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文
編者按：2025年8月3日，許倬云先生辭世，享年95歲。在人生最后的階段，他仍著述不輟，尤以縱橫捭闔的大歷史和對現實世界的深入思考為世人熟知。在學術生涯的早期，許倬云專注于早期中國歷史研究，被稱為“中國古代三部曲”的《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西周史》一舉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這幾本著作至今仍是史學經典，不僅因為其中大膽、獨到的觀點，還因為他嚴謹、細致的治學態度力透紙背。許倬云談起過讀本科時老師李濟之先生傳授的 “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尋找一枚小球？”的辦法：“在草坪上，畫上一條一條的平行直線，沿線一條一條地走過，低頭仔細看，走完整個草坪，一定會找到這枚小球。”并在讀碩士期間親身實踐這個“最笨、最累的辦法，卻最有把握”的辦法：將《左傳》中兩千余人的生平逐一做注，制作了幾千張卡片。終于成就了一代史學大家。
近日，資深媒體人、作家李菁的新著《歷史的鐘擺》出版，其中包括一篇作者對許倬云的長篇訪談。李菁在訪談許倬云后，感到他不僅滿足于“知識的整理”，更是冀望于更深一層的關懷。她在書中寫道：“你們一定要加油啊！”告別前，老人用力地大聲說了這句話。我們從《歷史的鐘擺》中摘錄許倬云談早年代表作的對話，供讀者再次領略這位歷史學家的治學風采，以紀念先生、激勵后學。（王峰）
李菁 著
火與風︱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5年7月
問：《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西周史》是奠定您學術地位的三本專著。先談談你這第一本學術專著的寫作背景。
答：1961年年底，我以社會學量化方法完成了論文《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動》，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后來出版時更名為《中國古代社會史論》（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最近三聯書店要出一套我的六卷本學術作品集，編輯馮先生居然從芝加哥檔案館調出當年的原稿，據此請人重新翻譯，并定名為《中國古代轉型期》——實際上，這次新編的“學術作品集”所圍繞的核心主題就是周、秦、漢：“天下國家”秩序的形成和轉型。（該書已于2024年8月以《形塑中國》為名出版——編者注）
回顧起來，假若沒有芮逸夫先生讓我讀《左傳》所分析、記錄下來的那幾千張人物卡片，我的博士論文無從下筆——我進研究所的第一年夏天，芮逸夫先生交代我做《左傳》的“人名譜系”，將兩千余人的生平逐一做注：父親是誰、兒子是誰、彼此間有什么關系，等等。這一工作做得很辛苦，卻為我開辟了研究中國經典經文以外的另一條路：中國古代史學者里面，沒有第二個人做過這種比較研究——根據數目字來排隊，十年一代、三十年一世。
實際上，我做了一項系統分析，即使擺在今天系統論的教科書里，也還是很合轍的。當年，也沒有人做過社會階層變動的量化分析。
《漢代農業》一書，乃是對傳統中國農業形態構成的社會學分析：從精耕細作、農舍工業、市場機制、市集網絡聯通道路交通到成為全國性的網狀結構。這一構想，是拜楊慶堃先生之賜，我從他對河北傳統市場網的分析中，獲得了以社會學的網絡觀念建構這一套漢帝國大型社會網絡的想法。這一格局不僅解釋了漢代這個天下國家基本面的問題，也解釋了傳統中國農業社會很重要的事情：農業的市場化。中國的農業市場化是“精耕細作”的重要演化——只有“精耕細作”，才可以發展出多種多樣的農村農業和農舍工業，這就讓我找到了中國農業本身的特點。
時任臺大歷史系主任的許倬云（右二）與學生畢業留影（攝于1965年）
問：這本專著不僅當年就納入哈佛大學亞洲研究叢書的經典系列，而且得到費正清很高的評價。這是什么契機？背后有什么樣的故事？
答：不是我主動去找他們的，是芮沃壽（Arthur Wright）的太太芮瑪麗（Mary）找我的。芮沃壽和芮瑪麗是費正清最得意的兩大弟子，芮瑪麗到斯坦福大學之后要編一套叢書，就將我這本書作為這套書中的第一部。她說：“許倬云處理問題的方式與其他人不同，他是真正以社會科學的方法處理歷史問題的。”
這本書出版以后，很快就讓我在國際學界獲得肯定。后來，費正清寫信給李濟之先生說：“顧立雅手上有個學生，是你們史語所來的人，我在你們那里認識的他，他寫的這本書已經是小經典了（minor classic）。”
