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電影《煙火人間》于1月13日在全國上映。這是一部由509位普通人“共同主演”的電影，攝像師在這部片中“失業”，因為800多段原始影像素材，來自某短視頻平臺，出自509位“主演”之手。
片中，牧民和自家養的羊“人羊搶食”，種水稻的農民對著滿目豐收稻田戲稱“這是我打下的江山”，卡車司機在發動機里煮雞蛋，建筑工人在工地上表演“體操單杠”，挖掘機司機操縱機器控制手機按鍵……由衣食住行到過年回家，共同構成千千萬萬當代中國人的真切寫照。
“小人物”在此時此刻成為影院主角，但質疑也隨之而來。與觀眾交流時，《煙火人間》導演孫虹經常被問到一個關鍵問題，為什么要去電影院刷一個82分鐘的“短視頻”？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孫虹覺得，這要從故事的開始講起。
《2019年中國網絡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紀錄片正進入“網生時代”，呈現出產業格局上的“融媒化”，生產創作上的“網絡化”，內容形態上的“網感化”，觀看受眾上的“年輕化”相結合的特質。《煙火人間》即創作于該時期。
“影片啟動于2018年年底，那是短視頻全面‘入侵’生活的開始，這同時改變了紀錄片的生產方式。我們發現，‘老鐵’們拍攝的東西比專業紀錄片人拍攝的更加真實。”孫虹和她的小伙伴開始思考，當紀實影像從稀缺到過剩，紀錄片人還能做什么？
去記錄一個時代的變遷是紀錄片的“本職”，但如果由創作者去拍一個人如何拍短視頻，依然是一個傳統的“他者”視角。“讓作者的思維再后退一些，讓已經存在的充滿了主動性的影像再往前一步，讓紀錄片比真實更加真實。”孫虹坦言，這是一次充滿了實驗性的創作，別說能不能成為院線電影，就連能不能成為一部長篇紀錄片，都是未知數。
唯一可參考的是美國紀錄片《浮生一日》，該片以2010年7月24日作為一個特殊的日子，記錄了這一天之內世界各個角落正在發生的故事。但該片是由導演“約稿”，邀請全世界網民用攝像機記錄這一天的生活瑣事，等于先有主題與結構，網民來“命題作文”。而《煙火人間》“解放”得更加徹底，網民的海量視頻已在眼前，接下來，導演你看怎么辦吧。
這群年輕的紀錄片人大概沒想到，刷短視頻會成為工作。每條短視頻不到1分鐘，內容五花八門，質量參差不齊……總之看上去不太理想。
短視頻平臺上的素材應有盡有，理論上可以隨便定主題。但團隊仔細觀察后發現，并非如此，影像與現實并非一一對應。“我們曾經想過講述人的一生，從童年、青年、壯年到老年，但發現有些階段是缺失的。”孫虹說。
十幾個人花了幾個月刷了海量短視頻后，發現平臺上有著各種職業的人，他們的生活超出你的想象。你可能知道建筑工人，但不知道“搬磚小偉”因為日復一日辛苦工作，收獲了比健身教練都厲害的身材，也不知道工地塔吊上的女工是如何吃飯的。而這些略帶“獵奇”的視頻，最終又不約而同地指向普通人的幸福。
“這些民間自我記錄的影像有一種特殊魅力，能讓觀眾用他們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同時又讓觀眾看到，這些可能被忽略的人群，擁有鮮活的生活。所以我們做片子的時候，希望在‘他們’與‘我們’之間建立聯系，回到溫暖的熟人社會，那‘衣食住行’與‘家’就是最大公約數。”孫虹說。
《煙火人間》有一句有趣的slogan——橫豎都是電影。聽上去很有趣，但如何把豎屏轉橫屏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難題——因為手機的觀看方式，短視頻大部分是豎屏拍攝，而銀幕是橫屏的。孫虹回憶，當時團隊成員張琳最先提出，一些藝術展上的影像是以豎屏形式展示，會有人與人面對面的效果，而且可以把幾塊屏幕拼接起來，在視覺與邏輯上互相關聯。
“起初是不得已，但嘗試后發現，這誕生了一種新的視聽語言。我們以前說蒙太奇，是通過鏡頭與鏡頭之間的切換來構成敘事，但現在同一個鏡頭里，就有5個時空，5個時空之間可以構成一個意義。”孫虹說。其中一個鏡頭，左邊一屏是一群鴨子往前跑，中間一屏則是趕著上班的打工人，人和鴨子在這一刻擁有同樣的焦慮與速度。
