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幾天在飯局上，每個人都在興奮地談論電視劇《繁花》。
老金在小說里借古羅馬詩人之口說：不褻則不能使人歡笑。這一點，上海人很有認同感。
有人問我：黃河路上的女老板是不是個個都像盧美琳那么蠻橫、那么“喳巴”？
《繁花》小說開頭有一番評彈式的鋪墊：“霓虹養眼，骨碌碌轉光珠，軟紅十丈，萬花如海。”到了王家衛的鏡頭里，黃河路好像天天落雨，坑坑洼洼的路面倒映著耀眼的五光十色，細高跟皮鞋在淺淺水坑里一釘，為劇情定下基調。依我所見，昔日黃河路確實有這樣的狠角色，笑靨如花，翻臉無情。但在小說里，兇，從來不是角色的基本表情；嗲，才是美女的常態。王家衛追求戲劇效果，才讓盧美琳沖到前臺。
黃河路美食街，1993年后才眉目清爽點。1996年的國慶節前一天，一座雄偉的牌樓在黃河路靠近鳳陽路的路口豎起。牌樓等于政府部門交到飯店老板手里的令箭。
后來，我們都看到了，黃河路美食街幾十年的興衰，為上海餐飲業寫下一個有力注腳。
1993年前，黃河路上有幾家個體戶小飯店，就像小說《繁花》里所描寫的，“新開小飯店，挖地三尺，店面多一層，閣樓延伸……進店不便抬頭，欄桿里幾條玉腿，或豐子愷所謂‘肉腿’高懸，聽得見樓上講張，加上通風不良的油鑊氣，男人覺得鶯聲燕語，吃酒就無心思”。
要交代一下背景。隨著票證時代的結束，米面、砂糖、食油、魚肉、蔬菜等不再計劃供應，個體戶的采購渠道迅速打通，蝦有蝦路，蟹有蟹路，人情社會的關系網密密編織。下崗職工、回城知青都在尋找出路，先解決吃飯問題要緊。從歷史上說，在上海的市面上，餐飲業的門檻是比較低的，但客源不愁。浦東開發開放后，各路精英匯聚上海，風云際會，百舸爭流，草根階層自籌資金開點心店、小飯店，比擺路邊攤要強多了。于是，有沿街門面房的人先下手為強開起了店，沒有的就租房、買房來開店。政府支持這種做法，但前提是開店不能破壞房屋結構、不影響左鄰右舍的正常生活。上海女人情商高，能說會道，八面玲瓏，場面上的事常由她們搞定，動員左鄰右舍簽字同意自己開店。住家白天做生意，深夜落市，卷簾門拉下，一家大小擠在閣樓上打地鋪。等生意大起來以后，這段經歷只有在非常熟悉的朋友面前才會被輕輕一筆帶過。
二
黃河路店多成市，生意火爆，客人要等一兩個小時才能落座。談生意來此插蠟燭，就沒有腔調了，老板娘只得向鄰居求空間。一般是向上發展，按照當時的房價行情，亭子間30萬元、前樓50萬元，鄰居拿了這筆錢買二室一廳或三室一廳還有多余，居住條件大大改善。也有獅子大開口的，店家難以承受，雙方屏煞，裝修圖紙只好修改。于是，客人就會發現裝修一新的二樓大廳，這里缺了一只角、那里轉了一個彎。
我認識的一個老板娘有先見之明，小飯店開張之初就滿面春風地與鄰居搞好關系，節假日送小菜、送水果，遞上飯店的七折優惠卡。開飯店要百般迎奉客人，菜肴之外，還要配幾道點心。請點心師、搭點心間，成本是明擺著的。她腦子“叮”地一響，請鄰居阿姨、阿婆來幫忙，近水樓臺先得月嘛。全套設施改進，不能馬虎，順便將鄰居家的廚房裝修一新，還提供工作服、工作手套等，食材都由店家提供，食品安全與品質都有保障。三絲春卷、八寶飯、蔥油餅、火腿粢飯糕、菜肉大餛飩、寧波湯團等等，按需制作，隨時更新，從小門送進廚房。這些食材，廚師稍微加熱就可登席，家常味道最對客人胃口。
這筆賬用腳趾頭也算得清爽，不僅降低經營成本，還給鄰居增加收入。后來鄰居動遷他處后，老板娘念舊，還經常出“題目”給鄰居，比如，端午節包兩千只蛋黃肉粽，中秋節做一百只八寶鴨，春節做八百份八寶飯……她用這些合時節的禮物分送客戶，皆大歡喜。
黃河路上的飯店能從一樓升到五樓、六樓，沒有感情投資是不可能做到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來天華，老板阮大偉、老板娘繆富珍，半路出家開飯店，請來的廚師是三腳貓，有些菜燒不像，老板娘只好自己上灶。所以黃河路美食街建成初期，都是上海弄堂里的家常味道。來天華一開始也是單開間，幾年后成了二層樓，再后來與鄰居商量，整幢房子“拆落地”重建，加蓋為六層樓，外立面有點Art Deco（裝飾派藝術）的意思，建筑面積達到600平方米，可同時接待350人就餐，電梯、空調一應俱全，包房里有卡拉OK。一家店提供就業崗位近百個，一度成為全上海私營飲食業第一納稅大戶。