問：你曾說，《漢代農業》這本書“實際上是探討中國型經濟的起源”。漢代農業制度與中國經濟后世的發展道路有什么樣的關聯？
答：每個村落是一個聚落，聚落四周都是農田，聚落和聚落之間有一定的距離。這些聚落呈點狀分布，其中某個交通較為方便的大村落就作為交換的“中心點”：“十天一會”，或者“十二天一會”——這就是“趕場”，由此逐漸發展出一套農村交換的經濟網絡。以此為基礎，一串“趕場”的“中心點”可以形成新的“二層中心”，那就是一個市鎮。如此逐級提升，終于將一般的村落逐步提升到市場中心、小鎮、大鎮而至城市。
這些“中心點”的市集，圍繞縣城又形成一個更大的“中心點”；若干縣城合在一起，形成一條“路”（“道”和“路”，到唐宋時期，就形成大地區的行政單位），這就是漢代的“郡”——“郡”是“群”的意思。上述村、鎮、縣、郡，由大大小小的復雜交通網絡聯系，結合自然地理界劃，形成一個一個“州”（相當于今日的“省”），最后構成“天下國家”層層嵌套的政權結構。這一整套界定中國日后區域的道路交通網絡、經濟網絡及行政體系，都是在漢代成型的。
許倬云（左二）夫婦與考古專家石興邦等人在風陵渡考古發掘現場（攝于1998年）
問：你的第三本書《西周史》，是張光直先生主持的一套中國通史的項目。這本書的出版緣由是什么？
答：當年，張光直要為耶魯大學出版一套“中國古代文明叢書”。他邀請李學勤、王仲殊和我，加上他自己，四個人分別撰寫中國古代的四個時期。我與光直出自同門，情同手足，向來是他寫商代，我寫周朝。
我這部書運用了大量青銅器銘文和其他考古材料，以及傳世文獻，例如《詩經》《左傳》《尚書》，再加上考古報告，是三方面結合起來的論著。我不注重政治史或朝代史，主要討論“文化史”，因此，我關注的是西周文化溯源以及“天命”觀念的濫觴。我以文化擴張為主要的關懷，包括中原文化如何擴散、國家在擴散過程中如何逐漸形成復雜的大型單位。
我對傅斯年先生和錢賓四（錢穆）先生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寫《西周史》等于是結合了傅、錢二位先生兩個原本對抗的系統，憑借考古學將二老的卓識拼合在一起。當年寫《西周史》最后一章，我是流著淚寫的。
但也正如我在書的第二版序言里所寫的：這么多年來，中國考古學又有許多新發現。《西周史》本應重新改寫，但我實在沒有力氣另起爐灶，只盼望后來的學者能夠繼續精進。（《西周史》初版于1984年，2012年出版增補二版時，作者邀請哥倫比亞大學李峰教授撰寫長跋，“交代這二十多年來種種發現的大概情形，使得《西周史》的讀者，從這新數據上，可以想象還有多少應當涵蓋的問題可以討論”。——編者注）
問：你如何評價自己的這三本書？是否有缺憾？有沒有未完成的想法？
答：我這三本書串連為一體，整體而論，是從西周到漢帝國，也就是“古代中國的三部曲”。西周開創了一個從封建走向國家（制度）的局面，東周則依據國家體制，儒家、法家都在尋找合理的統治和管理制度，走向以國家為單位的發展途徑。漢帝國“馬上得天下”，為何居然能夠穩定地治理天下？
大面積的、普遍的農耕，農田、城鎮星羅棋布，這是中國的基本面貌。在這個大棋盤上，胡馬南牧，很難四處奔馳。這一特點，在歐洲歷史上是沒有的。因此我認為，歐洲歷史的特點是民族與民族之間永遠不斷地斗爭。他們面對外來的民族，沒有如同中國一樣的城鎮市場網絡來擋住胡馬的鐵蹄；而陸續進來的所謂外族或者“蠻族”，誰也不比另外一家更有力量、更有依據，可以壓服原來單位的抵抗。于是，歐洲歷史上除了借助宗教力量聚合大國家，沒有任何內在因素可以將分散的民族國家結合為一個聚合的“天下國家”體制。
所以，這三本書連在一起，是對中國古代從西周到漢末的整體交代：西周建立起一個封建體系，后來建立起一個雛形的政府，又建立起道德與倫理的、文化的基本面，這是一個重要的事情，歐洲沒有發生過——羅馬沒有，希臘也沒有。
在《漢代農業》里，我提到“區域”的概念，但沒有繼續處理村落這一級。實際上，今天考古發掘的相關資料，包括漢代的竹簡，特別是湖北出土的許多資料，都有歷史價值：我在這方面的處理，只是剛剛開了個頭而已。尤其最近幾十年，新的考古發現可以支撐后面的學者就基層部分的結構和運作寫一部很好的書：村、鎮、縣、郡、州層層機構，權力的基礎在哪里、與帝國的運作如何配套……都是可以繼續深入做下去的課題。
只有在漢代研究較為充分之時，史家才能解釋：“永嘉之亂”以后，為何北方塢堡有如此強大的力量？為何唐代上層是相當“胡化”的漢人？不單是李家，隋朝的楊家也是如此。在唐代的天下，中央貴族、地方士族如何相互掛鉤？（本文節選自《歷史的鐘擺》，文中照片由出版社供圖，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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