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夏天，梧桐葉篩下碎光，一個戴著眼鏡、穿著亞麻襯衫的意大利人舉起鏡頭，對準了街角的老建筑、樹蔭下閑談的人。有影迷眼尖：“看！是朱塞佩·托納多雷。”
這位拍過《天堂電影院》《海上鋼琴師》《西西里的美麗傳說》的導演，今年夏天第一次來到上海，擔任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主競賽單元評委會主席。
成為導演之前，托納多雷曾是一位攝影師。69歲的他，至今保持著透過鏡頭看世界的習慣，到哪兒都愛背著自己的徠卡相機。“只要有機會，就想把看到的都拍下來。”接受《候場》專訪時，他一坐下來，就舉起相機，為記者拍了一張照片。
托納多雷的鏡頭里，有大光明電影院的身影。這座有著近百年歷史的電影院，幾乎還保留著當年的樣子，讓他想起自己兒時常去的電影院。“如果將來要拍攝一部關于上海的電影，我想我需要更多地了解這座城市，將它視作‘電影的搖籃’來探索。”
他講起自己六七歲時，父親帶他第一次走進電影院的場景。黑沉沉的大廳里，銀幕突然亮起來，上面出現的人物，如同巨人一樣。電影放完燈亮時，他還在發愣：“那些巨大的人是從哪進來的？”這個疑問像顆種子，在他心里發了芽——后來他拍《天堂電影院》，拍小男孩托托扒著放映窗口看膠片，拍銀幕上忽明忽暗的臉，都是在回應童年的疑問：“奇跡是如何發生的？”
托納多雷的《天堂電影院》，已經上映36年了，今年依然是上海國際電影節最熱門的影片之一。“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謎’：為什么這部電影能留在觀眾心里這么久，尤其是中國觀眾？”他頓了頓，說：“或許這就是電影的‘魔力’吧——我很高興全世界各國的觀眾都能在這部電影中找到與自己的關系。”
《天堂電影院》結尾長達三分鐘的“吻”是影史上的經典片段，感動了無數人。托納多雷說，這來自真實的故事：在他的家鄉，當年有位神父，每次放映前要先審片，把“不雅”的吻戲膠片全剪下來，扔在一邊。后來，托納多雷給劇本加了一筆：放映師阿爾弗雷多把那些剪掉的吻戲保存起來，等托托長大成人變成大導演后，送給了他。
《天堂電影院》是托納多雷寫給電影的一封情書。他將鏡頭，對準了電影院中形形色色的人：坐在第一排仰著頭的男孩，在椅子上打盹兒的男人，在黑暗中眉來眼去的男女。小時候，托納多雷總在影院待一下午，同一部電影看三四遍。看夠了銀幕，就跑到前排看觀眾——有人打瞌睡，有人偷偷調情，他們的反應和電影混在一起，交織成他的記憶。
“其實我一直覺得，不只是觀眾在看電影，電影也在看觀眾。正是觀眾成就了一部電影的生命，讓它真正存在下去。”托納多雷說。少年時代的成長經歷，也塑造了他的創作觀：“我意識到，電影是為了讓人看懂而拍的。因此，我無論講述什么故事，都必須讓盡可能廣泛的觀眾理解。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從未背離過這個原則。”
《天堂電影院》里有句著名的臺詞，是阿爾弗雷多對托托說的：“生活和電影不一樣，生活難多了。”托納多雷說，一部電影總有一個劇本主導一切，有開頭、發展、高潮和結局，但生活并不像劇本那樣有一個明確的結構。生活比電影更散亂、更無序。“但這也許就是生活之美，生活不需要遵循劇本的規律，而是按照它自己的方式進行。”
托納多雷的電影中，作曲家埃尼奧·莫里康內創作的配樂，總能成為點睛之筆，他們共事了30多年。劇本一出來，托納多雷就會去找莫里康內，他們會花大量的時間去思考和討論電影配樂。因此，當托納多雷開始拍攝電影時，整部電影的配樂已經完成。在片場、在剪輯室里，莫里康內的音樂如同一條線，把零散的鏡頭串聯起來。
“他的音樂能觸碰人的靈魂。”托納多雷說，“直到現在，我也說不清為什么——或許這就是他的‘魔法’。”2023年，托納多雷出版了訪談錄《寫一百年再停筆》，記錄兩人長達5年的對談，揭示莫里康內的創作哲學。
今年是世界電影誕生130周年，也是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新的時代、新的技術正在改變著電影的模樣。但在托納多雷看來，電影的本質始終不變。今天，電影人面對的真正挑戰，依然是繼續保持真實的自我。
“電影一直是一面奇妙的鏡子，讓全世界的人們能夠在其中看到自己，能夠學會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希望電影人繼續帶著熱情和決心去創作電影，讓這面鏡子繼續映照人類，幫助人類認識自我、不斷進步。”
未來想拍什么樣的電影？托納多雷不急。就像他當年寫《天堂電影院》的劇本，經歷了11年的時間，才開始動筆。等一個童年的疑問，等一串觀眾的笑聲，等那些藏在光影里的記憶，慢慢長成一個故事。
這樣的故事，永遠有人愿意等待。（解放日報記者 吳桐）
