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國》經過三年多時間，終于跟大家見面了。這其中的確有很多想跟觀眾朋友分享的感受，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就跟所有的影視作品一樣，大家最關心的總是鏡頭背后的故事，所以我們不妨從這部考古紀錄片的緣起開始追溯。
大膽選擇倒敘形式，先拋出答案，再講解答題思路
2020年，當總導演干超跟我聊起有沒有可能做一個用考古講史的紀錄片時，我們都把它想簡單了。從考古學出發，關于“何以中國”即中華文明起源的發現與探索已經有數十年扎實的學術積累；在我們專業研究者眼里，早期中國的發展脈絡清晰可辯，各地區的物質成就豐富又精彩，可拍可講的內容實在是太多了。我頗為主觀地認為，只要導演團隊愿意傾聽和學習，考古學界的觀點與收獲就能通過視覺化的方式成體系的傳遞給普通觀眾。雖然并不了解紀錄片領域，但干超導演得過多項紀錄片大獎、又有制作引進海內外優秀紀錄片的經驗，他的熱忱和信心也讓我覺得這會是一次愉快又順利的合作。我們當時曾樂觀地設想，要做《何以中國》《何為中國》《何謂中國》這樣一個系列，講清楚早期中國形成的過程，古代中國獨有的特點，以及中國內外看待這個話題的不同視角。我們也預想要把《何以中國》作為成果來紀念2021年中國考古學百年。
開始的進展非常順利，在小范圍跟幾位青年學者溝通和咨詢之后，我們成立了素材課題組，很快就拉出了八集的基本框架和內容大綱。雖然在具體敘事上同目前呈現出來的作品差別挺大，但整體的節奏和分集內容當時就已經確定。這個“何以中國”的歷史進程，前半段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現階段成果基本吻合，強調早期中國發展的區域多樣性和日趨深入的區域互動與融合；后半段則沿用三代秦漢的歷史分期，同時更強調考古學材料體現出的時代和文化特點。
具體來講，前半段分搖籃、星斗、古國、擇中四集?！稉u籃》從東亞現代人起源（距今4萬年）開始，經過陶器發明、定居聚落、農業起源到以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為代表的距今6000年的村落社會出現，講述山海之間不同環境下早期先民適應并發展的不同樣貌，是為中華文明之搖籃?！缎嵌贰窂木嘟?000年到5000年，中國的地理文化格局在此階段已初步形成，或可稱之為文化之中國；同時各區域社會不平等開始加劇，社會分層分化日益顯著；而這時候最強物質成就一是彩陶一是玉器，均能體現出長距離的文化交流，宛如滿天星斗交相輝映?！豆艊窌r代從距今5000年到4000年，通過長江下游良渚文化、長江中游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海岱地區大汶口—龍山文化體現中華文明的多元性，各區域古國文明是“上下五千年”的考古學實證，而這種地域上的多元性，最終在后世的民族、文化、經濟等方面均有所體現與繼承?！稉裰小吠艊鴷r代略有時間上的重合，從距今4500年到3600年，通過陶寺、石峁和二里頭講述黃河流域和北方地帶文明的興起與壯闊，理解二里頭遺址的興起和“最早中國”的誕生，從多元發展到多元互動，最終一體化成為中國歷史的主軸。
后半段分殷商、家國、天下、秦漢四集?！兑笊獭分v商王朝的興衰，商是怎樣的社會，及其對周邊青銅文明的影響?！都覈分v西周王朝從王畿到封國的不同社會，由此開啟了倫理與政治共生的宗法禮制?！短煜隆分v春秋戰國不同區域的民族、資源與社會，也講秦統一的進程，東周列國文化既有各自特色又互有聯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周文化基礎之上，因此是“統一中的分裂”。《秦漢》的最重要特征，是多民族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誕生，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一個全新時代，而考古學資料則把這一進程中維護統一的措施和對龐大地域進行有效治理的制度清晰具體地體現出來。
