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國際盲人節暨上海市第13屆無障礙電影日主題活動
電影院里，進來了幾只導盲犬。
在志愿者引導下，導盲犬的主人在影廳第一排坐下，犬只安靜趴在腳邊。整個影廳360多個座位幾乎滿座。與日常觀影不同，這里的觀眾幾乎都是視障者，影廳一角還配備了專門的現場解說團隊。當燈光暗下，銀幕亮起，除了影片本身的臺詞和配樂，現場還響起了一道溫暖的人聲，描述著人物的表情、場景的變換、動作的細節……
今年10月15日，第42個國際盲人節當天，一場無障礙電影《向光花盛開》的放映活動在上海舉行。像這樣專門為視障人士打造的電影放映，上海每個月定期都有。從2012年上海首家無障礙影院揭牌至今，上海已累計開展近2300場電影公益解說，服務殘障人士近20萬人次。
光影之間，是特殊的文化體驗，也是城市的包容與溫度。
被看見的需求
在無障礙電影放映現場，筆者見到了視障者玉珍。
這位老家甘肅甘南的姑娘，2014年來到上海盲校讀書，目前正在上師大聲樂專業學習。雖然從小失去了視力，但她對文化的渴求從未減弱。“我平時就喜歡看電影、話劇和音樂劇。”為了更好理解劇情，她養成了先“閱讀”原著，再觀看演出的習慣。
但對玉珍來說，看電影像一場“猜謎游戲”，坐在影院里常感到茫然。有一次，她和室友去看電影《消失的她》，室友們都說很好看，一直在討論劇情的反轉，她卻只能根據聽到的臺詞來推測劇情，更不理解室友們在哭什么。直到去年，她看到了這部電影的無障礙版本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這樣一個故事。”
玉珍估算，看普通電影時，自己能攝取的信息量不到一半，而在無障礙電影的解說輔助下，這一比例能提高到95%以上。“雖然我們觀影跟健全人相比可能會有時間差，但至少不會錯過精彩的內容，而且上海的觀影氛圍本身就很濃厚，看電影的機會很多。”
除了滿足文化需求，很多時候，無障礙電影也承載著視障群體的社交期待。
27歲的視障者胡華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藝青年，10多年前就開始接觸無障礙電影，幾乎上海每個月的無障礙電影放映他都會參加。“我們有一個微信群，群里會提前發布電影信息，16個區都有場次，只要帶著殘疾證就可以就近觀看，很方便。”
在胡華健看來，有時候，看電影本身或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能借著看電影的機會，線下聚在一起，聊聊天，見見面。這種情感的交流對很多視障者來說更珍貴”。
這和很多視障者從小受到的教育不無關系。胡華健坦言，他身邊一些視障的朋友，父母從小就會和他們說，除了上學盡量別出門，哪怕暫時沒工作，家里也可以養著。長此以往，視障者不敢出門、不習慣出門，社交也比較少，甚至成了某種固定的生活方式。
“我覺得這挺令人遺憾的，視障者也有社交需求，甚至比健全人更強烈。”胡華健說，希望更多視障者能夠勇于走出家門，到社會上走走看看，參加無障礙電影放映就是個不錯的選擇。
無障礙電影公益解說團隊負責人曲大鵬告訴筆者，每年都有一些面向殘障群體的文藝匯演、讀書活動等，但大部分仍然屬于小眾型活動，觀看電影可以說是普惠型的文化助殘活動，往往能得到更多人的喜愛。“我參加線下電影放映，經常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敘舊聊天，就覺得親切溫暖。”
或許可以說，無障礙電影不僅照亮了銀幕，也照亮了許多殘障人士原本封閉的生活。
幕后的專業與溫度
2012年6月27日，上海首家無障礙電影院在國泰電影院正式揭牌，每月定期放映一部新片的無障礙電影專場，組織殘障人士走進影院免費看電影。當時，市殘聯聘請8名廣播電臺播音員和資深電影人擔任無障礙電影志愿講解員。
這一標志性的事件，開創了商業影院提供無障礙電影服務的先河。
從項目啟動之初便參與其中的曲大鵬回憶，最初，一場放映只有200多個座位，卻來了500多人。為解決供不應求的問題，上海不斷擴大服務規模，讓視障者不用來回奔波，可以就近觀影。目前，全市16個區均設有定點商業影院無障礙專場，每月同步放映解說無障礙電影。
