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寓言譜系中，《烏鴉和狐貍》相當出名。它從早期的《伊索寓言》中脫穎而出，被后世作者基于不同價值取向而反復改寫，并被收入各種文學啟蒙讀物中。以《伊索寓言》為起點，這一著名文本在傳播改寫中呈現出多種價值，值得咀嚼、尋味。
《伊索寓言》由羅念生翻譯的版本中，這則寓言的題目為《大鴉和狐貍》，故事甚短，轉引如下：
大鴉搶到一塊肉，落在大樹上。狐貍看到了，想得到那塊肉，就站在樹下，夸大鴉高大、漂亮，說他最適合作（做）鳥類的王，要是他能發出聲音，那就毫無疑問了。大鴉想表明他能發出聲音，便放開肉，大叫起來。狐貍跑上去，搶到那塊肉，說道：“喂，大鴉，假如你有頭腦，你作（做）鳥類的王就沒有問題了。”
此故事適用于愚蠢的人。
寓言在結尾提出教訓，是借烏鴉來諷刺某些人的愚蠢，由此襯托出狐貍的聰明，符合許多人對該動物的符號化認識。
改寫顛覆了寓意
在中世紀的法國，這則寓言經過細節的改動（比如把那塊肉改成奶酪）、情節的擴充（比如當奶酪掉下后，狐貍居然不馬上叼走，而是打算拿它作誘餌來誘捕烏鴉），進入列那狐系列民間故事中，其寓言本來的教訓意義淡化了。所添加的情節，讓狐貍在慣有的狡猾中又加上了貪婪的一面，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樣在法國，從寓言角度讓《烏鴉和狐貍》故事大放異彩的是拉封丹。故事中的一個細節，遵循列那狐傳奇的改編，把伊索寓言中的那塊肉換成干酪。此外，大致的情節內容則相似，只是改用詩歌形式，語言更優美，描寫也稍具體，但關鍵是結尾發生了很大改變。《伊索寓言》結尾“此故事適用于愚蠢的人”，點明是在諷刺如烏鴉等愚蠢者，而拉封丹在結尾沒有這樣的議論，他是這樣寫的：
狐貍抓住干酪就說：“我的好好先生，/你要記住，所有阿諛奉承的人/全靠愛聽吹捧的人為生，/因此總還值得用塊干酪去換此教訓。”/烏鴉窘得很，羞容滿面，/他賭咒發誓，說今后不再受騙，/可惜就是晚了一點。
狐貍得到干酪后，客觀指出阿諛奉承者與愛慕虛榮者的互相依存關系，在給烏鴉的形象告誡中顯示了自嘲兼嘲人的意味。這樣，寓意指責烏鴉愚蠢的單一立場，就變得模糊、曖昧了。
狐貍立場太復雜
這一改變，從主旨來說對《伊索寓言》是具有顛覆意義的。法國思想家盧梭在《愛彌兒》第二卷中，對拉封丹寓言進行了逐字逐句分析，認為這則寓言不能起到拉封丹想要達到的效果。他一則說：“寓言寫是寫得很有趣了，但因此也就犧牲了它的鮮明的寓意。”再則說：“你不是在教他們怎樣把自己的奶酪緊緊含在嘴里，而是教怎樣想辦法把別人嘴里的奶酪騙出來。”最終，他認為類似的寓言不應該用作小孩子的啟蒙讀物，理由是：當他們有機會把所學的寓言拿來應用時，他們的所作所為差不多同寓言作者的意圖是相反的；對于你想糾正的缺點，他們不僅滿不在乎，而且還偏偏喜歡為非作歹，以便從別人的缺點中得到好處。
得出這樣的結論，一方面是基于盧梭的教育理念，即對小孩子來說，體質的訓練、藝術素養的陶冶應該早于知識的傳授和道德意識的培養；對小孩子來說，音、體、美應該是主課，語文、數學、道德、法律等課程應該是副課，過早進行所謂的知識和道德的教育，效果可能適得其反；另一方面，盧梭認為，拉封丹那種追求藝術性的改寫，其實是把《伊索寓言》直截了當的寓意復雜化、多元化了，似乎無論烏鴉還是狐貍的立場，都可能得到小孩子的認同。
無獨有偶，跟盧梭幾乎同時代的德國文學家萊辛也持這樣的看法。在萊辛看來，教訓應該絕對明顯地寫進故事，因為教訓是寓言故事的真正和最終目的。而像拉封丹那樣，把寓言寫得過于漂亮，只能讓寓意變得隱晦不清。萊辛還以一則寓言來形象地說明了其觀點：有一個制造弓的人，為自己的弓雕刻上美麗的圖案，結果弓變得無法受力，一拉就斷。
把狐貍毒死了