至此，我們發現從“搖籃”開始的敘事，并不能夠直接回應或提出“何以中國”這一命題。早期的社會發展，是人類文明史上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不約而同往前邁的那幾步，盡管東亞地區早期中國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背景和路徑依賴，但從定居到農業，從村落到國家，這個宏觀的發展節奏并不為中國所獨有。因此，初創團隊大膽地選擇了倒敘的形式，計劃從秦漢開始逐集往前追溯。意圖是先給出什么是中國，再逐步揭露各類特質分別是從何時開始形成。但完全倒敘的形式違背歷史敘事的一般邏輯，非常難以實現，我們最終選擇了以“秦漢”為序章，然后從“搖籃”開始講述到“天下”的正向發展歷程，等于是先拋出答案，然后講解答題思路。當然，這已是后話。
2021年春天，這個倒敘式大綱很順利地得到了考古學泰斗北京大學嚴文明先生的認可，他還親自做了改動，比如在第二集《搖籃》出現的湖南高廟文化白陶，第六集《殷商》出現湖北銅綠山礦冶遺址等等，都來自于先生的修訂。嚴先生一直強調中國文明的突出特征，就是多元一體，持續發展，因此看完大綱他就欣然接受邀請，成為我們這個紀錄片的學術總顧問。接著，我們又很順利地得到國家文物局的支持，成為學術指導單位，項目也正式啟動了。
為紀錄片設定了一個屬于考古學科的學術目標
然而接下來的三年，卻是始料未及的漫長和困難。干超也坦承，當時絕沒有想到這會是從業以來難度最大的一次創作。究其原因，從我的角度理解，是因為我們為一部紀錄片設定了一個屬于考古學科的學術目標——復原古代社會。要實現這個目標，考古學自己還在努力中呢。因此《何以中國》的完成，可以算是被紀錄片推著走的考古同導演團隊共同進行的一次學術實踐。
紀錄片和考古學科有很多異曲同工的旨趣和形態，比如兩者都以“真實”為本質，以特定形式的“記錄”或者“紀錄”為途徑。因此，考古紀錄片不應該只是搬到屏幕上的“精品文物展”“大遺址導覽”和“專家講座集錦”，它可以成為考古學復原古代社會的一種表達，就同各種現實題材的紀錄片一樣，《何以中國》所“紀錄”的古代社會，應該也是能打動人心，能發人思考的。
從如何表達的層面，我可以分享一些紀錄片制作的具體過程和體會。
首先是怎樣講好故事。從素材本到最終得到觀眾認可的這個解說文本，曾經為《何以中國》撰稿的有青年學人，資深記者，考古名家，前后不下數十人。這其中主創團隊梳理文字資料300多萬字，前后腳本撰寫多達40萬字，而最終呈現給大家的是每集不到1萬字的結果。簡單講，等于我們每一集都寫了五次，有五個版本。其實在項目開始階段，我并不能理解導演對文本的堅持，反而不停地勸說整個團隊：“放心吧，先去拍素材，文物自己會說話。”文物自己真的會說話嗎？考古學可以直接“透物見人”嗎？最終是紀錄片的呈現說服了我，去重新認識考古學中物與人的聯系。比如在第三集《星斗》中，我們選用了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李新偉老師關于西坡少年和凌家灘少年的意象作為主要敘事，通過西坡少年的視角看到在大汶口文化中各地區文化匯聚交流的場景，也看到如拔牙習俗這樣凸顯區域傳統的特征；又通過凌家灘少年追隨“紅山女神”的腳步，看到對長江下游文化而言頗為陌生的紅山文化宗教儀式，以及頗為相通的尚玉傳統。這樣的故事使我們考古學語境中因為器物相似性或者叫“文化因素分析法”而得到的結論變得具體又鮮活。盡管從嚴密的學術論證中，我們不可能找到這樣一位跋山涉水的少年，他跟文獻記載的歷史人物有所不同。但正是少年的故事，讓觀眾看到文化交流背后的人群。
除了為《何以中國》創作了大量敘事的李新偉老師之外，我們也專門請各地考古名家特別是重要遺址的領隊們站在“各方諸侯”的視角為各自的古國和王朝創作這樣的好故事。比如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老師寫了大汶口到龍山時代的變化；湖南大學教授、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郭偉民老師寫了從雞叫城到石家河的長江中游古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寧遠老師是良渚水利系統的發現者，當仁不讓為我們寫了良渚的故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許宏老師寫了二里頭還有相關文化的故事等等。最終，我們有幸邀請了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院的周繁文老師，將大家的故事用她的口吻她的文字娓娓道來，才有了今天呈現給觀眾的作品。
