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高晞和英國華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何安娜共同主編的《本草環球記：5世紀以來全球市場上的藥物、貿易與健康知識生產》（以下簡稱《本草環球記》）是近年對本草展開全球史研究的一部杰作。
本書以本草環球史為主線，對1600多年長時段、跨地區的醫藥產品，如大黃、阿魏、人參、丁香、中國根、金雞納等進行追蹤。當全球流通領域的藥物被賦予了“異國情調”，所有的國度和民族都對“異域新藥”充滿了好奇，這也是一本跟蹤本草的全球旅行記。
這還是一個全新的話題
藥物均有特定的生長環境，具有明顯的地域性，但是藥物的商品貿易、知識流通卻具有世界性。用全球史方法研究本草的歷史就是要超越民族國家的局限，探討藥物全球流通的歷史，研究由此導致的藥物認知異同，以及藥物流通帶動的社會、政治變化。對藥物展開全球史研究是本草史研究的新方向，研究難度較大，研究者不但要精通多種語言，熟悉世界本草史，還需要具有從不同國家獲取、研讀相關原始文獻的途徑和能力，這些足以令大多數研究者望而卻步。
《本草環球記》是近年對本草展開全球史研究的一部杰作。誠如高晞在該書《后記》所言：“從全球史的視角探討藥物、貿易與健康知識的生產已成為中外學者普遍關注的主題，但在2018年的中國，這還是一個全新的話題，即便在今天，依然沒有與此相關的中文專著問世。”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此種研究屬于難啃的“硬骨頭”，非個中高手不敢輕易涉足。
《本草環球記》收錄16篇專題論文，其作者具有國際化視野，是分別來自中國、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新加坡等多個國家的專家。該書在全球史視野下關注藥物的流動，側重于觀察藥物長時段、跨地區的流動，涉及藥物的全球貿易與流通、近代域外藥物與知識的入華史、近現代中外醫藥文化的對話與溝通等主題。尤其是大黃、阿魏、人參、丁香、中國根、金雞納等藥物在全球商品交易、知識交流的歷史，經過《本草環球記》的闡釋而得以澄清。諸如梁其姿、陳明追蹤5—19世紀阿魏在全球流通的歷程，高晞探討16世紀歐洲醫生眼中的“中國根”，何安娜、林日杖對大黃進行全球史考察，以及其他論文，皆不乏新見。
重審中藥的獨特地位
基于全球史的視野，《本草環球記》得出一系列頗具價值的嶄新結論，尤其從本草的視野發現了中國與世界的聯系，為我們重審中藥在全球史中的獨特地位提供了證據。
通過以下的兩個例子，可見其端倪。其一，中藥是歐洲科學革命的引藥。高晞提出這一看似大膽的結論，實則立論堅實，有振聾發聵之效，為闡釋“中藥西傳”的重大意義提供了新理據。16世紀初，被稱為“中國根”的土茯苓由葡萄牙人帶入歐洲。1545年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服用“中國根”緩解了痛風之疾，這使得該藥物在歐洲名聲大噪。查理五世的御醫維薩里是與哥白尼齊名的科學家，他于1546年撰寫《中國根書簡》，對“中國根”的療效作了科學分析，正確地示范了如何科學地觀察研究新事物，客觀地評估新藥的效果和價值。維薩里對“中國根”的敘事和研究，借助查理五世的蔭庇，建立了學術話語的權威性，并由此反思批判蓋侖的解剖學經典體系。
此前的1543年，當哥白尼發表劃時代的《天體運行論》時，維薩里出版了醫學史里程碑式的巨作《人體之構造》。但因為糾正蓋侖的解剖學錯誤知識而受到學界的批判和責難，維薩里被迫離開大學。翌年，他正式成為查理五世的御醫。在《中國根書簡》中，維薩里以科學實證的方法探討具有神圣光環的“中國根”，并由此引申批評以動物解剖而非人體解剖為基礎建立的蓋侖學說。在“新科學醫學”與“舊蓋侖學派”的較量中，新藥“中國根”起到了藥引子的作用，催化了科學新思想的產生。因而高晞指出“中國根”向世界的輸出，推動了歐洲科學革命。這一結論是作者在廣泛考察各類文獻的基礎上得出的，證據充分，邏輯清晰，令人信服。