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錦華曾在一個主題為“從攝影機到手機，電影還有未來嗎”的節目中，拿《煙火人間》舉例。“紡織女工、建筑工人、貨車司機，這些人群的短視頻影像是耳熟能詳的，但是當它們被剪輯到這部影片中的時候，就構成了一個短視頻平臺不太可能展現出來的主題——勞動物質生產重新坐落到一個大的社會結構當中。”
比如，紗廠女工的工作環境沒有空調，熱得衣服擠一擠都是水，這些在短視頻平臺上可能是一個“奇觀性”的影像；但《煙火人家》會讓人看到，她們舒展的笑容、屬于勞動者的快樂。“不是說《煙火人間》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作品，但它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實驗。”戴錦華說。
“有個互聯網常用名詞——去中心化，對紀錄片來說也是如此。到了短視頻時代，每個人都是創作者，手機就是這個時代的攝像機。優勢在于更多的邊緣群體能被看到，不足之處則是一定程度上缺乏深度，以及造成信息繭房。”孫虹說，“這時候，紀錄電影應該出場了。”
孫虹說，紀錄電影首先能解決“信息繭房”的問題，低頭看手機和抬頭看電影會讓你看到兩個世界，“如果你還愿意關心被算法控制的手機之外的世界，電影是一個好選擇”；其次是讓一些普通人，不僅僅被“看見”，還能被“仰視”；最后，短視頻提供的是及時性的、稍縱即逝的情感體驗，難以留存，也無法形成值得回溯和回味的深度情感，而電影有這樣的力量，“為平民寫史”。
孫虹透露，影片共將邀請1萬名建筑工人、紡織女工、卡車司機、外賣騎手、快遞派送員等藍領工作者免費觀影。“因為生活壓力和工作時間限制，這些人中很多從沒有進過電影院，手機里也沒有下載購票App。但他們作為‘自己生活的主角’，在歲末之際，值得被請進電影院。”
紀錄電影《煙火人間》于1月13日在全國上映。這是一部由509位普通人“共同主演”的電影，攝像師在這部片中“失業”，因為800多段原始影像素材，來自某短視頻平臺，出自509位“主演”之手。
片中，牧民和自家養的羊“人羊搶食”，種水稻的農民對著滿目豐收稻田戲稱“這是我打下的江山”，卡車司機在發動機里煮雞蛋，建筑工人在工地上表演“體操單杠”，挖掘機司機操縱機器控制手機按鍵……由衣食住行到過年回家，共同構成千千萬萬當代中國人的真切寫照。
“小人物”在此時此刻成為影院主角，但質疑也隨之而來。與觀眾交流時，《煙火人間》導演孫虹經常被問到一個關鍵問題，為什么要去電影院刷一個82分鐘的“短視頻”？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孫虹覺得，這要從故事的開始講起。
《2019年中國網絡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紀錄片正進入“網生時代”，呈現出產業格局上的“融媒化”，生產創作上的“網絡化”，內容形態上的“網感化”，觀看受眾上的“年輕化”相結合的特質。《煙火人間》即創作于該時期。
“影片啟動于2018年年底，那是短視頻全面‘入侵’生活的開始，這同時改變了紀錄片的生產方式。我們發現，‘老鐵’們拍攝的東西比專業紀錄片人拍攝的更加真實。”孫虹和她的小伙伴開始思考，當紀實影像從稀缺到過剩，紀錄片人還能做什么？
去記錄一個時代的變遷是紀錄片的“本職”，但如果由創作者去拍一個人如何拍短視頻，依然是一個傳統的“他者”視角。“讓作者的思維再后退一些，讓已經存在的充滿了主動性的影像再往前一步，讓紀錄片比真實更加真實。”孫虹坦言，這是一次充滿了實驗性的創作，別說能不能成為院線電影，就連能不能成為一部長篇紀錄片，都是未知數。
唯一可參考的是美國紀錄片《浮生一日》，該片以2010年7月24日作為一個特殊的日子，記錄了這一天之內世界各個角落正在發生的故事。但該片是由導演“約稿”，邀請全世界網民用攝像機記錄這一天的生活瑣事，等于先有主題與結構，網民來“命題作文”。而《煙火人間》“解放”得更加徹底，網民的海量視頻已在眼前，接下來，導演你看怎么辦吧。