也許，正是因為不贊同拉封丹寓言的主旨曖昧，萊辛對這則寓言作了大改動，他的作品成為《烏鴉和狐貍》故事譜系中非常另類的一則。其中提及烏鴉叼走的那塊肉，是一個園丁準備用來毒死鄰居家的貓的。結果狐貍花言巧語，故意說烏鴉是宙斯派來分發食物的鷹，烏鴉暗中高興狐貍的“誤會”，就把肉丟給了狐貍，狐貍吃下那塊肉而毒發身亡。最后萊辛寫道：該詛咒的諂媚者，愿你們除了毒藥什么也不贊美！
雖然，在這樣的改寫中，狐貍的諂媚、狡猾和烏鴉的虛榮在作者筆下一概被諷刺了，但作者的基本立場清晰可辨。虛榮的烏鴉將錯就錯，反而逃過一劫，自以為得計的狐貍卻中毒身亡——諂媚別人等于在給自己喂毒藥，這樣明確的教訓，誰都會明白。只不過，狐貍使用諂媚之計獲得的一塊肉，居然浸染了毒藥，如此發生的報應概率實在太低，太出人意料，真能起到的訓誡效果也就微乎其微了。所以，盡管萊辛是才華橫溢的作家和理論家，但一旦胸中的道德激情昂揚起來，也會忽視藝術邏輯的自身制約，其創作的感染力會大大削弱。
從寓言題旨的集中、單一要求來看，萊辛的改編固然達到了目的，但恰恰是這種集中和單一，按照俄國心理學家維果茨基的觀點，是拙劣而不成功的。在他看來，克雷洛夫改編的該寓言才是成功之作。因為，克雷洛夫寫狐貍對烏鴉的一番話具有鮮明的反諷色彩，是阿諛和嘲弄兼而有之的。其描寫狐貍的阿諛之詞，已經夸張到無以復加了，比如：親愛的，你真美麗！/多么頎長的脖子，多么秀美的眼睛/真的，簡直就像童話中的美女！/多么絢麗的羽毛！多么玲瓏的小嘴！/說實話，嗓音也像天仙一樣動聽！
在吹捧之前，反復說“真的”“說實話”，不就是在暗示這樣的鬼話連他自己都不信嗎？寓言還繼續寫，當這種阿諛出自狐貍之口時，烏鴉聽得激動萬分，連氣都喘不過來了。類似描寫，維果茨基認為“它所說的每句話聽起來都像是包含著兩層意思：既是阿諛，又是嘲弄”。由此得出結論：這一雙重性時時刻刻在加強寓言的情趣和辛辣，可以說，沒有這一雙重性，寓言也就失去了全部的魅力。
背后的社會價值
這樣，在拉封丹寓言改編中，本來讓盧梭擔心的那種多義理解：究竟是站隊烏鴉，讓愚蠢者學得乖一點，別被他人的甜言蜜語騙；還是站隊狐貍，怎樣通過自己的花言巧語，把別人嘴里的東西騙過來？在克雷洛夫的改編中變得更加復雜。即使暫時擱置烏鴉的立場，只取狐貍的立場，其言語也引發了多義的理解，讓狐貍兼有了自嘲和嘲人的雙重性。正是這種雙重性，使得維果茨基提及的一個傳聞有了一定依據，即克雷洛夫因為缺錢，經常向一位愛好文藝的貴族借錢。為了達到目的，他總要把那位貴族的藝術水準大大夸獎一番。而克雷洛夫也曾經說過，他自己就是那只狐貍。就像他夸贊那位貴族一樣，在別人看來是阿諛，在他自己看來就是諷刺。因為夸贊太過頭，讓旁人和自己都不會相信，低級捧也就翻轉成了高級黑。
把阿諛解釋成嘲弄，這種翻轉性解釋常被認為是反諷。但不認同反諷的人，則會認為這是一種文過飾非。值得一提的是，錢鍾書在《讀〈伊索寓言〉》中提出了另外的看法。他認為，問題不在于理解的多義性，乃至寓言“反把孩子教壞了”也不是關鍵，關鍵是文本背后的社會價值。這為孩子理解文本提供了導向。總之，其間的是非曲直，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通過上述梳理，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烏鴉和狐貍》的不同改編，有著寓意單一還是復雜的兩種效果，對于這種差異，不同學者基于不同立場有不同的價值判斷。第二，在寓言的改寫中，烏鴉的形象基本是穩定的，處在變化中的主要是狐貍——狐貍的狡猾、善變，延伸到許多創作者那里，把形象的再創造聚焦在它身上，讓這一形象，哪怕在短小的寓言故事中，也獲得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張力。
