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余載寫作，“活明白”了的作家梁曉聲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寫故事的人。他一筆一畫寫得極其辛苦，寫得滿腔赤誠。他的作品，有時家喻戶曉，有時成為某個讀者唯一的慰藉。
他在北京語言大學的同事路文彬說：“每每聽到時下作家們在探討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問題時，我便會想起梁曉聲的散文，它們不就是最好的中國故事嗎？”
梁曉聲
1949年出生于黑龍江。當代著名作家，創作了大量有影響的小說、散文、隨筆及影視作品，為中國現當代以知青文學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今夜有暴風雪》《人世間》等作品展現出他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和獨到理解。2019年，憑借《人世間》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2022年，同名電視劇《人世間》播出，成為“年度大劇”。
只不過是持續做著
梁曉聲想寫一部可以流傳很多年的作品，用它為這人世間的普通人雕刻文學塑像。他甚至想過，假如在70歲前，自己還拿不出這樣一部作品，這輩子就白活了。
6年時間，115萬字，稿紙上一筆一畫，寫得指甲變形、頸椎病加重。長篇小說《人世間》于2017年問世，梁曉聲于2019年獲茅盾文學獎。
其實，梁曉聲寫得不問辛苦與否、不計榮辱得失，那只是他的活法。
周末周刊：在人世間，寫作是梁曉聲的活法。從1982年的成名作《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開始，您已寫了40余載。漫長的文學征途中，讓您始終堅持的力量是什么？
梁曉聲：親愛的同志，我知道人們最希望得到的答案是和一種信念有關的。但其實我只不過是持續做著，做著我喜歡做的事情，而且差不多是唯一能做得讓自己有點滿意的事情。
周末周刊：只不過是持續做著？
梁曉聲：整個人類社會中，凡是從事一種工作或者一種愛好又持續很長時間的那些人，都是在做著。一個幾十年堅持寫作的人和一個幾十年堅持理發的人，沒有太本質的區別。
當然這樣說還不夠全面。確實有這樣一種情況，理發師不太會認為理發有和社會生活、和時代相關的責任感在內。而一些作家對文學和創作抱有一種理想，所以不斷地記錄歷史，不斷地研究社會。我們這一代和我們以上的那一代作家可能更理想化，相信自己的作品會對社會生活帶來有益的影響，這是一種動力。
周末周刊：理想照進了寫作。
梁曉聲：我們的生活中可以注入一點詩意，詩意就包含這種理想。僅僅靠著書生活這種動力對于我來說是不夠的，尤其年紀大了之后就覺得自己可以不寫了，因此必然會在寫作中注入一些自己的希望。而我所希望的恐怕還是，我的作品或者作品改編的影視劇，溫暖了一些人的心。
周末周刊：《人世間》正是您這個“希望”的最佳代言，它使人看到“人生悲涼，但總有讓我們留戀的美好在”。
梁曉聲：我的作品大抵都是這樣。因為，文學是有價值的，作家要找到它的價值。有人會把文學的價值推得很高蹈，和一種神圣的使命結合在一起，而在我看來，第一文學是有價值的，第二這個價值定義在非同尋常的方面——就是尚有人讀文學作品，這個過程給了自己一些支持、一些希望、一些克服難度的信心。
周末周刊：您自己就非常看重讀書這件事，認為“假如還有一件事能讓人生變得不尋常起來，那大概率只有讀書這件事”。
梁曉聲：是的，文學影響過我，相信也會影響別人。