在講好故事的過程中，還有一個折磨我們主創團隊的問題是如何取舍。因為從最初的素材本出發，《何以中國》的紀實攝制團隊歷經700多個日夜，跋涉超過4萬公里，已經到訪拍攝了全國的考古遺址、考古工作站、博物館等230余處；這個過程中也得到了各地考古文博同行的鼎力支持和全力配合。然而最終每集50分鐘的體量，講好故事的邏輯，使我們不得不舍棄大量非常珍貴的一手素材。比如位于浙江余姚的施岙水田遺址，這是從河姆渡早期、晚期一直延續使用到良渚文化階段，歷時2000年的稻作農業文明可持續發展的絕佳例證，這個遺址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故事。在拍攝時，正好發掘揭露了水田西側不同時代的排水引水設施，河姆渡晚期卵石堆砌的水道，良渚時期鑿木為管的水渠，從視覺上也都很有沖擊力。但是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分別出現在《搖籃》和《古國》兩集，我們在敘事上也通常是把一個遺址當作歷史時空中的一個片段來描繪。施岙水田遺址本身跨越了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特點，在這個紀錄片中不是優勢，反而會讓觀眾產生困擾，無處安身。因此我們最終還是割愛刪掉了施岙的全部“戲份”，希望將來可以在別的作品當中去完整地呈現它。
同紀實團隊不同，拍攝團隊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復原。盡管“尋真”是考古學與紀錄片共同的目標，但是真實性和真實感之間還是有很多難題需要解決。考古學發掘和研究的成果本身是真實性的基礎，還需要通過拍攝團隊對歷史場景真實感的營造，才能使觀眾產生代入感，進入考古與紀錄片共同復原的這個古代社會當中。因此拍攝中服化道的每一個細節都成為考古學可以寫小論文的題目。中國流行厚葬的習俗使得大量隨葬品成為堅實的復原依據，每一集里面不同地區的古人，都有不同的發飾、耳飾、頸飾、胸飾，均依據具體考古出土品復原制作。先秦至秦漢時期的服飾，相關圖像資料和文獻記載較多，我們就請考古專家比如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湯超老師來做服裝指導；而史前時期的服裝，可依據的資料太少，就請服裝設計老師根據各文化的主要紋飾來做藝術創作，細心的觀眾可以去比較陶寺、石家河、良渚等等古國首領的服裝，尋找屬于不同文化的核心元素。
道具的復原，并不缺少考古依據，卻因為經費有限需要在質感和預算之間找尋平衡。比如拍攝良渚古國所用到的玉琮玉鉞等重器，用樹脂灌注達不到拍攝時候所需呈現的真實感，最終還是邀請如今的余杭當地制玉匠人花費數月時間，用現代玉石一比一制作雕刻了高仿工藝品；比如各類商周宮室儀式中常用到的青銅器，需要按照原先未銹蝕時“吉金”的效果去復原制作黃燦燦的原大復制品。還有一些需要拍攝當中“一條過”的難題，比如周成王營建成周之后祭天的場景中，天子百官的站位，劇組準備的全套犧牲擺放的頭向和位置，這都只能在燎祭中再現一次，火燒完就沒法重拍。因此在拍攝之前，我們求助于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動物考古專家李志鵬老師，他查閱大量文獻后仍然發現古人今人關于祭天的說法爭議頗大，只能給出合理的推測請團隊酌情選用。其實這也是考古學的常態，關于過去，我們并沒有標準答案，只有無限接近真實的努力。
如果說何以中國是我們的中國從搖籃走向壯大的一部成長史，那紀錄片《何以中國》的完成本身也見證了創作團隊的成長。細心的觀眾可能會發現，《搖籃》這集中有很多孩童的形象，到了《星斗》這集便是少年中國的游歷，而古國王國之后，同中華文明的演進一樣逐步成長為青年、壯年，歷百代而生生不息。
《何以中國》不僅僅是一個關于我們祖先和歷史的故事，也是我們正在繼承創造并將留給后人的故事。借用已故考古學家段清波老師的話結尾：“考古學讓遙遠的過去和無限的未來血肉相連。”
作者：秦嶺 《何以中國》學術總制片人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