在西方寓言譜系中，《烏鴉和狐貍》相當出名。它從早期的《伊索寓言》中脫穎而出，被后世作者基于不同價值取向而反復改寫，并被收入各種文學啟蒙讀物中。以《伊索寓言》為起點，這一著名文本在傳播改寫中呈現出多種價值，值得咀嚼、尋味。
《伊索寓言》由羅念生翻譯的版本中，這則寓言的題目為《大鴉和狐貍》，故事甚短，轉引如下：
大鴉搶到一塊肉，落在大樹上。狐貍看到了，想得到那塊肉，就站在樹下，夸大鴉高大、漂亮，說他最適合作（做）鳥類的王，要是他能發出聲音，那就毫無疑問了。大鴉想表明他能發出聲音，便放開肉，大叫起來。狐貍跑上去，搶到那塊肉，說道：“喂，大鴉，假如你有頭腦，你作（做）鳥類的王就沒有問題了。”
此故事適用于愚蠢的人。
寓言在結尾提出教訓，是借烏鴉來諷刺某些人的愚蠢，由此襯托出狐貍的聰明，符合許多人對該動物的符號化認識。
改寫顛覆了寓意
在中世紀的法國，這則寓言經過細節的改動（比如把那塊肉改成奶酪）、情節的擴充（比如當奶酪掉下后，狐貍居然不馬上叼走，而是打算拿它作誘餌來誘捕烏鴉），進入列那狐系列民間故事中，其寓言本來的教訓意義淡化了。所添加的情節，讓狐貍在慣有的狡猾中又加上了貪婪的一面，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樣在法國，從寓言角度讓《烏鴉和狐貍》故事大放異彩的是拉封丹。故事中的一個細節，遵循列那狐傳奇的改編，把伊索寓言中的那塊肉換成干酪。此外，大致的情節內容則相似，只是改用詩歌形式，語言更優美，描寫也稍具體，但關鍵是結尾發生了很大改變。《伊索寓言》結尾“此故事適用于愚蠢的人”，點明是在諷刺如烏鴉等愚蠢者，而拉封丹在結尾沒有這樣的議論，他是這樣寫的：
狐貍抓住干酪就說：“我的好好先生，/你要記住，所有阿諛奉承的人/全靠愛聽吹捧的人為生，/因此總還值得用塊干酪去換此教訓。”/烏鴉窘得很，羞容滿面，/他賭咒發誓，說今后不再受騙，/可惜就是晚了一點。
狐貍得到干酪后，客觀指出阿諛奉承者與愛慕虛榮者的互相依存關系，在給烏鴉的形象告誡中顯示了自嘲兼嘲人的意味。這樣，寓意指責烏鴉愚蠢的單一立場，就變得模糊、曖昧了。
狐貍立場太復雜
這一改變，從主旨來說對《伊索寓言》是具有顛覆意義的。法國思想家盧梭在《愛彌兒》第二卷中，對拉封丹寓言進行了逐字逐句分析，認為這則寓言不能起到拉封丹想要達到的效果。他一則說：“寓言寫是寫得很有趣了，但因此也就犧牲了它的鮮明的寓意。”再則說：“你不是在教他們怎樣把自己的奶酪緊緊含在嘴里，而是教怎樣想辦法把別人嘴里的奶酪騙出來。”最終，他認為類似的寓言不應該用作小孩子的啟蒙讀物，理由是：當他們有機會把所學的寓言拿來應用時，他們的所作所為差不多同寓言作者的意圖是相反的；對于你想糾正的缺點，他們不僅滿不在乎，而且還偏偏喜歡為非作歹，以便從別人的缺點中得到好處。
得出這樣的結論，一方面是基于盧梭的教育理念，即對小孩子來說，體質的訓練、藝術素養的陶冶應該早于知識的傳授和道德意識的培養；對小孩子來說，音、體、美應該是主課，語文、數學、道德、法律等課程應該是副課，過早進行所謂的知識和道德的教育，效果可能適得其反；另一方面，盧梭認為，拉封丹那種追求藝術性的改寫，其實是把《伊索寓言》直截了當的寓意復雜化、多元化了，似乎無論烏鴉還是狐貍的立場，都可能得到小孩子的認同。
無獨有偶，跟盧梭幾乎同時代的德國文學家萊辛也持這樣的看法。在萊辛看來，教訓應該絕對明顯地寫進故事，因為教訓是寓言故事的真正和最終目的。而像拉封丹那樣，把寓言寫得過于漂亮，只能讓寓意變得隱晦不清。萊辛還以一則寓言來形象地說明了其觀點：有一個制造弓的人，為自己的弓雕刻上美麗的圖案，結果弓變得無法受力，一拉就斷。
把狐貍毒死了
