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閻崇年今年迎來90歲大壽。近日，他來到北京三聯韜奮書店美術館總店，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宋志軍暢敘“我與清史研究”。在對談中，閻崇年先生就自己如何走上清史研究的道路，學術研究中專與博的關系，以及為人與治學等話題暢談了自己的經驗與心得。這也是閻崇年先生首次在講座中系統地回顧自己研究清史的歷程。
閻崇年先生從事清史研究超過一甲子，他長期在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擔任研究員，前些年在央視《百家講壇》的講學備受全國觀眾歡迎，近年在三聯書店出版了《閻崇年史學論集》（清史卷、燕史卷、滿學卷，2023）、《森林帝國》（2018）、《御窯千年》（2017）等著作，既有扎實的學術成果，也擁有頗高的人氣。
慎始善終
開啟60多年清史研究
閻崇年介紹，自己最開始的志向是研究先秦史，后來經歷了楊向奎、白壽彝兩位名家的指點，才走上了清史研究的道路。閻崇年說，自己受到北師大歷史系楊釗教授的影響，畢業以后對先秦史有興趣，鉆研了三年，并寫出了一些文章。中科院歷史所清史研究室主任楊向奎看后一方面鼓勵閻崇年，認可他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告訴閻崇年應該發揮身居北京的優勢，充分利用北京的明清宮廷檔案，研究當時少有人涉足的清史。閻崇年說自己聽了楊向奎先生的意見受到了很大刺激，認真思考了一個月到底應該做什么，然后才下定決心從事清史研究。盡管這是1963年發生的事情，但閻崇年先生說起來依然記憶猶新——花了一個月時間思考，從事超過六十多年的研究，閻崇年把這樣的經歷稱為“慎始善終”，他也鼓勵現在的年輕人要這樣對待自己的事業。
獨上高樓
二十年心血寫成《努爾哈赤傳》
下定決心從事清史研究后，閻崇年先以康熙帝作為切入口，但始終感覺不得要領，對八旗制度、滿族的基本問題搞不清楚。在迷茫之中，白壽彝先生告訴閻崇年，研究清史要從根源上入手，就是去研究清朝開國的歷史。由此，閻崇年走上了研究努爾哈赤的道路。
從1963年到1973年，他花了整整十年時間寫成了一篇關于努爾哈赤的論文。閻崇年回憶，“我把文章給白壽彝先生看，他告訴我當時還沒有人寫《努爾哈赤傳》出書，我又做了整理和補充，才在1983年出版了這本書。”
“從研究努爾哈赤到出書，前后整整花了二十年。我敢說一句話，跟努爾哈赤有關的各種資料，中國明朝的材料、中國清朝的材料、朝鮮的材料、日本的材料、漢文材料、滿文材料……我都見過，也體會到了王國維所謂做學問的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可以說每研究一個問題，要望盡一次路，如此不斷地望盡天涯路，不斷地前進。”這部花費二十年心血寫成的《努爾哈赤傳》，是全世界第一部系統研究努爾哈赤的學術傳記。不僅受到了國內學界的重視，美國、日本學界也相當重視此書，在全世界清史研究領域奠定了閻崇年先生的學術地位。
史學研究
說別人沒有說過的義理
閻崇年先生從事史學研究超過六十年，在他看來研究歷史最困難的，是用別人沒有用過的史料，說別人沒有說過的義理。“舉個例子，北京昌平區有個‘平西府’，相傳是吳三桂的府邸。在當地的村子里也確實有座銅井，井蓋還鑄有龍紋。但老北京有句話，‘二環以外無王府。’為什么五環外的昌平出了個王府？我翻了能翻到的許多漢文資料，并沒有相關記載。”
在這種情況下，閻崇年去查滿文資料。他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意外查到一份《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記載了一則奏報康熙帝的御批奏折，詳細記錄了行宮城池、房屋、游廊等數量，正好與昌平“平西府”一帶發現的城墻和護城河等遺址相吻合。此后，他又和其他專家一起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滿文奏折中，查到了康熙五十七年關于興建行宮王府的開工奏折，地點正是前述“平西府”所在地。結合其他史料，閻崇年論斷，“平西府”其實與吳三桂無關，而是康熙興建的鄭家莊行宮、王府。從開始考證到最后公布結果，總計花費了一年多時間。
人文考據
著作學術界首部森林帝國史
在閻崇年看來歷史是人文科學，考據之外還要更多了解實際， “從2004年到現在，這二十年間，我一方面讀書，一方面走路，這個收獲是在書齋里學不到的。我算了一下，從咱們國家最北端的漠河、黑河，最南端的三沙市，再從最東邊的濱海之都日照，到最西邊口岸城市霍爾果斯，我都去過。”
