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處看名家》是由一位資深編輯傾情撰寫的與名家交往故事的散文集。在書中，通過一位資深編輯的回憶，便可走近一個時代的大家風采，走近楊憲益、鐵凝、高曉聲等多位名家的日常。
這些日常既是對這些名家風采的深情回溯，又是對編輯工作與作家創作生態的深度洞察，也反映了文學的價值。本文摘自該書。
楊憲益的詩、酒、情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被分配到《中國文學》雜志社工作，有幸與楊憲益先生成為同事。創刊于1951年的《中國文學》在其鼎盛期曾集聚了國內外眾多的著譯名家，最初由茅盾、葉君健擔任主編和副主編。重要的稿件都是由楊憲益夫婦以及后來加入中國籍的美裔翻譯家沙博理擔任主譯，同時有英國的詹納爾、美國的葛浩文、新西蘭的路易·艾黎等著名漢學家助陣。擔任選稿任務的編輯中也不乏作家、詩人，編譯陣容相當強大。
在外文局的大樓里，楊先生就跟普通員工一樣，一點兒也看不出“名人”的影子。他的身形并不高大，衣著非常樸素，說話語調也比較平緩，是一位很溫和寬厚的長者。雖然他不用坐班，但也時常到單位來，處理一些工作上的事，順便收取一些信件：各種會議的邀請啦，出版社、雜志社寄贈的書刊啦，等等。
他的夫人戴乃迭女士滿頭漂亮的銀絲，個子高高的，非常引人注目。她不太愛說話，但見了面會沖你微笑點頭。她會在固定的時間到辦公室來“領任務”，把稿子拿回家翻譯。有興致的時候她還會自己挑選幾篇喜歡的小說翻譯，她更喜歡描寫現實生活的作品。翻譯之余，她也寫過一些文章在我們的刊物上發表，如《一個西方人對〈紅樓夢〉的看法》《新出女作家諶容及其小說〈人到中年〉》《〈新鳳霞回憶錄〉前言》等，她的文章對于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這些作品頗有助益。
楊先生住在外文局大院內的專家樓里時，每年元旦都會和夫人一起到社里來參加“新年會餐”。每次，楊先生都會帶上幾瓶好酒分給各個語文部，還會讓同事到他家里拿一箱柑橘讓大家分享。
楊先生每次喝酒都會臉紅，但并不醉倒，大概他所追求的是一種“仙”的境界吧。習慣以酒待客的他當然還會以詩唱和：“我家有大曲，待君日已久。何當過敝廬，喝它三兩斗。”這是寫給他天津新學書院的同學、翻譯家王以鑄的。當別人問他的長壽秘訣時，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抽煙，喝酒，不運動。”
楊先生是個好客而又大度的人，他們家的書柜里放滿了各種各樣的外文書和原版錄像帶。我曾到他家去借過幾盤錄像帶，楊先生為我打開柜門指點著，一邊說：“隨便拿，隨便拿。”有時候我們幾個年輕同事一起約好了去他家看錄像，楊先生便會拿出酒，戴乃迭女士則拿出巧克力、花生等食品招待我們。這花生還是楊先生在回家路過農貿市場時親自買的呢。因為是原版帶，有的地方不好懂，楊先生便在一旁為我們“同聲傳譯”。他的言行就像一個讓人感到很親切的長者，全然沒有大翻譯家的架子。戴乃迭的中國話說得比較慢，有時還會“抱怨”說，因為常跟楊憲益說英文，她的中文變差了。這自然是她一貫的謙虛。其實她的中文一點兒也不差，不時還會說出一些很幽默的話來，把大家逗樂。那真是一段令人難忘的快樂時光。
鐵凝令人贊嘆的細節
鐵凝是一個很重視細節的作家。她的小說中常常有令人贊嘆的細節表現。
在她的經典短篇《哦，香雪》中，細節起著重要的刻畫人物心理的作用：“如今，臺兒溝的姑娘們剛把晚飯端上桌就慌了神，她們心不在焉地胡亂吃幾口，扔下碗就開始梳妝打扮。她們洗凈蒙受了一天的黃土、風塵，露出粗糙、紅潤的面色，把頭發梳得烏亮，然后就比賽著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換上過年時才穿的新鞋，有人還悄悄往臉上涂點胭脂。盡管火車到站時已經天黑，她們還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著服飾和容貌。”
小說《省長日記》中的細節更是體現了俏皮幽默的特點，讀后令人忍俊不禁：“前進襪廠幾十年如一日地生產一種‘前進’牌線襪，這種襪子穿在腳上透氣性能還好，可是你一開始走路它就開始前進，它隨著你的步伐，慢慢從腳腕兒褪至腳后跟，再褪至腳心最終堆積至腳尖。或者，它也可能在你的腳上旋轉，平白無故的，這襪子的后跟就會轉到你的腳面上來。如若這時你恰好當眾抬起了你的腳，誰都會看見你的腳面上正‘趴’著一只腳后跟。這可像個什么樣子啊，它呈現出的怪異和滑稽，就好比你突然發現某個人的后腦勺上正努著一副嘴唇。”