《何以中國》經過三年多時間，終于跟大家見面了。這其中的確有很多想跟觀眾朋友分享的感受，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就跟所有的影視作品一樣，大家最關心的總是鏡頭背后的故事，所以我們不妨從這部考古紀錄片的緣起開始追溯。
大膽選擇倒敘形式，先拋出答案，再講解答題思路
2020年，當總導演干超跟我聊起有沒有可能做一個用考古講史的紀錄片時，我們都把它想簡單了。從考古學出發，關于“何以中國”即中華文明起源的發現與探索已經有數十年扎實的學術積累；在我們專業研究者眼里，早期中國的發展脈絡清晰可辯，各地區的物質成就豐富又精彩，可拍可講的內容實在是太多了。我頗為主觀地認為，只要導演團隊愿意傾聽和學習，考古學界的觀點與收獲就能通過視覺化的方式成體系的傳遞給普通觀眾。雖然并不了解紀錄片領域，但干超導演得過多項紀錄片大獎、又有制作引進海內外優秀紀錄片的經驗，他的熱忱和信心也讓我覺得這會是一次愉快又順利的合作。我們當時曾樂觀地設想，要做《何以中國》《何為中國》《何謂中國》這樣一個系列，講清楚早期中國形成的過程，古代中國獨有的特點，以及中國內外看待這個話題的不同視角。我們也預想要把《何以中國》作為成果來紀念2021年中國考古學百年。
開始的進展非常順利，在小范圍跟幾位青年學者溝通和咨詢之后，我們成立了素材課題組，很快就拉出了八集的基本框架和內容大綱。雖然在具體敘事上同目前呈現出來的作品差別挺大，但整體的節奏和分集內容當時就已經確定。這個“何以中國”的歷史進程，前半段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現階段成果基本吻合，強調早期中國發展的區域多樣性和日趨深入的區域互動與融合；后半段則沿用三代秦漢的歷史分期，同時更強調考古學材料體現出的時代和文化特點。
具體來講，前半段分搖籃、星斗、古國、擇中四集。《搖籃》從東亞現代人起源（距今4萬年）開始，經過陶器發明、定居聚落、農業起源到以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為代表的距今6000年的村落社會出現，講述山海之間不同環境下早期先民適應并發展的不同樣貌，是為中華文明之搖籃?！缎嵌贰窂木嘟?000年到5000年，中國的地理文化格局在此階段已初步形成，或可稱之為文化之中國；同時各區域社會不平等開始加劇，社會分層分化日益顯著；而這時候最強物質成就一是彩陶一是玉器，均能體現出長距離的文化交流，宛如滿天星斗交相輝映?！豆艊窌r代從距今5000年到4000年，通過長江下游良渚文化、長江中游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海岱地區大汶口—龍山文化體現中華文明的多元性，各區域古國文明是“上下五千年”的考古學實證，而這種地域上的多元性，最終在后世的民族、文化、經濟等方面均有所體現與繼承。《擇中》同古國時代略有時間上的重合，從距今4500年到3600年，通過陶寺、石峁和二里頭講述黃河流域和北方地帶文明的興起與壯闊，理解二里頭遺址的興起和“最早中國”的誕生，從多元發展到多元互動，最終一體化成為中國歷史的主軸。
后半段分殷商、家國、天下、秦漢四集?！兑笊獭分v商王朝的興衰，商是怎樣的社會，及其對周邊青銅文明的影響?！都覈分v西周王朝從王畿到封國的不同社會，由此開啟了倫理與政治共生的宗法禮制。《天下》講春秋戰國不同區域的民族、資源與社會，也講秦統一的進程，東周列國文化既有各自特色又互有聯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周文化基礎之上，因此是“統一中的分裂”?！肚貪h》的最重要特征，是多民族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誕生，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一個全新時代，而考古學資料則把這一進程中維護統一的措施和對龐大地域進行有效治理的制度清晰具體地體現出來。
至此，我們發現從“搖籃”開始的敘事，并不能夠直接回應或提出“何以中國”這一命題。早期的社會發展，是人類文明史上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不約而同往前邁的那幾步，盡管東亞地區早期中國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背景和路徑依賴，但從定居到農業，從村落到國家，這個宏觀的發展節奏并不為中國所獨有。因此，初創團隊大膽地選擇了倒敘的形式，計劃從秦漢開始逐集往前追溯。意圖是先給出什么是中國，再逐步揭露各類特質分別是從何時開始形成。但完全倒敘的形式違背歷史敘事的一般邏輯，非常難以實現，我們最終選擇了以“秦漢”為序章，然后從“搖籃”開始講述到“天下”的正向發展歷程，等于是先拋出答案，然后講解答題思路。當然，這已是后話。