這群年輕的紀錄片人大概沒想到，刷短視頻會成為工作。每條短視頻不到1分鐘，內容五花八門，質量參差不齊……總之看上去不太理想。
短視頻平臺上的素材應有盡有，理論上可以隨便定主題。但團隊仔細觀察后發現，并非如此，影像與現實并非一一對應。“我們曾經想過講述人的一生，從童年、青年、壯年到老年，但發現有些階段是缺失的。”孫虹說。
十幾個人花了幾個月刷了海量短視頻后，發現平臺上有著各種職業的人，他們的生活超出你的想象。你可能知道建筑工人，但不知道“搬磚小偉”因為日復一日辛苦工作，收獲了比健身教練都厲害的身材，也不知道工地塔吊上的女工是如何吃飯的。而這些略帶“獵奇”的視頻，最終又不約而同地指向普通人的幸福。
“這些民間自我記錄的影像有一種特殊魅力，能讓觀眾用他們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同時又讓觀眾看到，這些可能被忽略的人群，擁有鮮活的生活。所以我們做片子的時候，希望在‘他們’與‘我們’之間建立聯系，回到溫暖的熟人社會，那‘衣食住行’與‘家’就是最大公約數。”孫虹說。
《煙火人間》有一句有趣的slogan——橫豎都是電影。聽上去很有趣，但如何把豎屏轉橫屏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難題——因為手機的觀看方式，短視頻大部分是豎屏拍攝，而銀幕是橫屏的。孫虹回憶，當時團隊成員張琳最先提出，一些藝術展上的影像是以豎屏形式展示，會有人與人面對面的效果，而且可以把幾塊屏幕拼接起來，在視覺與邏輯上互相關聯。
“起初是不得已，但嘗試后發現，這誕生了一種新的視聽語言。我們以前說蒙太奇，是通過鏡頭與鏡頭之間的切換來構成敘事，但現在同一個鏡頭里，就有5個時空，5個時空之間可以構成一個意義。”孫虹說。其中一個鏡頭，左邊一屏是一群鴨子往前跑，中間一屏則是趕著上班的打工人，人和鴨子在這一刻擁有同樣的焦慮與速度。
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錦華曾在一個主題為“從攝影機到手機，電影還有未來嗎”的節目中，拿《煙火人間》舉例。“紡織女工、建筑工人、貨車司機，這些人群的短視頻影像是耳熟能詳的，但是當它們被剪輯到這部影片中的時候，就構成了一個短視頻平臺不太可能展現出來的主題——勞動物質生產重新坐落到一個大的社會結構當中。”
比如，紗廠女工的工作環境沒有空調，熱得衣服擠一擠都是水，這些在短視頻平臺上可能是一個“奇觀性”的影像；但《煙火人家》會讓人看到，她們舒展的笑容、屬于勞動者的快樂。“不是說《煙火人間》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作品，但它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實驗。”戴錦華說。
“有個互聯網常用名詞——去中心化，對紀錄片來說也是如此。到了短視頻時代，每個人都是創作者，手機就是這個時代的攝像機。優勢在于更多的邊緣群體能被看到，不足之處則是一定程度上缺乏深度，以及造成信息繭房。”孫虹說，“這時候，紀錄電影應該出場了。”
孫虹說，紀錄電影首先能解決“信息繭房”的問題，低頭看手機和抬頭看電影會讓你看到兩個世界，“如果你還愿意關心被算法控制的手機之外的世界，電影是一個好選擇”；其次是讓一些普通人，不僅僅被“看見”，還能被“仰視”；最后，短視頻提供的是及時性的、稍縱即逝的情感體驗，難以留存，也無法形成值得回溯和回味的深度情感，而電影有這樣的力量，“為平民寫史”。
孫虹透露，影片共將邀請1萬名建筑工人、紡織女工、卡車司機、外賣騎手、快遞派送員等藍領工作者免費觀影。“因為生活壓力和工作時間限制，這些人中很多從沒有進過電影院，手機里也沒有下載購票App。但他們作為‘自己生活的主角’，在歲末之際，值得被請進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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