在社會生活中，到處有生活的希望、生活向好的改變，我們看到人性這樣的自覺，同時也會看到丑陋的一面。我可以用自己的作品來嘗試，那些曾經溫暖過我的人和事，能不能溫暖別人。
我不會說我的作品里有哲學、有關于人類命運和人為什么活著這樣的終極命題。對這樣的作品，我基本也敬而遠之。這就涉及文學的另外一個話題——我們要重新學會說普通話，普通話就是實際的、有誠意的、不裝深刻的。
寫好人的故事
2022年，《人世間》被成功改編為同名電視劇，反響熱烈。
年逾古稀的梁曉聲，因此被更多年輕人看見。
有媒體這樣報道：“梁曉聲的筆與他的眼一樣，總愿意帶著溫暖與善意進入人間，于微處提煉真實復雜的人性，在席卷個體的時代罅隙里，也閃爍著人道主義的光輝。”
周末周刊：世人知曉作家梁曉聲，卻未必會知曉理發師梁曉聲，畢竟，對于作家這個職業，人們持有一份特別的期許。
梁曉聲：一方面是期許，另一方面是好奇。還有就是，作家這個職業到今天依然和名利關系密切、和熱鬧關系密切。我們發現，不熱鬧，名利會小；熱鬧的時候，名利可能會大，因此形成了這樣一種氛圍。
作家不過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一種存在，我越來越感覺作家不應該受到太多關注。時至當下，文學已經完成了啟蒙的使命，文學作家和文學出版就應該回到自己原本的那個位置上。作家不要過分迷戀于自己曾經的功能或某種想象、迷戀于熱鬧。那是作家自己還沒有活明白。
周末周刊：作家怎樣算是活明白了？
梁曉聲：在當下，莫言那句話是對的，“所有作家都是講故事的人”。這并不意味著貶低作家的身份和文學的功能，因為故事是重要的，我們的生活那么需要故事。動物的世界是不需要故事的，而人類的社會從來是需要故事的。關鍵問題僅僅是，我們講什么樣的故事。
周末周刊：您講什么樣的故事？
梁曉聲：從在報紙上發表第一篇小說《向導》開始，我一直在寫好人的故事。我回顧自己的創作，不論短篇、中篇、長篇，當我頭腦中沒有形成一些好人的時候，我就不能下筆。
首先，我定義的好人不是老好人。其次，不管處在什么樣的時代，我知道這樣的人都是存在的。因為，我讀書時就是受書中這樣的好青年、好人影響的。我是工人家庭的孩子，也經歷過很多事，但不管在什么樣的年代，我做人都是有溫度的，那就是書給我的影響。書這樣影響了我，也可能影響別人。
周末周刊：所以，您始終認為書寫平凡和善良是作家本能的悲憫。
梁曉聲：關于平凡和善良，我說一個上海的故事。傅雷夫婦去世后骨灰無人認領，一個陌生女孩出于正義，自稱傅雷夫婦的“干女兒”，把骨灰認領和保存了下來。我聽了這事，內心有一種極大的震動，肅然起敬。我認為這標志著人性所能達到的高度。現實生活提供了這樣的例子，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會發現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這會使我感到溫暖，感到自己沒有真的生活在水泥森林和叢林法則中。人性善，友愛，在我們生活中比比皆是。不斷提供這個，不斷重復這個，是文學的功能之一。但我們現在談到文學的功能往往就是批判，這是不全面的，要知道文學全部的意義并不是這樣的。
別裝深刻了
青年時代，每次回哈爾濱梁曉聲都近鄉情怯。那個大雜院里的家，沒有地板，沒有像樣的窗子，他不知道如何帶給蝸居于斯的父母幸福的生活。
“現在，我終于活到了一個程度，可以從一個有暖氣的屋子走到另一個有暖氣的屋子。在這種生活到來前，我沒想過可以住上在屋里洗澡上廁所的房子。現在，幸福的生活大概也就如此而已。霜鬢蕭蕭的梁曉聲說。”
——2012年，《梁曉聲：鄉愿與斗士》（《南方人物周刊》一文）記錄了彼時的梁曉聲與他的心聲。
周末周刊：您和您家人的故事都被您糅進了文字里，這些文字所裸露的“人世間”那么粗糲而真實，不遮蔽，不粉飾。如此坦蕩的底氣從何而來？