2021年春天，這個倒敘式大綱很順利地得到了考古學泰斗北京大學嚴文明先生的認可，他還親自做了改動，比如在第二集《搖籃》出現的湖南高廟文化白陶，第六集《殷商》出現湖北銅綠山礦冶遺址等等，都來自于先生的修訂。嚴先生一直強調中國文明的突出特征，就是多元一體，持續發展，因此看完大綱他就欣然接受邀請，成為我們這個紀錄片的學術總顧問。接著，我們又很順利地得到國家文物局的支持，成為學術指導單位，項目也正式啟動了。
為紀錄片設定了一個屬于考古學科的學術目標
然而接下來的三年，卻是始料未及的漫長和困難。干超也坦承，當時絕沒有想到這會是從業以來難度最大的一次創作。究其原因，從我的角度理解，是因為我們為一部紀錄片設定了一個屬于考古學科的學術目標——復原古代社會。要實現這個目標，考古學自己還在努力中呢。因此《何以中國》的完成，可以算是被紀錄片推著走的考古同導演團隊共同進行的一次學術實踐。
紀錄片和考古學科有很多異曲同工的旨趣和形態，比如兩者都以“真實”為本質，以特定形式的“記錄”或者“紀錄”為途徑。因此，考古紀錄片不應該只是搬到屏幕上的“精品文物展”“大遺址導覽”和“專家講座集錦”，它可以成為考古學復原古代社會的一種表達，就同各種現實題材的紀錄片一樣，《何以中國》所“紀錄”的古代社會，應該也是能打動人心，能發人思考的。
從如何表達的層面，我可以分享一些紀錄片制作的具體過程和體會。
首先是怎樣講好故事。從素材本到最終得到觀眾認可的這個解說文本，曾經為《何以中國》撰稿的有青年學人，資深記者，考古名家，前后不下數十人。這其中主創團隊梳理文字資料300多萬字，前后腳本撰寫多達40萬字，而最終呈現給大家的是每集不到1萬字的結果。簡單講，等于我們每一集都寫了五次，有五個版本。其實在項目開始階段，我并不能理解導演對文本的堅持，反而不停地勸說整個團隊：“放心吧，先去拍素材，文物自己會說話。”文物自己真的會說話嗎？考古學可以直接“透物見人”嗎？最終是紀錄片的呈現說服了我，去重新認識考古學中物與人的聯系。比如在第三集《星斗》中，我們選用了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李新偉老師關于西坡少年和凌家灘少年的意象作為主要敘事，通過西坡少年的視角看到在大汶口文化中各地區文化匯聚交流的場景，也看到如拔牙習俗這樣凸顯區域傳統的特征；又通過凌家灘少年追隨“紅山女神”的腳步，看到對長江下游文化而言頗為陌生的紅山文化宗教儀式，以及頗為相通的尚玉傳統。這樣的故事使我們考古學語境中因為器物相似性或者叫“文化因素分析法”而得到的結論變得具體又鮮活。盡管從嚴密的學術論證中，我們不可能找到這樣一位跋山涉水的少年，他跟文獻記載的歷史人物有所不同。但正是少年的故事，讓觀眾看到文化交流背后的人群。
除了為《何以中國》創作了大量敘事的李新偉老師之外，我們也專門請各地考古名家特別是重要遺址的領隊們站在“各方諸侯”的視角為各自的古國和王朝創作這樣的好故事。比如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老師寫了大汶口到龍山時代的變化；湖南大學教授、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郭偉民老師寫了從雞叫城到石家河的長江中游古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寧遠老師是良渚水利系統的發現者，當仁不讓為我們寫了良渚的故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許宏老師寫了二里頭還有相關文化的故事等等。最終，我們有幸邀請了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院的周繁文老師，將大家的故事用她的口吻她的文字娓娓道來，才有了今天呈現給觀眾的作品。