通過考察，閻崇年發現滿族的祖先并不屬于“草原文化”而是生活在“森林文化”體系。“大家如果去過呼倫貝爾，站在那兒一看，天似穹廬，一望無際都是大草原，找棵樹都很困難。但東北是森林，不是草原。我從山海關向北穿過大興安嶺、小興安嶺一直到黑河，到哈巴羅夫斯克，滿目都是森林，森林蔽天，不見日月……東北是森林文化，不是草原文化。東北的林海雪原怎么放牧牛羊？滿族是狩獵民族，打獵飛禽走獸，騎射是他們祖先的文化。而從滿洲人漁獵經濟的圍獵方式中，逐漸孕育出‘統合’意識，并運用到政治、文化等方面，統合不同民族、不同生產方式人群為一體，建立八旗制度，以滿洲、漠南蒙古和部分漢人的三股力量問鼎中原，建立清帝國，并維持了268年之久。”
閻崇年據此撰寫了原創學術專著《森林帝國》。2018年該書在三聯書店出版，被稱為是閻崇年給學術界貢獻的第一部森林文化民族發展簡史、第一部森林帝國史。
研究要訣
追求“約-博-通”
在閻崇年先生回顧了自己從事清史研究的經歷后，宋志軍談到閻崇年先生還研究滿學、北京史，并請閻崇年講講學術研究中專與博的關系。
閻崇年結合自己的經歷表示，博要建立在專的基礎上，和專應該是交叉的。20世紀80年代初，在北京市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的閻崇年需要撰寫北京史的相關論文。他結合自己對清朝開國史的積累，選定了袁崇煥作為研究對象。因為袁崇煥剛好處于明史、清史、北京史的交叉地帶，便于他在已有的基礎上開展研究。
閻崇年表示，從此之后他的許多研究都是立足明史、清史、北京史的結合處。
閻崇年還表示，自己立足于清朝開國史的研究，最后能貫通理解整個清史，背后的要訣是追求“約-博-通”。把一個小小的點掌握扎實，然后吸收大量的材料，經過沉淀、積累，上升一個境界，最后剩下的才是精華。只有長期從事一項事業才能實現“約-博-通”，有太多人因為半途而廢而不能把工作做“通”。
閻崇年先生表示自己已經90歲了，體力雖然不比年輕的時候，但一周七天每天都在工作。他希望“生命不息、奮斗不止”，拿出更多成果和大家分享。
閻崇年把對待事業的態度歸納為“敬、誠、淡、靜”四個字。他把“敬”排在第一位，他說“敬就是愛，如果不用敬字對待自己的專業，就不能入其門”。第二是“誠”，歷史就是要求真，而“誠”是求真的基礎。第三是“淡”，要淡泊名利，才能成為一個領域的專家。最后是“靜”，只有“靜”，才能把一個領域做長久。他鼓勵年輕人要靜下心做事，經過數十年的積累，再笨也會做出一點成績，“各行各業都是這樣”。
著名歷史學家閻崇年今年迎來90歲大壽。近日，他來到北京三聯韜奮書店美術館總店，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宋志軍暢敘“我與清史研究”。在對談中，閻崇年先生就自己如何走上清史研究的道路，學術研究中專與博的關系，以及為人與治學等話題暢談了自己的經驗與心得。這也是閻崇年先生首次在講座中系統地回顧自己研究清史的歷程。
閻崇年先生從事清史研究超過一甲子，他長期在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擔任研究員，前些年在央視《百家講壇》的講學備受全國觀眾歡迎，近年在三聯書店出版了《閻崇年史學論集》（清史卷、燕史卷、滿學卷，2023）、《森林帝國》（2018）、《御窯千年》（2017）等著作，既有扎實的學術成果，也擁有頗高的人氣。
慎始善終
開啟60多年清史研究
閻崇年介紹，自己最開始的志向是研究先秦史，后來經歷了楊向奎、白壽彝兩位名家的指點，才走上了清史研究的道路。閻崇年說，自己受到北師大歷史系楊釗教授的影響，畢業以后對先秦史有興趣，鉆研了三年，并寫出了一些文章。中科院歷史所清史研究室主任楊向奎看后一方面鼓勵閻崇年，認可他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告訴閻崇年應該發揮身居北京的優勢，充分利用北京的明清宮廷檔案，研究當時少有人涉足的清史。閻崇年說自己聽了楊向奎先生的意見受到了很大刺激，認真思考了一個月到底應該做什么，然后才下定決心從事清史研究。盡管這是1963年發生的事情，但閻崇年先生說起來依然記憶猶新——花了一個月時間思考，從事超過六十多年的研究，閻崇年把這樣的經歷稱為“慎始善終”，他也鼓勵現在的年輕人要這樣對待自己的事業。
獨上高樓
二十年心血寫成《努爾哈赤傳》
下定決心從事清史研究后，閻崇年先以康熙帝作為切入口，但始終感覺不得要領，對八旗制度、滿族的基本問題搞不清楚。在迷茫之中，白壽彝先生告訴閻崇年，研究清史要從根源上入手，就是去研究清朝開國的歷史。由此，閻崇年走上了研究努爾哈赤的道路。
從1963年到1973年，他花了整整十年時間寫成了一篇關于努爾哈赤的論文。閻崇年回憶，“我把文章給白壽彝先生看，他告訴我當時還沒有人寫《努爾哈赤傳》出書，我又做了整理和補充，才在1983年出版了這本書。”