這背后，還有一支專業的志愿者隊伍。十多年來，這支隊伍的規模已擴大到500多人，涵蓋上海廣播電視臺和五家郊區融媒體中心的播音員主持人、上海各高校播音主持專業的師生等，形成了穩定而專業的服務力量。
首要的工作，是為電影撰寫適合視障者聽的解說詞，這項工作聽上去簡單，做起來難度卻不小。
曲大鵬說，在國外，口述影像已經發展成為一門翻譯學的學科，這些年的實踐讓他和團隊深有體會，不能用工作人員的內心所想去替代殘障者的內心所想，在解說時一定要客觀描述，不能帶有個人情感。
在團隊中擔任電影解說詞撰稿人的王君芳告訴筆者撰寫解說詞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解說不能壓住對白，因為視障朋友靠聽力獲取信息，如果解說壓住了同期聲，聽起來就會很混亂，這就需要撰稿人在兩段對白之間的空檔精準地插入畫面描述。“要反復試讀，把控時間，還要兼顧美感，可以說就是在翻譯，而且是信達雅的翻譯。”
很多時候，電影會出現大段無對白的場景，對解說的考驗更大。
王君芳以電影《萬里歸途》為例，中間有幾段人物在街上逃跑的鏡頭，除了槍聲和腳步聲，還有眼神交流等細節，完全沒有臺詞。“就這一段，我寫了2000多字的解說，如果不描述，視障朋友根本不知道這段在演什么。”通常，每部電影的解說詞在1萬至2萬字，僅撰稿工作就要花費半個月左右。
丁曉軍是一位資深解說員，參與這項工作已有十余年。“特別是動作片，有時候需要長時間不間斷的講解，講解完喉嚨都是啞的”，但丁曉軍依然覺得很有幸福感，這來自觀眾的真摯反饋。“有的老年觀眾會拿著解說詞請我們簽名，這是難忘的紀念，也是對我們專業工作的認可。”
在志愿者的招募上，上海形成了專業主義的特色。曲大鵬介紹，解說員的硬性要求是普通話一級乙等以上，持有播音員主持人資格證書會更好。這種對專業性的堅持，確保了解說質量和觀影體驗。
讓平等觀影成為常態
對視障者來說，看電影絕不只是坐在電影院里的一兩個小時，而是包括走出家門到回家的全過程，涉及很多環節和細節。
比如，地下車庫能夠方便殘障人士使用、輪椅通道要暢通無阻、導盲犬要能順利進入影院、無障礙衛生間不能上鎖或堆放雜物……哪怕觀影本身，也要提前和放映員溝通好，調整合適的音量，避免電影原聲蓋過解說。
這些看似微小的細節，往往是決定殘障人士能否順利觀影的關鍵，也需要社會方方面面的配合，共同營造良好的無障礙環境。
就無障礙電影本身來說，也有很多工作需要突破。
2022年5月5日，《關于為盲人、視力障礙者或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獲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馬拉喀什條約》對中國正式生效，這意味著視障者能享受更多圖書和文娛產品的服務。上海市明確規定：在有條件的影劇院開設無障礙電影專場，舉辦無障礙電影日活動。
理想的愿景是，所有的電影院當中都有無障礙電影，所有的電影都有無障礙版本，讓平等觀影成為常態。但在實際落地中，片源的獲取依然是個難題。
曲大鵬坦言，片方出于保密要求和各種顧慮，對于片源控制得非常嚴格。目前，團隊主要依靠長期建立的信任關系去爭取片源，“很多時候，是靠一張嘴說服對方。有些片方我們打了很多年交道，相對就容易一些”。
但這種個案式的解決方式并非長久之計，也無法形成可復制的經驗。曲大鵬說，在一些國家，制作無障礙電影是片方的工作，發行電影時就要同步發行無障礙版本，這是法律規定的。
筆者了解到，如何將無障礙版本的電影納入影片制作流程，進行批量化生產；如何在《馬拉喀什條約》的框架下，為殘疾人提供更多更新的無障礙電影作品，已成為相關部門目前正在研究解決的課題。
在光影世界里，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這一認知正越來越成為社會的共識，這一愿景也正一步步變為現實。（顧杰）
2025年國際盲人節暨上海市第13屆無障礙電影日主題活動