在講好故事的過程中，還有一個折磨我們主創團隊的問題是如何取舍。因為從最初的素材本出發，《何以中國》的紀實攝制團隊歷經700多個日夜，跋涉超過4萬公里，已經到訪拍攝了全國的考古遺址、考古工作站、博物館等230余處；這個過程中也得到了各地考古文博同行的鼎力支持和全力配合。然而最終每集50分鐘的體量，講好故事的邏輯，使我們不得不舍棄大量非常珍貴的一手素材。比如位于浙江余姚的施岙水田遺址，這是從河姆渡早期、晚期一直延續使用到良渚文化階段，歷時2000年的稻作農業文明可持續發展的絕佳例證，這個遺址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故事。在拍攝時，正好發掘揭露了水田西側不同時代的排水引水設施，河姆渡晚期卵石堆砌的水道，良渚時期鑿木為管的水渠，從視覺上也都很有沖擊力。但是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分別出現在《搖籃》和《古國》兩集，我們在敘事上也通常是把一個遺址當作歷史時空中的一個片段來描繪。施岙水田遺址本身跨越了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特點，在這個紀錄片中不是優勢，反而會讓觀眾產生困擾，無處安身。因此我們最終還是割愛刪掉了施岙的全部“戲份”，希望將來可以在別的作品當中去完整地呈現它。
同紀實團隊不同，拍攝團隊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復原。盡管“尋真”是考古學與紀錄片共同的目標，但是真實性和真實感之間還是有很多難題需要解決?？脊艑W發掘和研究的成果本身是真實性的基礎，還需要通過拍攝團隊對歷史場景真實感的營造，才能使觀眾產生代入感，進入考古與紀錄片共同復原的這個古代社會當中。因此拍攝中服化道的每一個細節都成為考古學可以寫小論文的題目。中國流行厚葬的習俗使得大量隨葬品成為堅實的復原依據，每一集里面不同地區的古人，都有不同的發飾、耳飾、頸飾、胸飾，均依據具體考古出土品復原制作。先秦至秦漢時期的服飾，相關圖像資料和文獻記載較多，我們就請考古專家比如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湯超老師來做服裝指導；而史前時期的服裝，可依據的資料太少，就請服裝設計老師根據各文化的主要紋飾來做藝術創作，細心的觀眾可以去比較陶寺、石家河、良渚等等古國首領的服裝，尋找屬于不同文化的核心元素。
道具的復原，并不缺少考古依據，卻因為經費有限需要在質感和預算之間找尋平衡。比如拍攝良渚古國所用到的玉琮玉鉞等重器，用樹脂灌注達不到拍攝時候所需呈現的真實感，最終還是邀請如今的余杭當地制玉匠人花費數月時間，用現代玉石一比一制作雕刻了高仿工藝品；比如各類商周宮室儀式中常用到的青銅器，需要按照原先未銹蝕時“吉金”的效果去復原制作黃燦燦的原大復制品。還有一些需要拍攝當中“一條過”的難題，比如周成王營建成周之后祭天的場景中，天子百官的站位，劇組準備的全套犧牲擺放的頭向和位置，這都只能在燎祭中再現一次，火燒完就沒法重拍。因此在拍攝之前，我們求助于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動物考古專家李志鵬老師，他查閱大量文獻后仍然發現古人今人關于祭天的說法爭議頗大，只能給出合理的推測請團隊酌情選用。其實這也是考古學的常態，關于過去，我們并沒有標準答案，只有無限接近真實的努力。
如果說何以中國是我們的中國從搖籃走向壯大的一部成長史，那紀錄片《何以中國》的完成本身也見證了創作團隊的成長。細心的觀眾可能會發現，《搖籃》這集中有很多孩童的形象，到了《星斗》這集便是少年中國的游歷，而古國王國之后，同中華文明的演進一樣逐步成長為青年、壯年，歷百代而生生不息。
《何以中國》不僅僅是一個關于我們祖先和歷史的故事，也是我們正在繼承創造并將留給后人的故事。借用已故考古學家段清波老師的話結尾：“考古學讓遙遠的過去和無限的未來血肉相連。”
作者：秦嶺 《何以中國》學術總制片人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
本文鏈接：《何以中國》：考古學+紀錄片是這樣煉成的http://www.sq15.cn/show-6-394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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