梁曉聲：就像我在《我對創作的思考》中寫的：“我的弟弟妹妹、中學同學、知青朋友大抵身處底層，命運可想而知。我與他們是休戚與共的關系，用小說、散文、雜文表現他們的命運情況遂成我的創作自覺。”比如，當我寫父親的時候，我心里有一個意識，我所認識的許多父親都是這樣的，通過寫我自己的父親也就寫了人世間許多的父親。我寫母親、寫兄長，也會想到人世間很多的母親、兄長。
周末周刊：您四弟曾說：“我的二哥梁曉聲能成為作家，貧窮的功勞是第一位的。”此話尋常，卻道盡一切。
梁曉聲：首先，我認為貧窮不是苦難；災難、戰爭、不公平才是。其次，貧窮的生活使我養成了一種承受力——心理上的承受力。我下鄉前的那種清貧生活和知青生活，使我增長了承受的能力。而那個時候，就是文學給了我慰藉。
文學要關注他人。文學帶給我的一種啟發是什么呢？有時我們會身陷悲傷、愁悶，但由于讀過許多文學作品，就不會認為自己是唯一不幸的那個人。
說到底，我們需要文學，不是因為它使我們痛苦、使我們認為自己遇到的絕望是無法自拔的。好的文學，一定會在你絕望的時候讓你猛醒。同樣，當我們成功或一夜成名的時候，多讀一些書，立刻就會明白做人不要過于輕飄。年齡越大，我對自身的反思會越多一點。別裝深刻了，所有裝的過程就是不深刻的。
周末周刊：別裝深刻了？
梁曉聲：誰比誰不深刻？一個作家拿起筆來想象，說我這篇小說好像閃電一樣，劃過人類的靈魂。有病！因為，關于人類社會發展最基本的內在邏輯也就那么幾條。
周末周刊：您寫作早，成名也早，這帶來的利與弊是什么？
梁曉聲：基本沒有壞處。我的父母為此高興，甚至這對我的弟弟、妹妹可以說是一種庇護。
周末周刊：您沒有輕飄起來？
梁曉聲：你看我的履歷，我一直是作家。我的書桌上放著兩張照片，一張是我母親的，一張是我已過世的四弟的。寫作的時候，我有時就看著兩個親人，我知道他們希望我好好寫作。
母親和四弟以前會和我討論寫作的事。我發表一個作品，四弟會讀給母親聽，他們會有他們的看法。四弟打一個電話過來，說什么作品我看了，我認為怎么樣。這個時候，即使作品沒被轉載、沒被關注，我聽到他的看法，就挺好的。這都是文學帶給我的愉快。
一朵浪花而已
那年，梁曉聲收到一個大學生讀者的來信。信里稱他臨近畢業，大病一場，只能回山東農村老家休養，而祖籍山東的作家梁曉聲的小說是他唯一的慰藉。
梁曉聲給他寄去了自己的新作，還寄去了自己的4幅字。因為頸椎病需戴著頸托、將稿紙放在支架上才能寫作的他，為讀者一口氣寫了4幅字。
他對讀者說：“你生活這么苦，先不說勵志的話了，我的話不起這個作用。你把這幾幅字拿去賣了，能賣多少是多少，改善一點生活。”
梁曉聲很看重溫度兩個字，為人和寫作都是。他認為真正值得書寫的，是那些在歷史長河中匯聚成巨浪的他者的故事。這樣的故事，當然是讀者耳熟能詳的梁曉聲小說《人世間》《今夜有暴風雪》《父父子子》等，也是他生活中所遇見的那些溫暖故事。關注更廣泛的人世間的故事，禮贊哪怕是一閃而過的溫暖，構成了他創作的基調。
周末周刊：“我們扯著母親褪色的衣襟長大成人。在貧困中她盡了一位母親最大的責任……”您對母親的書寫，滿是感恩。
梁曉聲：我是先寫了《父親》，這篇小說還獲了全國優秀小說獎。我們哈爾濱一位老作家，叫林予，他知道《父親》獲獎之后，特意到北京我家，說：我向你提一個建議，你應該寫寫你的母親，要不然連我林予都覺得對你母親是不公正的。
林予是我認識的第一位作家，連同他的夫人后來都成了我們全家的親人。家中遇到了難事，母親的第一反應是：去將你林予老師請來，我要與他商議！這就是特殊年代一個作家和一個光字片家庭的關系。
我不但有幾篇文章談到了他，《父父子子》中有一位北大荒作家，我直接用了林予的名字。書中的情節是虛構的，但我想通過這樣的方式讓我們家庭的一位好朋友在我的作品中存在。而讀者看到這樣一位作家，會不會也覺得很溫暖？