電影院里，進來了幾只導盲犬。
在志愿者引導下，導盲犬的主人在影廳第一排坐下，犬只安靜趴在腳邊。整個影廳360多個座位幾乎滿座。與日常觀影不同，這里的觀眾幾乎都是視障者，影廳一角還配備了專門的現場解說團隊。當燈光暗下，銀幕亮起，除了影片本身的臺詞和配樂，現場還響起了一道溫暖的人聲，描述著人物的表情、場景的變換、動作的細節……
今年10月15日，第42個國際盲人節當天，一場無障礙電影《向光花盛開》的放映活動在上海舉行。像這樣專門為視障人士打造的電影放映，上海每個月定期都有。從2012年上海首家無障礙影院揭牌至今，上海已累計開展近2300場電影公益解說，服務殘障人士近20萬人次。
光影之間，是特殊的文化體驗，也是城市的包容與溫度。
被看見的需求
在無障礙電影放映現場，筆者見到了視障者玉珍。
這位老家甘肅甘南的姑娘，2014年來到上海盲校讀書，目前正在上師大聲樂專業學習。雖然從小失去了視力，但她對文化的渴求從未減弱。“我平時就喜歡看電影、話劇和音樂劇。”為了更好理解劇情，她養成了先“閱讀”原著，再觀看演出的習慣。
但對玉珍來說，看電影像一場“猜謎游戲”，坐在影院里常感到茫然。有一次，她和室友去看電影《消失的她》，室友們都說很好看，一直在討論劇情的反轉，她卻只能根據聽到的臺詞來推測劇情，更不理解室友們在哭什么。直到去年，她看到了這部電影的無障礙版本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這樣一個故事。”
玉珍估算，看普通電影時，自己能攝取的信息量不到一半，而在無障礙電影的解說輔助下，這一比例能提高到95%以上。“雖然我們觀影跟健全人相比可能會有時間差，但至少不會錯過精彩的內容，而且上海的觀影氛圍本身就很濃厚，看電影的機會很多。”
除了滿足文化需求，很多時候，無障礙電影也承載著視障群體的社交期待。
27歲的視障者胡華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藝青年，10多年前就開始接觸無障礙電影，幾乎上海每個月的無障礙電影放映他都會參加。“我們有一個微信群，群里會提前發布電影信息，16個區都有場次，只要帶著殘疾證就可以就近觀看，很方便。”
在胡華健看來，有時候，看電影本身或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能借著看電影的機會，線下聚在一起，聊聊天，見見面。這種情感的交流對很多視障者來說更珍貴”。
這和很多視障者從小受到的教育不無關系。胡華健坦言，他身邊一些視障的朋友，父母從小就會和他們說，除了上學盡量別出門，哪怕暫時沒工作，家里也可以養著。長此以往，視障者不敢出門、不習慣出門，社交也比較少，甚至成了某種固定的生活方式。
“我覺得這挺令人遺憾的，視障者也有社交需求，甚至比健全人更強烈。”胡華健說，希望更多視障者能夠勇于走出家門，到社會上走走看看，參加無障礙電影放映就是個不錯的選擇。
無障礙電影公益解說團隊負責人曲大鵬告訴筆者，每年都有一些面向殘障群體的文藝匯演、讀書活動等，但大部分仍然屬于小眾型活動，觀看電影可以說是普惠型的文化助殘活動，往往能得到更多人的喜愛。“我參加線下電影放映，經常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敘舊聊天，就覺得親切溫暖。”
或許可以說，無障礙電影不僅照亮了銀幕，也照亮了許多殘障人士原本封閉的生活。
幕后的專業與溫度
2012年6月27日，上海首家無障礙電影院在國泰電影院正式揭牌，每月定期放映一部新片的無障礙電影專場，組織殘障人士走進影院免費看電影。當時，市殘聯聘請8名廣播電臺播音員和資深電影人擔任無障礙電影志愿講解員。
這一標志性的事件，開創了商業影院提供無障礙電影服務的先河。
從項目啟動之初便參與其中的曲大鵬回憶，最初，一場放映只有200多個座位，卻來了500多人。為解決供不應求的問題，上海不斷擴大服務規模，讓視障者不用來回奔波，可以就近觀影。目前，全市16個區均設有定點商業影院無障礙專場，每月同步放映解說無障礙電影。