其二，中藥引發了世界藥物的新探索、新發現，加速了全球藥物貿易途徑的建立。拉胡爾·馬科維茨得出的這一結論同樣驚人。具有異邦色彩的中國人參引發了西方人在美洲探索同類藥物的大假設和西洋參的大發現，由此開啟了西洋參經由美洲、歐洲向中國銷售的全球貿易。法國耶穌會士杜德美于1709年參與在中國的人參采集活動，他在致耶穌會亞洲使團總巡閱使的信件中詳細描述了人參的神奇功效、高昂的價值，并附上人參的圖譜，這封信出版在了著名的《中國書簡》中。耶穌會士拉菲爾正是閱讀杜德美的信件后，萌生了在加拿大尋找人參的想法并付諸實踐，因為他堅信杜德美的信中提出的假設：“我們似乎可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發現這一植物。這一地區很可能在加拿大。那里的森林和山脈，在那里居留的人，都與這里極為相似。”1716年拉菲爾在魁北克發現了大量西洋參，并將之命名為“加拿大五加—中國人參—易洛魁加朗多剛”。隨之，西洋參成為西方向中國銷售的重要藥物。拉胡爾·馬科維茨利用魁北克國立檔案、東印度公司檔案以及當時商人的私人文件，梳理了西洋參的發現歷程及銷往中國的路徑。借助人參這個透鏡，作者探討了誕生于18世紀中葉的商業資本主義網絡的全球化快照。
本草的知識在不斷流動
與藥物流通相關的是本草知識的流動，《本草環球記》對此有精彩探討，并且包含著一些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論題。基于東西醫學對中藥的異同認知，探討本草學的中西文明互鑒，就是其中值得注意的新方向。
相對于醫學體現不同文明特色，藥材比較容易跨越不同文明而納入不同醫學體系；但事實上，在18世紀林奈植物分類系統建立以前，西方對中藥的認知是多元而混亂的，其中不乏西方人的想象。就中藥大黃而言，何安娜指出：“到18世紀早期，人們所理解的關于大黃的知識，實際上是由人們的設想——對大黃和對中國與中亞人之間關系的設想——所組成的一種相當奇怪的混合體。”西方人對中藥的獵奇、想象、應用均屬于探索的范疇，由此得出“西化”的中藥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可供文明互鑒，從而豐富本草學內涵。高晞認為16世紀歐洲醫生和中國醫生在處理“中國根”藥材時互有異同，其異顯示了東西醫學在基本理論上的差別，其同則反映出東西醫學之間存在交互、對話與影響。這正是在文明互鑒視角下探討“中藥西傳”問題。這種深入中西文獻深處的本草知識比較研究，在文明互鑒的視閾中，極有學術價值，理應成為本草學界關注、探討的核心問題。
本草知識主要匯集在本草專書之中，西方人基于亞洲藥物而撰成的本草專書，也應在全球史及文明互鑒的視野下得到研究。1645年，耶穌會傳教士卜彌格來華傳教，他對中醫藥有濃厚興趣，通過在中國的實地考察，撰寫了《中國植物志》《單味藥》等著作，系統地向西方介紹中國本草。此類本草專書直接與中國本草專書相聯系，甚至《中國植物志》一度被誤認為是《本草綱目》的拉丁文譯本，可見二者存在關聯性。此類西方人針對中藥而撰寫的本草專書值得學界進一步做比較研究。
郎弗安斯《安汶本草》作于17世紀晚期，主要調查的是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的印度尼西亞安汶地區的植物，也涉及人參、檀香木等產自其他亞洲國家的藥材。郎弗安斯當時是巴達維亞的荷中貿易代表，也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往北京皇宮的代表團成員。郎弗安斯對中醫藥有所了解，該書記載了作者與中國醫生的對話。《本草環球記》的作者之一埃絲特·海倫娜·阿倫斯在論文結尾提出：“可以將《安汶本草》重新定位在印度—太平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和知識流通的縱軸上，并將其與中國的書籍文化和科學史重新聯系起來。”這是極有見地的觀點。《安汶本草》等西方人撰寫的亞洲本草專書與中國之關系，是未來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論題。
