移作對《歸去來》的評語。
常采用比較的方法
顧農(nóng)先生積年深耕中古文學研究，《歸去來》恪守了學術(shù)的立場、“內(nèi)核”，考證見其功力，讓人信服。
一般認為陶淵明在三十歲左右初入仕途，擔任江州祭酒；《歸去來》“以詩補史”，根據(jù)《怨詩楚調(diào)示龐主簿鄧治中》“弱冠逢世阻”、《有會而作》“弱年逢家乏”等內(nèi)證以及《雜詩》中的“蛛絲馬跡”，推斷陶淵明在二十歲時曾經(jīng)一度進入官場。第九章《小說家陶淵明》、第十章《家庭教材〈五孝傳〉與〈四八目〉》兩章則在詩、文、賦之外，確立了陶淵明《搜神后記》等作品的著作權(quán)。“悠然見南山”與“悠然望南山”、“刑天舞干戚”與“形夭無千歲”的版本異文考辨破除成見，豁人心目。《歸去來》常采用比較的方法，體現(xiàn)了作者宏通的文學史視野，如陶淵明與謝靈運對待僮仆的態(tài)度、陶淵明與柳宗元詠荊軻之作、陶淵明與張協(xié)的詠二疏之作。
如鹽入水，無處不在
以上臚列體現(xiàn)了古典文學研究的“當行本色”。不過，如若僅止于此，《歸去來》的讀者亦只會囿于“專業(yè)讀者”，其“學術(shù)成色”也非我這樣的普通讀者所能置喙。事實上，《歸去來》相當好讀，可以說是“書當快意讀易盡”，其不一樣處就在于如鹽入水、無處不在的隨筆筆法。《歸去來》的文字平易清通，往往如話家常，甚至也不避流行語。作者常常由陶淵明的作品生發(fā)開來，聯(lián)系現(xiàn)代生活，抒發(fā)所思所感；引用書證亦不限于古典。
我個人尤覺有味的是《歸去來》由陶淵明的讀書態(tài)度、讀書生活、讀書詩作等引發(fā)的讀書雜感，如作者從“好讀書，不求甚解”引出了繆鉞先生關(guān)于讀書的四種態(tài)度：“諸葛亮‘讀書但觀大意’，此政治家讀書之態(tài)度也。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此詩人讀書之態(tài)度也。陶弘景‘一物不知，以為深恥’，皇甫謐‘遭人而問，少有寧日’，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此學者讀書之態(tài)度也。司馬遷‘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此通人讀書之態(tài)度也。”（《冰繭庵札記·讀書態(tài)度》）顧農(nóng)先生以陶淵明的讀書為“話頭”，表達了他本人通達的讀書態(tài)度，如：“我們在讀詩的時候，宜乎把追求精確的數(shù)學思維頭腦暫時擱置起來，更多地關(guān)注人的感情，心知其意即可，不必講究‘落實’，不宜求之過深。在這里正用得著陶淵明關(guān)于讀書‘不求甚解’的指示，含糊一點，這才合適，甚至可以說非常必要。”“《移居》其一的最后四句說‘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可知他曾自發(fā)地同鄰居中的‘素心人’開小型學術(shù)研討會，探索書中那些有‘疑義’的地方。由此可知他之所謂‘不求甚解’絕非囫圇吞棗，只是不鉆牛角尖，不去瞎動什么急轉(zhuǎn)彎的腦筋罷了。”“非功利無壓力的讀書，現(xiàn)代人離開此種境界似乎越來越遠，偶有這樣的機緣便會覺得喜出望外，近乎奢侈——而這在陶淵明乃是家常便飯——讓我們珍惜這樣的機會吧！”
“不宜呆看”
《歸去來》中數(shù)次出現(xiàn)“不宜呆看”之語，如“不宜呆看‘五斗米’”，這不僅是讀書態(tài)度，也是一種閱世知人的方法；作者借此為我們還原了一個更近于真實、近于“人情”的陶淵明形象。《歸去來》的第六章《晉、宋易代與所謂“忠憤說”》著力祛蔽，破除陶淵明研究中的“忠憤說”，書中又屢致其意，無非是貼近人情，如：“那時候官員們就都是這樣隨時轉(zhuǎn)變立場而完全無所謂的。皇帝把寶座和天下都打包轉(zhuǎn)送給天命新歸的新天子了，大小臣工還有什么話可說！”“長期以來一直有學者將忠于東晉、對劉宋王朝表示憤恨的政治態(tài)度設定為解釋陶淵明詩的前提，把事情完全搞亂了。只有徹底撕掉貼在陶淵明臉上的‘忠憤’標簽，對他的研究才能正常進行下去。”