鐵凝在寫作中重視細節的表達，在生活中更是如此。
《麥秸垛》英文版出版后，鐵凝專程跑到北京來取我代她購買的上百本樣書。當時她是與她的父親一起到我的辦公室來的，還特意帶了一盒包裝精美的巧克力送給我，她的貼心之舉讓我很是感動。
我注意到，鐵凝在網上發布的個人簡介里，在提及她的作品時會特意寫上出版社名，在海外出版的還會加上譯者名，非常嚴謹、細致。這一小小的細節包含著對他人勞動的尊重，體現出她與眾不同的行事風格。
許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著通信聯系。有一段時間因為計劃出版一本“鐵凝精短小說集”，我們倆通過寫信和電話溝通了很長時間。雖然由于某種人為因素此書最終未能面世，但當時篩選篇目、商討內容時興奮熱烈的場景依然如在目前。
每當有新作面世，鐵凝總會及時寄給我，在扉頁上寫上些“批評”“指正”之類謙虛的字眼。我這一方呢，也總是關注著她的創作情況，爭取以最快的速度把她的優秀作品譯介到國外。那時，我會體會到作為編輯的幸福。
高曉聲的幽默“別出心裁”
我原以為享有盛名的高曉聲先生可能不好親近，但一接觸才發現，生活中的高先生是一個毫無架子、性格隨和、心地善良的老前輩。
我們雜志社很重視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來信，會定期打印出來作為工作成效的參考之一，我們也會把這些意見反饋給有關作家。有一次我把一篇國外讀者對高曉聲的小說評論譯好后寄給他，他很高興看到自己的作品在海外也有知音。高先生會把刊有他作品的報刊告訴我，讓我“順便看看”，我也會及時寄上我的“讀后感”。他曾談及他的創作狀況，說到最近發了不少散文，但隨即便表示：有時間還是想多寫小說。由此可見小說創作在他心中的分量。
高先生是個很有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幽默在小說中常以“村言土語”的形式來表現：“精明人家的門閂也能舂得米”“說真話，扶著這種人前進，手也真酸”；而在日常生活中，他的幽默也相當“別出心裁”。比如，他在20世紀70年代末被安排住在24元一晚的兩人間，他會非常心疼地感慨：“一塊錢的骨頭困在十二塊錢的床上。”再如，他受邀給一家位于秦淮河畔的餐館題字，他先寫了一句：“千里長江入秦淮——”看上去頗有氣勢，正當大家猜想他會以怎樣的妙筆束尾時，他卻有點慢條斯理地寫下了很“白”的四個字：“休息一下”。這也是他慣用的幽默手法。
有一段時間我沒有收到高先生的來信，后來才得知他因病住院了。出院后他便給我寫信，還不忘調侃幾句：“這一年來，老毛病不斷上新臺階，大有送上高樓拔矮梯，送掉我的小性命”，完全是高曉聲式的幽默。幽默過后，他又嚴肅地思考了一下生死問題：“從前對于死，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你想，一個人的靈魂是怎么離開身體呢？從哪一個洞里鉆出來呢？現在好像死過一次了，才明白不是讓靈魂鉆出軀殼，是軀殼拖住了靈魂不讓它自由。”
這樣的體悟如果不是經歷過生死考驗的人，是難以領會到的。
對于我這個年輕人，高先生經常是鼓勵有加。我曾經寄給他一本我翻譯的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的長篇小說《星游人》，請他提意見。高先生認真閱讀后告訴我他的體會：“我青年時代也很喜歡杰克·倫敦的小說，你說他是個硬漢作家，我贊成，推頌一點說，他是個硬派作家的代表，野性十足，一派龍吟虎嘯，讀來驚心動魄。”這樣精準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而又個性獨具。
那些年高先生不時會去國外訪問，他都會在來信中詳細告知，并順便問我有沒有需要他幫忙辦的事。他給我寄來新出的作品集，會非常謙虛地在扉頁寫上請我“評正”的字樣。我正為他旺盛的創作精力感到慶幸，沒想到就在我編選英漢對照版的《高曉聲小說選》時，突然得知了高先生去世的噩耗，震驚之余深感惋惜。他那慈祥的笑容似還在眼前，轉眼間就已駕鶴西去，真是令人痛心萬分。從此我失去了一位良師、一位溫厚的作家朋友！