全球本草史的中國維度
在本草史研究領域，《本草環球記》創新性地提出了中藥對歐洲科學革命、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問題，打破了以往以西方為中心而中國邊緣化乃至缺席的敘事模式，利用原始檔案、商業文書、私人信件等第一手材料，有力地證明了中藥的世界影響力。《本草環球記》的作者之一徐冠勉利用新近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中發現的中國帆船參與香料戰爭的證據，把宋元以來的香料文化變遷與晚明改變世界格局的香料戰爭聯系在一起，證明中國與世界香料貿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研究均突出了全球史中的中國維度，甚至結論相對于已有常識而言具有一定的顛覆性。
另一方面，《本草環球記》也對中國維度有謹慎、冷靜的考量，尤其指出中藥的影響是有限度的。克萊爾·格里芬的論文指出近代早期俄羅斯進口的外來藥物來源地是多樣的，既有從中國進口的肉桂，也有從歐洲殖民地進口的藥物，但是俄羅斯對外來藥物的認識主要受到歐洲的影響。
在當下文明互鑒的學術潮流下，如何避免西方中心主義，中國如何介入全球史敘事，又如何保持視角轉換后的客觀性原則，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可以說，《本草環球記》在對本草展開全球史研究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
作者：周云逸 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高晞和英國華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何安娜共同主編的《本草環球記：5世紀以來全球市場上的藥物、貿易與健康知識生產》（以下簡稱《本草環球記》）是近年對本草展開全球史研究的一部杰作。
本書以本草環球史為主線，對1600多年長時段、跨地區的醫藥產品，如大黃、阿魏、人參、丁香、中國根、金雞納等進行追蹤。當全球流通領域的藥物被賦予了“異國情調”，所有的國度和民族都對“異域新藥”充滿了好奇，這也是一本跟蹤本草的全球旅行記。
這還是一個全新的話題
藥物均有特定的生長環境，具有明顯的地域性，但是藥物的商品貿易、知識流通卻具有世界性。用全球史方法研究本草的歷史就是要超越民族國家的局限，探討藥物全球流通的歷史，研究由此導致的藥物認知異同，以及藥物流通帶動的社會、政治變化。對藥物展開全球史研究是本草史研究的新方向，研究難度較大，研究者不但要精通多種語言，熟悉世界本草史，還需要具有從不同國家獲取、研讀相關原始文獻的途徑和能力，這些足以令大多數研究者望而卻步。
《本草環球記》是近年對本草展開全球史研究的一部杰作。誠如高晞在該書《后記》所言：“從全球史的視角探討藥物、貿易與健康知識的生產已成為中外學者普遍關注的主題，但在2018年的中國，這還是一個全新的話題，即便在今天，依然沒有與此相關的中文專著問世。”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此種研究屬于難啃的“硬骨頭”，非個中高手不敢輕易涉足。
《本草環球記》收錄16篇專題論文，其作者具有國際化視野，是分別來自中國、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新加坡等多個國家的專家。該書在全球史視野下關注藥物的流動，側重于觀察藥物長時段、跨地區的流動，涉及藥物的全球貿易與流通、近代域外藥物與知識的入華史、近現代中外醫藥文化的對話與溝通等主題。尤其是大黃、阿魏、人參、丁香、中國根、金雞納等藥物在全球商品交易、知識交流的歷史，經過《本草環球記》的闡釋而得以澄清。諸如梁其姿、陳明追蹤5—19世紀阿魏在全球流通的歷程，高晞探討16世紀歐洲醫生眼中的“中國根”，何安娜、林日杖對大黃進行全球史考察，以及其他論文，皆不乏新見。