又如陶淵明有《責子》詩，歷數(shù)他的五個兒子。他的五個兒子真的如此不堪嗎？陶淵明有《乞食》詩，描述自己為饑餓所驅(qū)、到朋友家“乞食”的經(jīng)歷。他是真的如此潦倒嗎？這些都“不宜呆看”。《歸去來》引用黃庭堅《書陶淵明責子詩后》（《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于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然后又引申：“這段話不僅可以幫助人們理解《責子》，而且具有普遍意義，足以啟發(fā)陶詩讀者之蒙。陶淵明作品里有些話不宜呆看，弄不好就會‘死于句下’。”陶淵明的“乞食”也可以作如是觀，只是自嘲而已。作者宕開一筆，引用魯迅雜文資料，《華蓋集·碰壁之后》：“窮到透頂，愁得要死的人，哪里還有這許多閑情逸致來著書？……高吟‘饑來驅(qū)我去……’的陶征士，其時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當苦痛，即說不出苦痛來，佛說極苦地獄中的鬼魂，也反而并無叫喚。”作者略加按語：“這一鞭辟入里的分析，對于人們正確領(lǐng)會《乞食》一詩提供了深刻的啟示，不能因為是雜文中語而輕輕看過。”又引用了魯迅《華蓋集續(xù)編·馬上日記》到朋友家“蹭飯”的軼事佐證。這種寫法就不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家法”，而是“隨筆筆法”了。
“至人只是常”
辛棄疾《水龍吟·老來曾識淵明》云：“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但假如將陶淵明崇高化、神圣化，則“生氣”索然。“至人只是常”，《歸去來》所呈現(xiàn)的是平常家常、可親可近的陶淵明形象，比如對待饋贈，陶淵明并沒有“潔癖”，“因為要保持高士的身段而絕對不接受任何饋贈，在陶淵明看來也未免矯情做作，并不可取。這是陶淵明的家常隨和之處，同廉潔與否完全無關(guān)”。
顧農(nóng)先生除了是中國文學研究專家之外，也是魯迅研究專家，熟諳魯迅作品；《歸去來》中引用魯迅之處頗多，不煩贅舉。魯迅先生為人為文具有魏晉風度、魏晉文章“通脫”的特點，這也體現(xiàn)在他的古典文學研究中。《魯迅論陶淵明及其方法論啟示》總結(jié)了魯迅陶淵明研究的特點：“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又不為所限，用新法加以整合升華，并且由此生出新意來”“上掛下連，打通歷史的脈絡，從而對研究對象看得清晰一些”“在研究古代文史時，始終不忘記當下的現(xiàn)實社會，爭取從中獲得靈感，以至達成化境”。（第415—416頁）概而言之，魯迅先生也是將雜文（隨筆）筆法融入到了他的陶淵明研究之中，這三點也正是顧農(nóng)《歸去來》所體現(xiàn)出的意趣。
某種程度上的“療愈”
《歸去來》以“不一樣”的“隨筆筆法”運思于學術(shù)研究，呈現(xiàn)了“不一樣”的陶淵明形象，這是其所長；其所短也恰恰在于“隨意”，不太講究。《歸去來》一書前后重復、互見之處頗多，章節(jié)、文章長短參差。第七章《陶詩七說》，討論陶淵明詩歌類型，“讀書詩”“詠懷詩”與“贈答詩”相比，篇幅過短。第九章《小說家陶淵明》中關(guān)于《桃花源記并詩》的考辨，洋洋灑灑，就有點“喧賓奪主”，這些內(nèi)容放在第八章《陶文三說》中關(guān)于《桃花源記》的討論更為合適。第十三章《陶詩陶文選析》之《送的什么客（〈于王撫軍座送客〉）》一篇是考證文字，與整體偏重鑒賞的風格不合。《陶淵明接受史零札》部分，既然曰“零札”，當然不必求全，但既然都有了“白居易與陶淵明”，卻沒有“蘇軾與陶淵明”這一題目，總覺得有遺珠之憾。有的小地方也不太嚴謹。陶淵明歸隱之初，創(chuàng)作了《歸園田居》，“歸園田居”四字應該讀作“歸/園田/居”，“居”是動詞、是對“歸”的補充，而不能讀作“歸/園田居”，“居”不是名詞。《歸去來》在提及、論述陶淵明的隱居生活、田園詩作時，數(shù)次提到他的“園田居”宅院，這就是“誤讀”了。這些小的瑕疵可能只是因為本書是由單篇文章綴合而成，非成于一時，后期打磨不夠；小疵不能掩大醇。
現(xiàn)代社會生存壓力大，“內(nèi)卷”“內(nèi)耗”都成了高頻詞，精神田園日漸荒蕪，“不如歸去”也只能是想想而已。陶淵明的詩歌或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我們平復“內(nèi)卷”、治療“內(nèi)耗”，正如作者所云：“一般俗人在塵世中摸爬滾打，難免不干一點‘違己’的事情，功利之心亦復難以消盡；讀讀陶詩正可如過屠門而大嚼，雖不能行，聊以寄情。陶詩久誦不衰的魅力，原因之一或即在于此乎。”
作者：俞香順 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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