《近處看名家》是由一位資深編輯傾情撰寫的與名家交往故事的散文集。在書中，通過一位資深編輯的回憶，便可走近一個時代的大家風采，走近楊憲益、鐵凝、高曉聲等多位名家的日常。
這些日常既是對這些名家風采的深情回溯，又是對編輯工作與作家創作生態的深度洞察，也反映了文學的價值。本文摘自該書。
楊憲益的詩、酒、情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被分配到《中國文學》雜志社工作，有幸與楊憲益先生成為同事。創刊于1951年的《中國文學》在其鼎盛期曾集聚了國內外眾多的著譯名家，最初由茅盾、葉君健擔任主編和副主編。重要的稿件都是由楊憲益夫婦以及后來加入中國籍的美裔翻譯家沙博理擔任主譯，同時有英國的詹納爾、美國的葛浩文、新西蘭的路易·艾黎等著名漢學家助陣。擔任選稿任務的編輯中也不乏作家、詩人，編譯陣容相當強大。
在外文局的大樓里，楊先生就跟普通員工一樣，一點兒也看不出“名人”的影子。他的身形并不高大，衣著非常樸素，說話語調也比較平緩，是一位很溫和寬厚的長者。雖然他不用坐班，但也時常到單位來，處理一些工作上的事，順便收取一些信件：各種會議的邀請啦，出版社、雜志社寄贈的書刊啦，等等。
他的夫人戴乃迭女士滿頭漂亮的銀絲，個子高高的，非常引人注目。她不太愛說話，但見了面會沖你微笑點頭。她會在固定的時間到辦公室來“領任務”，把稿子拿回家翻譯。有興致的時候她還會自己挑選幾篇喜歡的小說翻譯，她更喜歡描寫現實生活的作品。翻譯之余，她也寫過一些文章在我們的刊物上發表，如《一個西方人對〈紅樓夢〉的看法》《新出女作家諶容及其小說〈人到中年〉》《〈新鳳霞回憶錄〉前言》等，她的文章對于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這些作品頗有助益。
楊先生住在外文局大院內的專家樓里時，每年元旦都會和夫人一起到社里來參加“新年會餐”。每次，楊先生都會帶上幾瓶好酒分給各個語文部，還會讓同事到他家里拿一箱柑橘讓大家分享。
楊先生每次喝酒都會臉紅，但并不醉倒，大概他所追求的是一種“仙”的境界吧。習慣以酒待客的他當然還會以詩唱和：“我家有大曲，待君日已久。何當過敝廬，喝它三兩斗。”這是寫給他天津新學書院的同學、翻譯家王以鑄的。當別人問他的長壽秘訣時，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抽煙，喝酒，不運動。”
楊先生是個好客而又大度的人，他們家的書柜里放滿了各種各樣的外文書和原版錄像帶。我曾到他家去借過幾盤錄像帶，楊先生為我打開柜門指點著，一邊說：“隨便拿，隨便拿。”有時候我們幾個年輕同事一起約好了去他家看錄像，楊先生便會拿出酒，戴乃迭女士則拿出巧克力、花生等食品招待我們。這花生還是楊先生在回家路過農貿市場時親自買的呢。因為是原版帶，有的地方不好懂，楊先生便在一旁為我們“同聲傳譯”。他的言行就像一個讓人感到很親切的長者，全然沒有大翻譯家的架子。戴乃迭的中國話說得比較慢，有時還會“抱怨”說，因為常跟楊憲益說英文，她的中文變差了。這自然是她一貫的謙虛。其實她的中文一點兒也不差，不時還會說出一些很幽默的話來，把大家逗樂。那真是一段令人難忘的快樂時光。
鐵凝令人贊嘆的細節
鐵凝是一個很重視細節的作家。她的小說中常常有令人贊嘆的細節表現。
在她的經典短篇《哦，香雪》中，細節起著重要的刻畫人物心理的作用：“如今，臺兒溝的姑娘們剛把晚飯端上桌就慌了神，她們心不在焉地胡亂吃幾口，扔下碗就開始梳妝打扮。她們洗凈蒙受了一天的黃土、風塵，露出粗糙、紅潤的面色，把頭發梳得烏亮，然后就比賽著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換上過年時才穿的新鞋，有人還悄悄往臉上涂點胭脂。盡管火車到站時已經天黑，她們還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著服飾和容貌。”
小說《省長日記》中的細節更是體現了俏皮幽默的特點，讀后令人忍俊不禁：“前進襪廠幾十年如一日地生產一種‘前進’牌線襪，這種襪子穿在腳上透氣性能還好，可是你一開始走路它就開始前進，它隨著你的步伐，慢慢從腳腕兒褪至腳后跟，再褪至腳心最終堆積至腳尖。或者，它也可能在你的腳上旋轉，平白無故的，這襪子的后跟就會轉到你的腳面上來。如若這時你恰好當眾抬起了你的腳，誰都會看見你的腳面上正‘趴’著一只腳后跟。這可像個什么樣子啊，它呈現出的怪異和滑稽，就好比你突然發現某個人的后腦勺上正努著一副嘴唇。”