重審中藥的獨特地位
基于全球史的視野，《本草環球記》得出一系列頗具價值的嶄新結論，尤其從本草的視野發現了中國與世界的聯系，為我們重審中藥在全球史中的獨特地位提供了證據。
通過以下的兩個例子，可見其端倪。其一，中藥是歐洲科學革命的引藥。高晞提出這一看似大膽的結論，實則立論堅實，有振聾發聵之效，為闡釋“中藥西傳”的重大意義提供了新理據。16世紀初，被稱為“中國根”的土茯苓由葡萄牙人帶入歐洲。1545年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服用“中國根”緩解了痛風之疾，這使得該藥物在歐洲名聲大噪。查理五世的御醫維薩里是與哥白尼齊名的科學家，他于1546年撰寫《中國根書簡》，對“中國根”的療效作了科學分析，正確地示范了如何科學地觀察研究新事物，客觀地評估新藥的效果和價值。維薩里對“中國根”的敘事和研究，借助查理五世的蔭庇，建立了學術話語的權威性，并由此反思批判蓋侖的解剖學經典體系。
此前的1543年，當哥白尼發表劃時代的《天體運行論》時，維薩里出版了醫學史里程碑式的巨作《人體之構造》。但因為糾正蓋侖的解剖學錯誤知識而受到學界的批判和責難，維薩里被迫離開大學。翌年，他正式成為查理五世的御醫。在《中國根書簡》中，維薩里以科學實證的方法探討具有神圣光環的“中國根”，并由此引申批評以動物解剖而非人體解剖為基礎建立的蓋侖學說。在“新科學醫學”與“舊蓋侖學派”的較量中，新藥“中國根”起到了藥引子的作用，催化了科學新思想的產生。因而高晞指出“中國根”向世界的輸出，推動了歐洲科學革命。這一結論是作者在廣泛考察各類文獻的基礎上得出的，證據充分，邏輯清晰，令人信服。
其二，中藥引發了世界藥物的新探索、新發現，加速了全球藥物貿易途徑的建立。拉胡爾·馬科維茨得出的這一結論同樣驚人。具有異邦色彩的中國人參引發了西方人在美洲探索同類藥物的大假設和西洋參的大發現，由此開啟了西洋參經由美洲、歐洲向中國銷售的全球貿易。法國耶穌會士杜德美于1709年參與在中國的人參采集活動，他在致耶穌會亞洲使團總巡閱使的信件中詳細描述了人參的神奇功效、高昂的價值，并附上人參的圖譜，這封信出版在了著名的《中國書簡》中。耶穌會士拉菲爾正是閱讀杜德美的信件后，萌生了在加拿大尋找人參的想法并付諸實踐，因為他堅信杜德美的信中提出的假設：“我們似乎可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發現這一植物。這一地區很可能在加拿大。那里的森林和山脈，在那里居留的人，都與這里極為相似。”1716年拉菲爾在魁北克發現了大量西洋參，并將之命名為“加拿大五加—中國人參—易洛魁加朗多剛”。隨之，西洋參成為西方向中國銷售的重要藥物。拉胡爾·馬科維茨利用魁北克國立檔案、東印度公司檔案以及當時商人的私人文件，梳理了西洋參的發現歷程及銷往中國的路徑。借助人參這個透鏡，作者探討了誕生于18世紀中葉的商業資本主義網絡的全球化快照。
本草的知識在不斷流動
與藥物流通相關的是本草知識的流動，《本草環球記》對此有精彩探討，并且包含著一些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論題。基于東西醫學對中藥的異同認知，探討本草學的中西文明互鑒，就是其中值得注意的新方向。