也許，正是因為不贊同拉封丹寓言的主旨曖昧，萊辛對這則寓言作了大改動，他的作品成為《烏鴉和狐貍》故事譜系中非常另類的一則。其中提及烏鴉叼走的那塊肉，是一個園丁準備用來毒死鄰居家的貓的。結果狐貍花言巧語，故意說烏鴉是宙斯派來分發食物的鷹，烏鴉暗中高興狐貍的“誤會”，就把肉丟給了狐貍，狐貍吃下那塊肉而毒發身亡。最后萊辛寫道：該詛咒的諂媚者，愿你們除了毒藥什么也不贊美！
雖然，在這樣的改寫中，狐貍的諂媚、狡猾和烏鴉的虛榮在作者筆下一概被諷刺了，但作者的基本立場清晰可辨。虛榮的烏鴉將錯就錯，反而逃過一劫，自以為得計的狐貍卻中毒身亡——諂媚別人等于在給自己喂毒藥，這樣明確的教訓，誰都會明白。只不過，狐貍使用諂媚之計獲得的一塊肉，居然浸染了毒藥，如此發生的報應概率實在太低，太出人意料，真能起到的訓誡效果也就微乎其微了。所以，盡管萊辛是才華橫溢的作家和理論家，但一旦胸中的道德激情昂揚起來，也會忽視藝術邏輯的自身制約，其創作的感染力會大大削弱。
從寓言題旨的集中、單一要求來看，萊辛的改編固然達到了目的，但恰恰是這種集中和單一，按照俄國心理學家維果茨基的觀點，是拙劣而不成功的。在他看來，克雷洛夫改編的該寓言才是成功之作。因為，克雷洛夫寫狐貍對烏鴉的一番話具有鮮明的反諷色彩，是阿諛和嘲弄兼而有之的。其描寫狐貍的阿諛之詞，已經夸張到無以復加了，比如：親愛的，你真美麗！/多么頎長的脖子，多么秀美的眼睛/真的，簡直就像童話中的美女！/多么絢麗的羽毛！多么玲瓏的小嘴！/說實話，嗓音也像天仙一樣動聽！
在吹捧之前，反復說“真的”“說實話”，不就是在暗示這樣的鬼話連他自己都不信嗎？寓言還繼續寫，當這種阿諛出自狐貍之口時，烏鴉聽得激動萬分，連氣都喘不過來了。類似描寫，維果茨基認為“它所說的每句話聽起來都像是包含著兩層意思：既是阿諛，又是嘲弄”。由此得出結論：這一雙重性時時刻刻在加強寓言的情趣和辛辣，可以說，沒有這一雙重性，寓言也就失去了全部的魅力。
背后的社會價值
這樣，在拉封丹寓言改編中，本來讓盧梭擔心的那種多義理解：究竟是站隊烏鴉，讓愚蠢者學得乖一點，別被他人的甜言蜜語騙；還是站隊狐貍，怎樣通過自己的花言巧語，把別人嘴里的東西騙過來？在克雷洛夫的改編中變得更加復雜。即使暫時擱置烏鴉的立場，只取狐貍的立場，其言語也引發了多義的理解，讓狐貍兼有了自嘲和嘲人的雙重性。正是這種雙重性，使得維果茨基提及的一個傳聞有了一定依據，即克雷洛夫因為缺錢，經常向一位愛好文藝的貴族借錢。為了達到目的，他總要把那位貴族的藝術水準大大夸獎一番。而克雷洛夫也曾經說過，他自己就是那只狐貍。就像他夸贊那位貴族一樣，在別人看來是阿諛，在他自己看來就是諷刺。因為夸贊太過頭，讓旁人和自己都不會相信，低級捧也就翻轉成了高級黑。
把阿諛解釋成嘲弄，這種翻轉性解釋常被認為是反諷。但不認同反諷的人，則會認為這是一種文過飾非。值得一提的是，錢鍾書在《讀〈伊索寓言〉》中提出了另外的看法。他認為，問題不在于理解的多義性，乃至寓言“反把孩子教壞了”也不是關鍵，關鍵是文本背后的社會價值。這為孩子理解文本提供了導向。總之，其間的是非曲直，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通過上述梳理，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烏鴉和狐貍》的不同改編，有著寓意單一還是復雜的兩種效果，對于這種差異，不同學者基于不同立場有不同的價值判斷。第二，在寓言的改寫中，烏鴉的形象基本是穩定的，處在變化中的主要是狐貍——狐貍的狡猾、善變，延伸到許多創作者那里，把形象的再創造聚焦在它身上，讓這一形象，哪怕在短小的寓言故事中，也獲得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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