三
王安憶在《上海的女性》一文中說：“上海的女性心里很有股子硬勁的，否則你就對付不了這城市的人和事。”她還說：“這里的女性必是有些男子氣的，男人也不完全把她們當女人。奮斗的任務是一樣的，都是要在那密密匝匝的屋頂下擠出立足之地。”在上海的餐飲行業，就有錦江飯店的董竹君、梅龍鎮酒家的吳湄、四川波賽飯店（四川飯店的初名）的賀璧特等女老板。王老師的精辟論斷，完全可以用來注解黃河路老板娘的群體性格和角色擔當。
“人們不禁要問”（小說《繁花》中滬生的口頭禪），黃河路上的老板又在干什么？答案是：有的在外采辦食材，有的白天炒股票、晚上搓麻將，有的負責拉客戶，有的負責公關——拿一瓶紅酒在各個包房走進走出敬酒，啥也不干的就只能是“搪瓷七廠”（上海話的“蕩蕩吃吃白相相”）。
我認識一位胡老板，他與老板娘是中學同學。胡老板是學校文藝小分隊的骨干，笛子吹得賽過百鳥爭鳴，據說曾得到“中國笛王”陸春齡的點撥。他與同在小分隊跳舞的女同學日久生情，相戀相愛直到成家、創業。后來胡老板結交了一些梨園界朋友，并拜在著名琴師門下，他人聰明，京胡拉了兩三年就能給角兒配戲。老上海傳統，唱京戲的喜歡書畫，搞書畫的也愛來幾句皮黃，我就是通過一位書畫家認識了胡老板，去他家蹭過幾場堂會。
胡老板有過一個干女兒。他去蘇北農村找一個民間制琴藝人定制京胡，在村里認了一個干女兒。那女孩家里窮，孩子多，她從五六歲開始就要干農活。胡老板去的那天，女孩放羊穿過公路時，一頭羊被疾駛而過的一輛依維柯撞死了，車子逃了，女孩被父親痛打一頓。胡老板就跟女孩父親說，我認她做干女兒吧，把她帶到上海去，包吃包穿，供她讀書。我見到小女孩時，她已經在上海生活了三個年頭，上海話說得沒一點口音，她的臥室比當時我們家還大，布置得像童話世界。但聽說后來孩子還是被送回了農村，其中又有曲折。
這樣的故事，也是屬于黃河路的。
一
這幾天在飯局上，每個人都在興奮地談論電視劇《繁花》。
老金在小說里借古羅馬詩人之口說：不褻則不能使人歡笑。這一點，上海人很有認同感。
有人問我：黃河路上的女老板是不是個個都像盧美琳那么蠻橫、那么“喳巴”？
《繁花》小說開頭有一番評彈式的鋪墊：“霓虹養眼，骨碌碌轉光珠，軟紅十丈，萬花如海。”到了王家衛的鏡頭里，黃河路好像天天落雨，坑坑洼洼的路面倒映著耀眼的五光十色，細高跟皮鞋在淺淺水坑里一釘，為劇情定下基調。依我所見，昔日黃河路確實有這樣的狠角色，笑靨如花，翻臉無情。但在小說里，兇，從來不是角色的基本表情；嗲，才是美女的常態。王家衛追求戲劇效果，才讓盧美琳沖到前臺。
黃河路美食街，1993年后才眉目清爽點。1996年的國慶節前一天，一座雄偉的牌樓在黃河路靠近鳳陽路的路口豎起。牌樓等于政府部門交到飯店老板手里的令箭。
后來，我們都看到了，黃河路美食街幾十年的興衰，為上海餐飲業寫下一個有力注腳。
1993年前，黃河路上有幾家個體戶小飯店，就像小說《繁花》里所描寫的，“新開小飯店，挖地三尺，店面多一層，閣樓延伸……進店不便抬頭，欄桿里幾條玉腿，或豐子愷所謂‘肉腿’高懸，聽得見樓上講張，加上通風不良的油鑊氣，男人覺得鶯聲燕語，吃酒就無心思”。
要交代一下背景。隨著票證時代的結束，米面、砂糖、食油、魚肉、蔬菜等不再計劃供應，個體戶的采購渠道迅速打通，蝦有蝦路，蟹有蟹路，人情社會的關系網密密編織。下崗職工、回城知青都在尋找出路，先解決吃飯問題要緊。從歷史上說，在上海的市面上，餐飲業的門檻是比較低的，但客源不愁。浦東開發開放后，各路精英匯聚上海，風云際會，百舸爭流，草根階層自籌資金開點心店、小飯店，比擺路邊攤要強多了。于是，有沿街門面房的人先下手為強開起了店，沒有的就租房、買房來開店。政府支持這種做法，但前提是開店不能破壞房屋結構、不影響左鄰右舍的正常生活。上海女人情商高，能說會道，八面玲瓏，場面上的事常由她們搞定，動員左鄰右舍簽字同意自己開店。住家白天做生意，深夜落市，卷簾門拉下，一家大小擠在閣樓上打地鋪。等生意大起來以后，這段經歷只有在非常熟悉的朋友面前才會被輕輕一筆帶過。
二