相對于醫學體現不同文明特色，藥材比較容易跨越不同文明而納入不同醫學體系；但事實上，在18世紀林奈植物分類系統建立以前，西方對中藥的認知是多元而混亂的，其中不乏西方人的想象。就中藥大黃而言，何安娜指出：“到18世紀早期，人們所理解的關于大黃的知識，實際上是由人們的設想——對大黃和對中國與中亞人之間關系的設想——所組成的一種相當奇怪的混合體。”西方人對中藥的獵奇、想象、應用均屬于探索的范疇，由此得出“西化”的中藥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可供文明互鑒，從而豐富本草學內涵。高晞認為16世紀歐洲醫生和中國醫生在處理“中國根”藥材時互有異同，其異顯示了東西醫學在基本理論上的差別，其同則反映出東西醫學之間存在交互、對話與影響。這正是在文明互鑒視角下探討“中藥西傳”問題。這種深入中西文獻深處的本草知識比較研究，在文明互鑒的視閾中，極有學術價值，理應成為本草學界關注、探討的核心問題。
本草知識主要匯集在本草專書之中，西方人基于亞洲藥物而撰成的本草專書，也應在全球史及文明互鑒的視野下得到研究。1645年，耶穌會傳教士卜彌格來華傳教，他對中醫藥有濃厚興趣，通過在中國的實地考察，撰寫了《中國植物志》《單味藥》等著作，系統地向西方介紹中國本草。此類本草專書直接與中國本草專書相聯系，甚至《中國植物志》一度被誤認為是《本草綱目》的拉丁文譯本，可見二者存在關聯性。此類西方人針對中藥而撰寫的本草專書值得學界進一步做比較研究。
郎弗安斯《安汶本草》作于17世紀晚期，主要調查的是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的印度尼西亞安汶地區的植物，也涉及人參、檀香木等產自其他亞洲國家的藥材。郎弗安斯當時是巴達維亞的荷中貿易代表，也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往北京皇宮的代表團成員。郎弗安斯對中醫藥有所了解，該書記載了作者與中國醫生的對話。《本草環球記》的作者之一埃絲特·海倫娜·阿倫斯在論文結尾提出：“可以將《安汶本草》重新定位在印度—太平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和知識流通的縱軸上，并將其與中國的書籍文化和科學史重新聯系起來。”這是極有見地的觀點。《安汶本草》等西方人撰寫的亞洲本草專書與中國之關系，是未來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論題。
全球本草史的中國維度
在本草史研究領域，《本草環球記》創新性地提出了中藥對歐洲科學革命、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問題，打破了以往以西方為中心而中國邊緣化乃至缺席的敘事模式，利用原始檔案、商業文書、私人信件等第一手材料，有力地證明了中藥的世界影響力。《本草環球記》的作者之一徐冠勉利用新近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中發現的中國帆船參與香料戰爭的證據，把宋元以來的香料文化變遷與晚明改變世界格局的香料戰爭聯系在一起，證明中國與世界香料貿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研究均突出了全球史中的中國維度，甚至結論相對于已有常識而言具有一定的顛覆性。
另一方面，《本草環球記》也對中國維度有謹慎、冷靜的考量，尤其指出中藥的影響是有限度的。克萊爾·格里芬的論文指出近代早期俄羅斯進口的外來藥物來源地是多樣的，既有從中國進口的肉桂，也有從歐洲殖民地進口的藥物，但是俄羅斯對外來藥物的認識主要受到歐洲的影響。
在當下文明互鑒的學術潮流下，如何避免西方中心主義，中國如何介入全球史敘事，又如何保持視角轉換后的客觀性原則，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可以說，《本草環球記》在對本草展開全球史研究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
作者：周云逸 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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