“從研究努爾哈赤到出書，前后整整花了二十年。我敢說一句話，跟努爾哈赤有關的各種資料，中國明朝的材料、中國清朝的材料、朝鮮的材料、日本的材料、漢文材料、滿文材料……我都見過，也體會到了王國維所謂做學問的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可以說每研究一個問題，要望盡一次路，如此不斷地望盡天涯路，不斷地前進。”這部花費二十年心血寫成的《努爾哈赤傳》，是全世界第一部系統研究努爾哈赤的學術傳記。不僅受到了國內學界的重視，美國、日本學界也相當重視此書，在全世界清史研究領域奠定了閻崇年先生的學術地位。
史學研究
說別人沒有說過的義理
閻崇年先生從事史學研究超過六十年，在他看來研究歷史最困難的，是用別人沒有用過的史料，說別人沒有說過的義理。“舉個例子，北京昌平區有個‘平西府’，相傳是吳三桂的府邸。在當地的村子里也確實有座銅井，井蓋還鑄有龍紋。但老北京有句話，‘二環以外無王府。’為什么五環外的昌平出了個王府？我翻了能翻到的許多漢文資料，并沒有相關記載。”
在這種情況下，閻崇年去查滿文資料。他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意外查到一份《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記載了一則奏報康熙帝的御批奏折，詳細記錄了行宮城池、房屋、游廊等數量，正好與昌平“平西府”一帶發現的城墻和護城河等遺址相吻合。此后，他又和其他專家一起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滿文奏折中，查到了康熙五十七年關于興建行宮王府的開工奏折，地點正是前述“平西府”所在地。結合其他史料，閻崇年論斷，“平西府”其實與吳三桂無關，而是康熙興建的鄭家莊行宮、王府。從開始考證到最后公布結果，總計花費了一年多時間。
人文考據
著作學術界首部森林帝國史
在閻崇年看來歷史是人文科學，考據之外還要更多了解實際， “從2004年到現在，這二十年間，我一方面讀書，一方面走路，這個收獲是在書齋里學不到的。我算了一下，從咱們國家最北端的漠河、黑河，最南端的三沙市，再從最東邊的濱海之都日照，到最西邊口岸城市霍爾果斯，我都去過。”
通過考察，閻崇年發現滿族的祖先并不屬于“草原文化”而是生活在“森林文化”體系。“大家如果去過呼倫貝爾，站在那兒一看，天似穹廬，一望無際都是大草原，找棵樹都很困難。但東北是森林，不是草原。我從山海關向北穿過大興安嶺、小興安嶺一直到黑河，到哈巴羅夫斯克，滿目都是森林，森林蔽天，不見日月……東北是森林文化，不是草原文化。東北的林海雪原怎么放牧牛羊？滿族是狩獵民族，打獵飛禽走獸，騎射是他們祖先的文化。而從滿洲人漁獵經濟的圍獵方式中，逐漸孕育出‘統合’意識，并運用到政治、文化等方面，統合不同民族、不同生產方式人群為一體，建立八旗制度，以滿洲、漠南蒙古和部分漢人的三股力量問鼎中原，建立清帝國，并維持了268年之久。”
閻崇年據此撰寫了原創學術專著《森林帝國》。2018年該書在三聯書店出版，被稱為是閻崇年給學術界貢獻的第一部森林文化民族發展簡史、第一部森林帝國史。
研究要訣
追求“約-博-通”
在閻崇年先生回顧了自己從事清史研究的經歷后，宋志軍談到閻崇年先生還研究滿學、北京史，并請閻崇年講講學術研究中專與博的關系。
閻崇年結合自己的經歷表示，博要建立在專的基礎上，和專應該是交叉的。20世紀80年代初，在北京市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的閻崇年需要撰寫北京史的相關論文。他結合自己對清朝開國史的積累，選定了袁崇煥作為研究對象。因為袁崇煥剛好處于明史、清史、北京史的交叉地帶，便于他在已有的基礎上開展研究。
閻崇年表示，從此之后他的許多研究都是立足明史、清史、北京史的結合處。
閻崇年還表示，自己立足于清朝開國史的研究，最后能貫通理解整個清史，背后的要訣是追求“約-博-通”。把一個小小的點掌握扎實，然后吸收大量的材料，經過沉淀、積累，上升一個境界，最后剩下的才是精華。只有長期從事一項事業才能實現“約-博-通”，有太多人因為半途而廢而不能把工作做“通”。
閻崇年先生表示自己已經90歲了，體力雖然不比年輕的時候，但一周七天每天都在工作。他希望“生命不息、奮斗不止”，拿出更多成果和大家分享。
閻崇年把對待事業的態度歸納為“敬、誠、淡、靜”四個字。他把“敬”排在第一位，他說“敬就是愛，如果不用敬字對待自己的專業，就不能入其門”。第二是“誠”，歷史就是要求真，而“誠”是求真的基礎。第三是“淡”，要淡泊名利，才能成為一個領域的專家。最后是“靜”，只有“靜”，才能把一個領域做長久。他鼓勵年輕人要靜下心做事，經過數十年的積累，再笨也會做出一點成績，“各行各業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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