有的時候，文學也是我表達感激的一種方式。我寫過一篇散文，題目就是《感激》，回憶鄰居們對我家這樣那樣的幫助。我把他們真實的名字都寫了下來，由此也感恩生活，在那種困難的時期，有那么多好人出現在我的家庭和我周圍，這是一種幸運。
周末周刊：也因此，您被文學界視為“平民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這個標簽？
梁曉聲：所有的標簽，只不過是標簽而已。
我有過最可笑的一個標簽。有一本書出版的時候，腰封上印過“中國當代最文明的作家”的標簽。有一次，我參加一個會議，前輩作家陳荒煤把我叫到旁邊和我說：請教一下，什么叫最文明的作家？你書上印的這個話，我沒聽說過。那是老前輩在輕輕地敲打我。所以你就把這個標簽當成一個標簽，你不在意它，不去談它，慢慢地這個標簽就淡化了。
但是，我的目光確實更多地看平民、看普通勞動者，對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更敏感。有的作家對于丑惡極為敏感，不能忍受，會揭露、鞭笞丑陋。而我也關注真善美之存在，哪怕點點滴滴像螢火蟲閃了一下，就立刻知道真善美在哪里。我的創作也要像蜜蜂一樣去捕捉這些。
周末周刊：正如復旦大學郜元寶教授評論所說：“梁曉聲對艱難人生的禮贊，實際上是對生活真善美的禮贊，因為我們在他有著艱難人生的人物身上，看不到私欲和卑污的靈魂。”于艱難之中釀造真善美，文字始終帶有溫度，是您寫作的一個信仰？
梁曉聲：是這樣的。溫暖社會，軟化人心，是文學有史以來的存在本能。古今中外，好的文學大抵具有這種品質。當然，文學是多種多樣的，好的文學各不相同。《阿Q正傳》《死魂靈》沒有溫度，但都是經典。我青年時受西方啟蒙文學影響甚深，它們大抵具有溫度和對社會、對他人的關切，我的文學營養如此，所以后來形成的理念如此：客觀的人世間一向善惡并存。
世界改變了很多，文學也是。但有些東西一直未變，不論對文學還是對世界。并且，所幸未變。底層人間的一個真相就是——因其為底層，所以更怕人心之冷。人們需要抱團取暖，否則生活更加艱難。鄉里鄉親、遠親不如近鄰、發小關系，都是溫度的概括。就像《感激》一文表述了我與底層關系密切，我是感受著那種溫度成長的。《人世間》寫的就是普通人的真善美，在悲歡聚散中看見生活的真諦。
文學作品之所以高于生活，不是把生活粉飾之后高于生活，而是把人性的真善美所能達到的高度呈現出來，文學高于生活最終是高在這里。只是這樣的作品需要作家用眼、用心去關注。
周末周刊：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修曉林回憶說，20世紀80年代的一天，他看到您書桌旁有成捆成包您剛出版的小說集。他說：“你還不拆包？趕快簽字送人吶。時間長了就不是新書了。”而您這樣回答：“面對雨果、霍桑、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著作，我覺得自己是小矮子，我總覺得自己的集子怎么好意思往書架上放？”到今天，您的“怎么好意思”有沒有被自己的文字漸漸稀釋？
梁曉聲：修曉林是一位很好的編輯，前一陣子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時，我想寫一篇紀念他的文章，但事情一忙，沒能沉靜下來，不知道怎么表達，也不知道上哪兒去表達。就在這里表達一下我對他的紀念。
至于那個“怎么好意思”，我這幾十年的寫作，就是我在努力讓它變得稀薄一點。但就像我曾經說過的那樣，不要想象自己是一個人物，不要想象自己的作品有多么了不得，我們可以把文學看成一條動態的河流，你就是在一個時期內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40余載寫作，“活明白”了的作家梁曉聲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寫故事的人。他一筆一畫寫得極其辛苦，寫得滿腔赤誠。他的作品，有時家喻戶曉，有時成為某個讀者唯一的慰藉。