這背后，還有一支專業的志愿者隊伍。十多年來，這支隊伍的規模已擴大到500多人，涵蓋上海廣播電視臺和五家郊區融媒體中心的播音員主持人、上海各高校播音主持專業的師生等，形成了穩定而專業的服務力量。
首要的工作，是為電影撰寫適合視障者聽的解說詞，這項工作聽上去簡單，做起來難度卻不小。
曲大鵬說，在國外，口述影像已經發展成為一門翻譯學的學科，這些年的實踐讓他和團隊深有體會，不能用工作人員的內心所想去替代殘障者的內心所想，在解說時一定要客觀描述，不能帶有個人情感。
在團隊中擔任電影解說詞撰稿人的王君芳告訴筆者撰寫解說詞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解說不能壓住對白，因為視障朋友靠聽力獲取信息，如果解說壓住了同期聲，聽起來就會很混亂，這就需要撰稿人在兩段對白之間的空檔精準地插入畫面描述。“要反復試讀，把控時間，還要兼顧美感，可以說就是在翻譯，而且是信達雅的翻譯。”
很多時候，電影會出現大段無對白的場景，對解說的考驗更大。
王君芳以電影《萬里歸途》為例，中間有幾段人物在街上逃跑的鏡頭，除了槍聲和腳步聲，還有眼神交流等細節，完全沒有臺詞。“就這一段，我寫了2000多字的解說，如果不描述，視障朋友根本不知道這段在演什么。”通常，每部電影的解說詞在1萬至2萬字，僅撰稿工作就要花費半個月左右。
丁曉軍是一位資深解說員，參與這項工作已有十余年。“特別是動作片，有時候需要長時間不間斷的講解，講解完喉嚨都是啞的”，但丁曉軍依然覺得很有幸福感，這來自觀眾的真摯反饋。“有的老年觀眾會拿著解說詞請我們簽名，這是難忘的紀念，也是對我們專業工作的認可。”
在志愿者的招募上，上海形成了專業主義的特色。曲大鵬介紹，解說員的硬性要求是普通話一級乙等以上，持有播音員主持人資格證書會更好。這種對專業性的堅持，確保了解說質量和觀影體驗。
讓平等觀影成為常態
對視障者來說，看電影絕不只是坐在電影院里的一兩個小時，而是包括走出家門到回家的全過程，涉及很多環節和細節。
比如，地下車庫能夠方便殘障人士使用、輪椅通道要暢通無阻、導盲犬要能順利進入影院、無障礙衛生間不能上鎖或堆放雜物……哪怕觀影本身，也要提前和放映員溝通好，調整合適的音量，避免電影原聲蓋過解說。
這些看似微小的細節，往往是決定殘障人士能否順利觀影的關鍵，也需要社會方方面面的配合，共同營造良好的無障礙環境。
就無障礙電影本身來說，也有很多工作需要突破。
2022年5月5日，《關于為盲人、視力障礙者或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獲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馬拉喀什條約》對中國正式生效，這意味著視障者能享受更多圖書和文娛產品的服務。上海市明確規定：在有條件的影劇院開設無障礙電影專場，舉辦無障礙電影日活動。
理想的愿景是，所有的電影院當中都有無障礙電影，所有的電影都有無障礙版本，讓平等觀影成為常態。但在實際落地中，片源的獲取依然是個難題。
曲大鵬坦言，片方出于保密要求和各種顧慮，對于片源控制得非常嚴格。目前，團隊主要依靠長期建立的信任關系去爭取片源，“很多時候，是靠一張嘴說服對方。有些片方我們打了很多年交道，相對就容易一些”。
但這種個案式的解決方式并非長久之計，也無法形成可復制的經驗。曲大鵬說，在一些國家，制作無障礙電影是片方的工作，發行電影時就要同步發行無障礙版本，這是法律規定的。
筆者了解到，如何將無障礙版本的電影納入影片制作流程，進行批量化生產；如何在《馬拉喀什條約》的框架下，為殘疾人提供更多更新的無障礙電影作品，已成為相關部門目前正在研究解決的課題。
在光影世界里，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這一認知正越來越成為社會的共識，這一愿景也正一步步變為現實。（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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