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賢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最近，多所“雙一流”高校相繼宣布取消或壓縮學術型碩士（以下簡稱學碩）研究生招生規模，轉而擴大博士生，特別是“直博生”的錄取。這一變化在基礎學科尤為明顯。
例如，復旦大學物理系日前宣布2026年起不再招收普通學碩研究生。此前，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國內頭部高校也陸續調整相關招生政策。這引發了公眾關于“讀研機會減少”“學術碩士退場”的討論。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我國2010年招收碩士生47.44萬人，招收博士生6.38萬人；而2022年全國共招收碩士生110.35萬人，招收博士生13.9萬人。為響應高層次人才培養戰略，2020年召開的研究生教育會議就已提出，未來高層次學術創新人才主要通過博士教育培養，碩士階段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即以專業學位碩士培養為主。《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方案（2020—2025年）》更是直接明確要將專業碩士招生規模擴大到碩士招生總規模的2/3左右。
在具體實踐中，該政策導向被迅速放大。目前，國內高校和學界都普遍將學碩的價值視為本科學位與博士學位之間的過渡性學位；專業碩士則成為了就業導向型的主要載體。從招生端口看，很多高校對學碩采取壓縮甚至取消的策略，使“博士化”趨勢愈發凸顯。
在這一趨勢下，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科成為實行“直博化”的重點對象。背后的原因不難理解：這些領域的科研門檻要求高、人才儲備周期長、就業路徑相對較窄，“直博”有助于提早鎖定科研苗子和“潛力股”。
然而，這一趨勢也帶來不少問題。博士階段對學生的學術動機與研究能力要求極高，未經歷碩士階段的訓練與過渡，不少學生可能難以適應高強度的科研挑戰。一旦攻博的退出機制不完善，學生很可能面臨學業斷檔甚至就業困境。此外，碩士生在科研團隊中長期扮演“中堅力量”角色，若完全以直博生替代，可能導致科研梯隊結構的失衡。
總之，基礎學科改革應堅持“優中選優”，而非“一刀切”。直接采取取消學碩的辦法并不等于培養質量的提升，資源過度集中于直博生反而可能壓縮教育的多樣性與彈性。
在筆者看來，學碩壓縮已直接改變了學生的深造路徑。
其一，隨著推免直博成為主流，本科“出身”在選拔中愈加重要。“雙一流”高校的學生在推免體系中具有天然優勢，“雙非”高校的優秀生則更難獲得“逆襲”機會。
其二，作為應用學科的重要“人才蓄水池”，基礎學科一旦全面轉為直博培養，便失去了學碩這一關鍵“過渡層”，學生的選擇面將嚴重受限。
其三，盡管專碩定位于“就業導向”，但現實中用人單位對專碩的認可度仍存在分化。部分學生為避開“專碩偏見”，仍傾向于報考學碩。但當學碩研究生被大幅壓縮、專碩尚未全面獲得信任，學生可能在升學與就業之間陷入兩難。
此外，“博士擴招”也并不意味著教學科研崗位的同步增加。數據顯示，我國高校教師崗位和科研機構博士后名額的擴展速度遠低于博士生增長速度。近年來，博士“高學歷就業難”的現象愈發突出。以北京市為例，目前北京理工科年博士畢業生數量保持在全國1/4以上，且在過去10年保持年均5.4%的增速。早在2021年，北京高校理工科博士畢業生就已經超過了1萬人。
相比之下，北京高校理工科專任教師總數一直穩定在2.9萬人左右，甚至在某些年份還出現了下降現象。對人才個體和整個科研系統而言，這種“學歷通脹”的代價不容小覷。
必須承認，推動研究生教育分類改革的總體方向是正確的，但在操作層面應避免“唯政策指標”導向。
一是要為基礎學科保留一定規模的學碩入口，以形成靈活的人才梯隊和人才儲備。要知道，學碩不僅是科研的銜接帶，也是科研興趣未明的學生的重要緩沖階段。
二是要為直博制設立明確的退出機制與評估節點。例如，對中期考核或資格考試不達標的博士生，可授予碩士學位并讓其退出博士培養，而非硬性推進。
三是要在直博招生中提高外校學生占比，確保不同高校背景的優秀學生能在同一平臺公平競爭，并進一步通過改革統考選拔方式，給予非“雙一流”本科生一定的補充通道。
四是控制博士擴招節奏，促進結構匹配。博士擴招不能脫離國家科研與產業結構需求，應同步擴展高質量科研崗位與多元就業通道。
總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與發展目標是既能拔尖造峰，也要固本厚基，其相關改革要有冷靜、理性的邊界控制，教育改革和培養單位的具體操作不應在熱潮中迷失方向。在某些學科或高校，停招學碩、擴招博士的舉措是結構優化的必然選擇，但如果演變為一場沒有邊界的“政策競賽”，很可能帶來一系列次生問題。在分類培養的道路上，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速度，更是制度設計的精細與人本邏輯的堅守。
《中國科學報》(2025-07-22 第3版 大學觀察)本文鏈接：研究生教育的結構調整是否走得太快http://www.sq15.cn/show-11-2366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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