他在北京語言大學的同事路文彬說：“每每聽到時下作家們在探討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問題時，我便會想起梁曉聲的散文，它們不就是最好的中國故事嗎？”
梁曉聲
1949年出生于黑龍江。當代著名作家，創作了大量有影響的小說、散文、隨筆及影視作品，為中國現當代以知青文學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今夜有暴風雪》《人世間》等作品展現出他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和獨到理解。2019年，憑借《人世間》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2022年，同名電視劇《人世間》播出，成為“年度大劇”。
只不過是持續做著
梁曉聲想寫一部可以流傳很多年的作品，用它為這人世間的普通人雕刻文學塑像。他甚至想過，假如在70歲前，自己還拿不出這樣一部作品，這輩子就白活了。
6年時間，115萬字，稿紙上一筆一畫，寫得指甲變形、頸椎病加重。長篇小說《人世間》于2017年問世，梁曉聲于2019年獲茅盾文學獎。
其實，梁曉聲寫得不問辛苦與否、不計榮辱得失，那只是他的活法。
周末周刊：在人世間，寫作是梁曉聲的活法。從1982年的成名作《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開始，您已寫了40余載。漫長的文學征途中，讓您始終堅持的力量是什么？
梁曉聲：親愛的同志，我知道人們最希望得到的答案是和一種信念有關的。但其實我只不過是持續做著，做著我喜歡做的事情，而且差不多是唯一能做得讓自己有點滿意的事情。
周末周刊：只不過是持續做著？
梁曉聲：整個人類社會中，凡是從事一種工作或者一種愛好又持續很長時間的那些人，都是在做著。一個幾十年堅持寫作的人和一個幾十年堅持理發的人，沒有太本質的區別。
當然這樣說還不夠全面。確實有這樣一種情況，理發師不太會認為理發有和社會生活、和時代相關的責任感在內。而一些作家對文學和創作抱有一種理想，所以不斷地記錄歷史，不斷地研究社會。我們這一代和我們以上的那一代作家可能更理想化，相信自己的作品會對社會生活帶來有益的影響，這是一種動力。
周末周刊：理想照進了寫作。
梁曉聲：我們的生活中可以注入一點詩意，詩意就包含這種理想。僅僅靠著書生活這種動力對于我來說是不夠的，尤其年紀大了之后就覺得自己可以不寫了，因此必然會在寫作中注入一些自己的希望。而我所希望的恐怕還是，我的作品或者作品改編的影視劇，溫暖了一些人的心。
周末周刊：《人世間》正是您這個“希望”的最佳代言，它使人看到“人生悲涼，但總有讓我們留戀的美好在”。
梁曉聲：我的作品大抵都是這樣。因為，文學是有價值的，作家要找到它的價值。有人會把文學的價值推得很高蹈，和一種神圣的使命結合在一起，而在我看來，第一文學是有價值的，第二這個價值定義在非同尋常的方面——就是尚有人讀文學作品，這個過程給了自己一些支持、一些希望、一些克服難度的信心。
周末周刊：您自己就非常看重讀書這件事，認為“假如還有一件事能讓人生變得不尋常起來，那大概率只有讀書這件事”。
梁曉聲：是的，文學影響過我，相信也會影響別人。
在社會生活中，到處有生活的希望、生活向好的改變，我們看到人性這樣的自覺，同時也會看到丑陋的一面。我可以用自己的作品來嘗試，那些曾經溫暖過我的人和事，能不能溫暖別人。