上海的夏天，梧桐葉篩下碎光，一個戴著眼鏡、穿著亞麻襯衫的意大利人舉起鏡頭，對準了街角的老建筑、樹蔭下閑談的人。有影迷眼尖：“看！是朱塞佩·托納多雷。”
這位拍過《天堂電影院》《海上鋼琴師》《西西里的美麗傳說》的導演，今年夏天第一次來到上海，擔任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主競賽單元評委會主席。
成為導演之前，托納多雷曾是一位攝影師。69歲的他，至今保持著透過鏡頭看世界的習慣，到哪兒都愛背著自己的徠卡相機。“只要有機會，就想把看到的都拍下來。”接受《候場》專訪時，他一坐下來，就舉起相機，為記者拍了一張照片。
托納多雷的鏡頭里，有大光明電影院的身影。這座有著近百年歷史的電影院，幾乎還保留著當年的樣子，讓他想起自己兒時常去的電影院。“如果將來要拍攝一部關于上海的電影，我想我需要更多地了解這座城市，將它視作‘電影的搖籃’來探索。”
他講起自己六七歲時，父親帶他第一次走進電影院的場景。黑沉沉的大廳里，銀幕突然亮起來，上面出現的人物，如同巨人一樣。電影放完燈亮時，他還在發愣：“那些巨大的人是從哪進來的？”這個疑問像顆種子，在他心里發了芽——后來他拍《天堂電影院》，拍小男孩托托扒著放映窗口看膠片，拍銀幕上忽明忽暗的臉，都是在回應童年的疑問：“奇跡是如何發生的？”
托納多雷的《天堂電影院》，已經上映36年了，今年依然是上海國際電影節最熱門的影片之一。“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謎’：為什么這部電影能留在觀眾心里這么久，尤其是中國觀眾？”他頓了頓，說：“或許這就是電影的‘魔力’吧——我很高興全世界各國的觀眾都能在這部電影中找到與自己的關系。”
《天堂電影院》結尾長達三分鐘的“吻”是影史上的經典片段，感動了無數人。托納多雷說，這來自真實的故事：在他的家鄉，當年有位神父，每次放映前要先審片，把“不雅”的吻戲膠片全剪下來，扔在一邊。后來，托納多雷給劇本加了一筆：放映師阿爾弗雷多把那些剪掉的吻戲保存起來，等托托長大成人變成大導演后，送給了他。
《天堂電影院》是托納多雷寫給電影的一封情書。他將鏡頭，對準了電影院中形形色色的人：坐在第一排仰著頭的男孩，在椅子上打盹兒的男人，在黑暗中眉來眼去的男女。小時候，托納多雷總在影院待一下午，同一部電影看三四遍。看夠了銀幕，就跑到前排看觀眾——有人打瞌睡，有人偷偷調情，他們的反應和電影混在一起，交織成他的記憶。
“其實我一直覺得，不只是觀眾在看電影，電影也在看觀眾。正是觀眾成就了一部電影的生命，讓它真正存在下去。”托納多雷說。少年時代的成長經歷，也塑造了他的創作觀：“我意識到，電影是為了讓人看懂而拍的。因此，我無論講述什么故事，都必須讓盡可能廣泛的觀眾理解。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從未背離過這個原則。”
《天堂電影院》里有句著名的臺詞，是阿爾弗雷多對托托說的：“生活和電影不一樣，生活難多了。”托納多雷說，一部電影總有一個劇本主導一切，有開頭、發展、高潮和結局，但生活并不像劇本那樣有一個明確的結構。生活比電影更散亂、更無序。“但這也許就是生活之美，生活不需要遵循劇本的規律，而是按照它自己的方式進行。”
托納多雷的電影中，作曲家埃尼奧·莫里康內創作的配樂，總能成為點睛之筆，他們共事了30多年。劇本一出來，托納多雷就會去找莫里康內，他們會花大量的時間去思考和討論電影配樂。因此，當托納多雷開始拍攝電影時，整部電影的配樂已經完成。在片場、在剪輯室里，莫里康內的音樂如同一條線，把零散的鏡頭串聯起來。
“他的音樂能觸碰人的靈魂。”托納多雷說，“直到現在，我也說不清為什么——或許這就是他的‘魔法’。”2023年，托納多雷出版了訪談錄《寫一百年再停筆》，記錄兩人長達5年的對談，揭示莫里康內的創作哲學。
今年是世界電影誕生130周年，也是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新的時代、新的技術正在改變著電影的模樣。但在托納多雷看來，電影的本質始終不變。今天，電影人面對的真正挑戰，依然是繼續保持真實的自我。
“電影一直是一面奇妙的鏡子，讓全世界的人們能夠在其中看到自己，能夠學會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希望電影人繼續帶著熱情和決心去創作電影，讓這面鏡子繼續映照人類，幫助人類認識自我、不斷進步。”
未來想拍什么樣的電影？托納多雷不急。就像他當年寫《天堂電影院》的劇本，經歷了11年的時間，才開始動筆。等一個童年的疑問，等一串觀眾的笑聲，等那些藏在光影里的記憶，慢慢長成一個故事。
這樣的故事，永遠有人愿意等待。（解放日報記者 吳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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