鐵凝在寫作中重視細節的表達，在生活中更是如此。
《麥秸垛》英文版出版后，鐵凝專程跑到北京來取我代她購買的上百本樣書。當時她是與她的父親一起到我的辦公室來的，還特意帶了一盒包裝精美的巧克力送給我，她的貼心之舉讓我很是感動。
我注意到，鐵凝在網上發布的個人簡介里，在提及她的作品時會特意寫上出版社名，在海外出版的還會加上譯者名，非常嚴謹、細致。這一小小的細節包含著對他人勞動的尊重，體現出她與眾不同的行事風格。
許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著通信聯系。有一段時間因為計劃出版一本“鐵凝精短小說集”，我們倆通過寫信和電話溝通了很長時間。雖然由于某種人為因素此書最終未能面世，但當時篩選篇目、商討內容時興奮熱烈的場景依然如在目前。
每當有新作面世，鐵凝總會及時寄給我，在扉頁上寫上些“批評”“指正”之類謙虛的字眼。我這一方呢，也總是關注著她的創作情況，爭取以最快的速度把她的優秀作品譯介到國外。那時，我會體會到作為編輯的幸福。
高曉聲的幽默“別出心裁”
我原以為享有盛名的高曉聲先生可能不好親近，但一接觸才發現，生活中的高先生是一個毫無架子、性格隨和、心地善良的老前輩。
我們雜志社很重視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來信，會定期打印出來作為工作成效的參考之一，我們也會把這些意見反饋給有關作家。有一次我把一篇國外讀者對高曉聲的小說評論譯好后寄給他，他很高興看到自己的作品在海外也有知音。高先生會把刊有他作品的報刊告訴我，讓我“順便看看”，我也會及時寄上我的“讀后感”。他曾談及他的創作狀況，說到最近發了不少散文，但隨即便表示：有時間還是想多寫小說。由此可見小說創作在他心中的分量。
高先生是個很有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幽默在小說中常以“村言土語”的形式來表現：“精明人家的門閂也能舂得米”“說真話，扶著這種人前進，手也真酸”；而在日常生活中，他的幽默也相當“別出心裁”。比如，他在20世紀70年代末被安排住在24元一晚的兩人間，他會非常心疼地感慨：“一塊錢的骨頭困在十二塊錢的床上。”再如，他受邀給一家位于秦淮河畔的餐館題字，他先寫了一句：“千里長江入秦淮——”看上去頗有氣勢，正當大家猜想他會以怎樣的妙筆束尾時，他卻有點慢條斯理地寫下了很“白”的四個字：“休息一下”。這也是他慣用的幽默手法。
有一段時間我沒有收到高先生的來信，后來才得知他因病住院了。出院后他便給我寫信，還不忘調侃幾句：“這一年來，老毛病不斷上新臺階，大有送上高樓拔矮梯，送掉我的小性命”，完全是高曉聲式的幽默。幽默過后，他又嚴肅地思考了一下生死問題：“從前對于死，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你想，一個人的靈魂是怎么離開身體呢？從哪一個洞里鉆出來呢？現在好像死過一次了，才明白不是讓靈魂鉆出軀殼，是軀殼拖住了靈魂不讓它自由。”
這樣的體悟如果不是經歷過生死考驗的人，是難以領會到的。
對于我這個年輕人，高先生經常是鼓勵有加。我曾經寄給他一本我翻譯的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的長篇小說《星游人》，請他提意見。高先生認真閱讀后告訴我他的體會：“我青年時代也很喜歡杰克·倫敦的小說，你說他是個硬漢作家，我贊成，推頌一點說，他是個硬派作家的代表，野性十足，一派龍吟虎嘯，讀來驚心動魄。”這樣精準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而又個性獨具。
那些年高先生不時會去國外訪問，他都會在來信中詳細告知，并順便問我有沒有需要他幫忙辦的事。他給我寄來新出的作品集，會非常謙虛地在扉頁寫上請我“評正”的字樣。我正為他旺盛的創作精力感到慶幸，沒想到就在我編選英漢對照版的《高曉聲小說選》時，突然得知了高先生去世的噩耗，震驚之余深感惋惜。他那慈祥的笑容似還在眼前，轉眼間就已駕鶴西去，真是令人痛心萬分。從此我失去了一位良師、一位溫厚的作家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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