我不會說我的作品里有哲學、有關于人類命運和人為什么活著這樣的終極命題。對這樣的作品，我基本也敬而遠之。這就涉及文學的另外一個話題——我們要重新學會說普通話，普通話就是實際的、有誠意的、不裝深刻的。
寫好人的故事
2022年，《人世間》被成功改編為同名電視劇，反響熱烈。
年逾古稀的梁曉聲，因此被更多年輕人看見。
有媒體這樣報道：“梁曉聲的筆與他的眼一樣，總愿意帶著溫暖與善意進入人間，于微處提煉真實復雜的人性，在席卷個體的時代罅隙里，也閃爍著人道主義的光輝。”
周末周刊：世人知曉作家梁曉聲，卻未必會知曉理發師梁曉聲，畢竟，對于作家這個職業，人們持有一份特別的期許。
梁曉聲：一方面是期許，另一方面是好奇。還有就是，作家這個職業到今天依然和名利關系密切、和熱鬧關系密切。我們發現，不熱鬧，名利會小；熱鬧的時候，名利可能會大，因此形成了這樣一種氛圍。
作家不過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一種存在，我越來越感覺作家不應該受到太多關注。時至當下，文學已經完成了啟蒙的使命，文學作家和文學出版就應該回到自己原本的那個位置上。作家不要過分迷戀于自己曾經的功能或某種想象、迷戀于熱鬧。那是作家自己還沒有活明白。
周末周刊：作家怎樣算是活明白了？
梁曉聲：在當下，莫言那句話是對的，“所有作家都是講故事的人”。這并不意味著貶低作家的身份和文學的功能，因為故事是重要的，我們的生活那么需要故事。動物的世界是不需要故事的，而人類的社會從來是需要故事的。關鍵問題僅僅是，我們講什么樣的故事。
周末周刊：您講什么樣的故事？
梁曉聲：從在報紙上發表第一篇小說《向導》開始，我一直在寫好人的故事。我回顧自己的創作，不論短篇、中篇、長篇，當我頭腦中沒有形成一些好人的時候，我就不能下筆。
首先，我定義的好人不是老好人。其次，不管處在什么樣的時代，我知道這樣的人都是存在的。因為，我讀書時就是受書中這樣的好青年、好人影響的。我是工人家庭的孩子，也經歷過很多事，但不管在什么樣的年代，我做人都是有溫度的，那就是書給我的影響。書這樣影響了我，也可能影響別人。
周末周刊：所以，您始終認為書寫平凡和善良是作家本能的悲憫。
梁曉聲：關于平凡和善良，我說一個上海的故事。傅雷夫婦去世后骨灰無人認領，一個陌生女孩出于正義，自稱傅雷夫婦的“干女兒”，把骨灰認領和保存了下來。我聽了這事，內心有一種極大的震動，肅然起敬。我認為這標志著人性所能達到的高度。現實生活提供了這樣的例子，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會發現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這會使我感到溫暖，感到自己沒有真的生活在水泥森林和叢林法則中。人性善，友愛，在我們生活中比比皆是。不斷提供這個，不斷重復這個，是文學的功能之一。但我們現在談到文學的功能往往就是批判，這是不全面的，要知道文學全部的意義并不是這樣的。
別裝深刻了
青年時代，每次回哈爾濱梁曉聲都近鄉情怯。那個大雜院里的家，沒有地板，沒有像樣的窗子，他不知道如何帶給蝸居于斯的父母幸福的生活。
“現在，我終于活到了一個程度，可以從一個有暖氣的屋子走到另一個有暖氣的屋子。在這種生活到來前，我沒想過可以住上在屋里洗澡上廁所的房子。現在，幸福的生活大概也就如此而已。霜鬢蕭蕭的梁曉聲說。”
——2012年，《梁曉聲：鄉愿與斗士》（《南方人物周刊》一文）記錄了彼時的梁曉聲與他的心聲。
周末周刊：您和您家人的故事都被您糅進了文字里，這些文字所裸露的“人世間”那么粗糲而真實，不遮蔽，不粉飾。如此坦蕩的底氣從何而來？