黃河路店多成市，生意火爆，客人要等一兩個小時才能落座。談生意來此插蠟燭，就沒有腔調了，老板娘只得向鄰居求空間。一般是向上發展，按照當時的房價行情，亭子間30萬元、前樓50萬元，鄰居拿了這筆錢買二室一廳或三室一廳還有多余，居住條件大大改善。也有獅子大開口的，店家難以承受，雙方屏煞，裝修圖紙只好修改。于是，客人就會發現裝修一新的二樓大廳，這里缺了一只角、那里轉了一個彎。
我認識的一個老板娘有先見之明，小飯店開張之初就滿面春風地與鄰居搞好關系，節假日送小菜、送水果，遞上飯店的七折優惠卡。開飯店要百般迎奉客人，菜肴之外，還要配幾道點心。請點心師、搭點心間，成本是明擺著的。她腦子“叮”地一響，請鄰居阿姨、阿婆來幫忙，近水樓臺先得月嘛。全套設施改進，不能馬虎，順便將鄰居家的廚房裝修一新，還提供工作服、工作手套等，食材都由店家提供，食品安全與品質都有保障。三絲春卷、八寶飯、蔥油餅、火腿粢飯糕、菜肉大餛飩、寧波湯團等等，按需制作，隨時更新，從小門送進廚房。這些食材，廚師稍微加熱就可登席，家常味道最對客人胃口。
這筆賬用腳趾頭也算得清爽，不僅降低經營成本，還給鄰居增加收入。后來鄰居動遷他處后，老板娘念舊，還經常出“題目”給鄰居，比如，端午節包兩千只蛋黃肉粽，中秋節做一百只八寶鴨，春節做八百份八寶飯……她用這些合時節的禮物分送客戶，皆大歡喜。
黃河路上的飯店能從一樓升到五樓、六樓，沒有感情投資是不可能做到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來天華，老板阮大偉、老板娘繆富珍，半路出家開飯店，請來的廚師是三腳貓，有些菜燒不像，老板娘只好自己上灶。所以黃河路美食街建成初期，都是上海弄堂里的家常味道。來天華一開始也是單開間，幾年后成了二層樓，再后來與鄰居商量，整幢房子“拆落地”重建，加蓋為六層樓，外立面有點Art Deco（裝飾派藝術）的意思，建筑面積達到600平方米，可同時接待350人就餐，電梯、空調一應俱全，包房里有卡拉OK。一家店提供就業崗位近百個，一度成為全上海私營飲食業第一納稅大戶。
三
王安憶在《上海的女性》一文中說：“上海的女性心里很有股子硬勁的，否則你就對付不了這城市的人和事。”她還說：“這里的女性必是有些男子氣的，男人也不完全把她們當女人。奮斗的任務是一樣的，都是要在那密密匝匝的屋頂下擠出立足之地。”在上海的餐飲行業，就有錦江飯店的董竹君、梅龍鎮酒家的吳湄、四川波賽飯店（四川飯店的初名）的賀璧特等女老板。王老師的精辟論斷，完全可以用來注解黃河路老板娘的群體性格和角色擔當。
“人們不禁要問”（小說《繁花》中滬生的口頭禪），黃河路上的老板又在干什么？答案是：有的在外采辦食材，有的白天炒股票、晚上搓麻將，有的負責拉客戶，有的負責公關——拿一瓶紅酒在各個包房走進走出敬酒，啥也不干的就只能是“搪瓷七廠”（上海話的“蕩蕩吃吃白相相”）。
我認識一位胡老板，他與老板娘是中學同學。胡老板是學校文藝小分隊的骨干，笛子吹得賽過百鳥爭鳴，據說曾得到“中國笛王”陸春齡的點撥。他與同在小分隊跳舞的女同學日久生情，相戀相愛直到成家、創業。后來胡老板結交了一些梨園界朋友，并拜在著名琴師門下，他人聰明，京胡拉了兩三年就能給角兒配戲。老上海傳統，唱京戲的喜歡書畫，搞書畫的也愛來幾句皮黃，我就是通過一位書畫家認識了胡老板，去他家蹭過幾場堂會。
胡老板有過一個干女兒。他去蘇北農村找一個民間制琴藝人定制京胡，在村里認了一個干女兒。那女孩家里窮，孩子多，她從五六歲開始就要干農活。胡老板去的那天，女孩放羊穿過公路時，一頭羊被疾駛而過的一輛依維柯撞死了，車子逃了，女孩被父親痛打一頓。胡老板就跟女孩父親說，我認她做干女兒吧，把她帶到上海去，包吃包穿，供她讀書。我見到小女孩時，她已經在上海生活了三個年頭，上海話說得沒一點口音，她的臥室比當時我們家還大，布置得像童話世界。但聽說后來孩子還是被送回了農村，其中又有曲折。
這樣的故事，也是屬于黃河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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