梁曉聲：就像我在《我對創作的思考》中寫的：“我的弟弟妹妹、中學同學、知青朋友大抵身處底層，命運可想而知。我與他們是休戚與共的關系，用小說、散文、雜文表現他們的命運情況遂成我的創作自覺。”比如，當我寫父親的時候，我心里有一個意識，我所認識的許多父親都是這樣的，通過寫我自己的父親也就寫了人世間許多的父親。我寫母親、寫兄長，也會想到人世間很多的母親、兄長。
周末周刊：您四弟曾說：“我的二哥梁曉聲能成為作家，貧窮的功勞是第一位的。”此話尋常，卻道盡一切。
梁曉聲：首先，我認為貧窮不是苦難；災難、戰爭、不公平才是。其次，貧窮的生活使我養成了一種承受力——心理上的承受力。我下鄉前的那種清貧生活和知青生活，使我增長了承受的能力。而那個時候，就是文學給了我慰藉。
文學要關注他人。文學帶給我的一種啟發是什么呢？有時我們會身陷悲傷、愁悶，但由于讀過許多文學作品，就不會認為自己是唯一不幸的那個人。
說到底，我們需要文學，不是因為它使我們痛苦、使我們認為自己遇到的絕望是無法自拔的。好的文學，一定會在你絕望的時候讓你猛醒。同樣，當我們成功或一夜成名的時候，多讀一些書，立刻就會明白做人不要過于輕飄。年齡越大，我對自身的反思會越多一點。別裝深刻了，所有裝的過程就是不深刻的。
周末周刊：別裝深刻了？
梁曉聲：誰比誰不深刻？一個作家拿起筆來想象，說我這篇小說好像閃電一樣，劃過人類的靈魂。有病！因為，關于人類社會發展最基本的內在邏輯也就那么幾條。
周末周刊：您寫作早，成名也早，這帶來的利與弊是什么？
梁曉聲：基本沒有壞處。我的父母為此高興，甚至這對我的弟弟、妹妹可以說是一種庇護。
周末周刊：您沒有輕飄起來？
梁曉聲：你看我的履歷，我一直是作家。我的書桌上放著兩張照片，一張是我母親的，一張是我已過世的四弟的。寫作的時候，我有時就看著兩個親人，我知道他們希望我好好寫作。
母親和四弟以前會和我討論寫作的事。我發表一個作品，四弟會讀給母親聽，他們會有他們的看法。四弟打一個電話過來，說什么作品我看了，我認為怎么樣。這個時候，即使作品沒被轉載、沒被關注，我聽到他的看法，就挺好的。這都是文學帶給我的愉快。
一朵浪花而已
那年，梁曉聲收到一個大學生讀者的來信。信里稱他臨近畢業，大病一場，只能回山東農村老家休養，而祖籍山東的作家梁曉聲的小說是他唯一的慰藉。
梁曉聲給他寄去了自己的新作，還寄去了自己的4幅字。因為頸椎病需戴著頸托、將稿紙放在支架上才能寫作的他，為讀者一口氣寫了4幅字。
他對讀者說：“你生活這么苦，先不說勵志的話了，我的話不起這個作用。你把這幾幅字拿去賣了，能賣多少是多少，改善一點生活。”
梁曉聲很看重溫度兩個字，為人和寫作都是。他認為真正值得書寫的，是那些在歷史長河中匯聚成巨浪的他者的故事。這樣的故事，當然是讀者耳熟能詳的梁曉聲小說《人世間》《今夜有暴風雪》《父父子子》等，也是他生活中所遇見的那些溫暖故事。關注更廣泛的人世間的故事，禮贊哪怕是一閃而過的溫暖，構成了他創作的基調。
周末周刊：“我們扯著母親褪色的衣襟長大成人。在貧困中她盡了一位母親最大的責任……”您對母親的書寫，滿是感恩。
梁曉聲：我是先寫了《父親》，這篇小說還獲了全國優秀小說獎。我們哈爾濱一位老作家，叫林予，他知道《父親》獲獎之后，特意到北京我家，說：我向你提一個建議，你應該寫寫你的母親，要不然連我林予都覺得對你母親是不公正的。
林予是我認識的第一位作家，連同他的夫人后來都成了我們全家的親人。家中遇到了難事，母親的第一反應是：去將你林予老師請來，我要與他商議！這就是特殊年代一個作家和一個光字片家庭的關系。
我不但有幾篇文章談到了他，《父父子子》中有一位北大荒作家，我直接用了林予的名字。書中的情節是虛構的，但我想通過這樣的方式讓我們家庭的一位好朋友在我的作品中存在。而讀者看到這樣一位作家，會不會也覺得很溫暖？
有的時候，文學也是我表達感激的一種方式。我寫過一篇散文，題目就是《感激》，回憶鄰居們對我家這樣那樣的幫助。我把他們真實的名字都寫了下來，由此也感恩生活，在那種困難的時期，有那么多好人出現在我的家庭和我周圍，這是一種幸運。
周末周刊：也因此，您被文學界視為“平民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這個標簽？
梁曉聲：所有的標簽，只不過是標簽而已。
我有過最可笑的一個標簽。有一本書出版的時候，腰封上印過“中國當代最文明的作家”的標簽。有一次，我參加一個會議，前輩作家陳荒煤把我叫到旁邊和我說：請教一下，什么叫最文明的作家？你書上印的這個話，我沒聽說過。那是老前輩在輕輕地敲打我。所以你就把這個標簽當成一個標簽，你不在意它，不去談它，慢慢地這個標簽就淡化了。
但是，我的目光確實更多地看平民、看普通勞動者，對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更敏感。有的作家對于丑惡極為敏感，不能忍受，會揭露、鞭笞丑陋。而我也關注真善美之存在，哪怕點點滴滴像螢火蟲閃了一下，就立刻知道真善美在哪里。我的創作也要像蜜蜂一樣去捕捉這些。
周末周刊：正如復旦大學郜元寶教授評論所說：“梁曉聲對艱難人生的禮贊，實際上是對生活真善美的禮贊，因為我們在他有著艱難人生的人物身上，看不到私欲和卑污的靈魂。”于艱難之中釀造真善美，文字始終帶有溫度，是您寫作的一個信仰？
梁曉聲：是這樣的。溫暖社會，軟化人心，是文學有史以來的存在本能。古今中外，好的文學大抵具有這種品質。當然，文學是多種多樣的，好的文學各不相同。《阿Q正傳》《死魂靈》沒有溫度，但都是經典。我青年時受西方啟蒙文學影響甚深，它們大抵具有溫度和對社會、對他人的關切，我的文學營養如此，所以后來形成的理念如此：客觀的人世間一向善惡并存。
世界改變了很多，文學也是。但有些東西一直未變，不論對文學還是對世界。并且，所幸未變。底層人間的一個真相就是——因其為底層，所以更怕人心之冷。人們需要抱團取暖，否則生活更加艱難。鄉里鄉親、遠親不如近鄰、發小關系，都是溫度的概括。就像《感激》一文表述了我與底層關系密切，我是感受著那種溫度成長的。《人世間》寫的就是普通人的真善美，在悲歡聚散中看見生活的真諦。
文學作品之所以高于生活，不是把生活粉飾之后高于生活，而是把人性的真善美所能達到的高度呈現出來，文學高于生活最終是高在這里。只是這樣的作品需要作家用眼、用心去關注。
周末周刊：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修曉林回憶說，20世紀80年代的一天，他看到您書桌旁有成捆成包您剛出版的小說集。他說：“你還不拆包？趕快簽字送人吶。時間長了就不是新書了。”而您這樣回答：“面對雨果、霍桑、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著作，我覺得自己是小矮子，我總覺得自己的集子怎么好意思往書架上放？”到今天，您的“怎么好意思”有沒有被自己的文字漸漸稀釋？
梁曉聲：修曉林是一位很好的編輯，前一陣子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時，我想寫一篇紀念他的文章，但事情一忙，沒能沉靜下來，不知道怎么表達，也不知道上哪兒去表達。就在這里表達一下我對他的紀念。
至于那個“怎么好意思”，我這幾十年的寫作，就是我在努力讓它變得稀薄一點。但就像我曾經說過的那樣，不要想象自己是一個人物，不要想象自己的作品有多么了不得，我們可以把文學看成一條動態的河流，你就是在一個時期內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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