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7月上旬，北京大學都會照例開放秋季學期公選課的選課系統，但今年卻是個例外：一直到7月底，學生們仍未等到系統開放的消息。
這讓該校本科生劉宇（化名）隱隱感覺到，此前校內關于取消績點的傳聞“可能真的要落地了”。
或許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思想準備，當北京大學不久前正式發布《關于進一步做好本科學業評價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決定“在各類含有學業評價的工作中不再使用績點”時，劉宇的心中并沒有太大的波瀾。
然而，“漣漪”卻在北大校外持續“激蕩”。
《通知》一經發布，迅速沖上熱搜，公眾紛紛將“取消績點”與高校普遍存在的“唯績點論”“內卷化”聯系起來，似乎北大績點的取消預示著大學“內卷”的終結已現曙光。
不過，劉宇卻覺得，“他們的工作好像還沒有做完”。
“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之所以有此感受，是因為在劉宇看來，《通知》中仍存在許多模糊之處。
“比如，不再用績點評價學生后，究竟有什么替代方式？還有，現階段對不同年級學生施行的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但‘老人’什么時候改用‘新辦法’，這些《通知》里都沒有明確。”他說。
根據《通知》，廢除績點評價后，北大各院系應根據學科專業特點，制定不同使用場景的學業評價辦法；至于“老人”改用“新辦法”的時間和程序，《通知》也要求各院系結合具體情況做出安排。
劉宇很清楚，現在學校教務部和各院系應該都在研究各種配套政策，相關措施的出臺也只是時間問題。但作為學生，他還是想早些知道下學期的具體安排。
對此，曾參與了部分績點制改革的北大教師董兵（化名）向《中國科學報》透露，北大校方對于此次改革極為重視，以至于在《通知》發布前，各種相關會議已經召開了不下百次，最終出臺的文件幾乎是“字斟句酌”的產物。
比如，《通知》規定從今年秋季學期起，北大學生的課程考核成績可采用百分制或等級制進行評定。之所以要延續與“績點制”類似的“百分制”，就是要給部分習慣傳統評價方式的“老老師”一段緩沖期，但最終趨勢一定是“等級制”。
“類似考慮在《通知》中還有很多，其中某些看似模糊之處，也是為了給方案的具體實施創造必要空間。”董兵表示，在“去績點”問題上，北大態度相當謹慎，“因為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至于“重要”的原因，還要從“績點制”本身談起。
“需要明確，‘績點’和‘績點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別敦榮表示，“此次北大改革看似瞄準‘績點’，實則瞄準‘績點制’。”
他解釋，所謂“績點”，只是一種源自西方的學業量化工具，主要作用是衡量學生對不同知識類型的掌握程度。上世紀90年代末，該工具被大量引入國內。起初，其發揮的作用還相當正面，但當“績點”被無限度地用在學生評價的各個方面，以至于形成一種以績點評價為基礎的“制度”時，事情就變味兒了。
在此過程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是2010年前后，國內高校大規模地將績點評價與研究生推免制度掛鉤。別敦榮表示，這使得績點成績高低直接影響學生前途。由此，績點愈發成為學習的中心。圍繞此“中心”，學生群體開始出現一系列“內卷”。
對此，有人曾作出如下概括——
學生不敢自由探索知識的海洋，而是把寶貴時光用來刷題和追求高分。部分學生放棄感興趣卻難度較高的課程，選擇容易拿分的“水課”。為拉高績點，學生反復重修分數不理想的課程。某些課程之所以被評價為“坑課”，并非知識內容無意義，而是因為會影響績點。某些高校甚至出現老師用績點和學生交換評價的情況……
“這些現象共同指向一個問題，即高校的教學活動開始背離合理的運行軌道。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異化’行為已經在國內各層次高校中普遍出現。”別敦榮表示，從這個角度看，北大此次改革對于高校教學領域的“撥亂反正”有著很強的積極意義。
“去內卷”不是最終目的
對于任何改革來說，僅有“意義”都是不夠的，“去績點”改革也不例外。
事實上，對于“去績點”，北大追求的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選擇了一條循序漸進的道路——早在2017年，該校研究生院就已宣布，其研究生課程登錄方式由百分制變為等級制；2022年，該校生命科學學院試點在本科生中取消部分課程的績點制，采用等級制，此舉曾引起公眾普遍關注。
但那時，有人已開始質疑等級制下若設置更多并列名次，可能帶來新的內卷形態。更有在校生直言：“一些人‘卷’不了成績，就去‘卷’社團活動、實踐活動和各類競賽。”
有意思的是，10年前，幾乎就在北大開始進行相關嘗試的同時，清華大學也進行了類似探索。只不過，清華并未完全取消績點，而是以等級對應績點數值。例如，“A+/A/A-”均映射4.0的績點，“B+”對應3.6的績點。該校教務處對此的解釋是，這種方式“既能弱化區分度，又能確保學生拿到相應的績點成績”。
即便是本次北大進行的全校性改革，外界也更多地將其與“去內卷化”聯系在一起。相應的，“去績點難以徹底改變內卷化”也就成了公眾乃至學界最大的質疑點。
在采訪中，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教學者對《中國科學報》表示，目前高校學生過度“內卷”現象的原因，在于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相對不足，導致學生深造階段的遴選機制過于嚴格；更深層次原因則在于目前整體的經濟發展形勢，以及用人單位對人才素質要求的提升所帶來的就業壓力。這些問題顯然不是改變某種評價方式就可以解決的。
“此外，目前高校學生群體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該學者表示，一類學生過分追逐以績點為中心的“內卷”，甚至到了分分必較的地步；同時，高校中還有大量學生選擇“躺平”。相較于前者，這類學生的學習態度更令人擔憂。
更重要的是，后者所占的比例要大于前者。
就在北京大學醞釀“去績點”改革的同時，2024年7月，一篇由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研究生參與并作為第一作者的論文發表。論文中，研究團隊在江西、遼寧和北京的9所不同層次高校（包括北京大學）中，對超過4000名在校學生的學習狀態進行了問卷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如果將符合“學業倦怠”“學業拖延”“學習動機不足”和“學習投入性低”中的兩項定義為學業“躺平”的話，有32.7%的被調查者正處于“躺平”狀態。
“無論是‘躺平’還是‘內卷’，其核心問題都是相同的——現有的高校制度無法激發學生真正的學習積極性。”該學者表示，即便是那些處于“內卷”狀態的學生，“分分必較”的真正原因也不是出于對學習的熱愛，而是為了爭取更多“學習利益”。
“從這個角度說，高等教育改革最需要的并不是某些局部的小修小補，而是從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出發，重塑教學方式。”她說。
事實上，身處北大校園的劉宇也曾提出類似的質疑：“改革當然是有好處的，但它依然要解決‘短時間內評判學生成績，并以此分配資源’的難題。然而，這場改革如何擺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固有模式？”
對此，董兵表示：“該學者的思路與北大此次改革的思路并沒有本質差別。甚至可以說，北大之所以要廢除績點制，其最終目的本就不是簡單的‘去內卷’，而恰恰是要重塑教的方式和學的方式。”
等級制重要嗎？
在這場圍繞“績點”的爭論中，人們大多會將目光集中在學生身上。對于“等級制”替代“績點制”給他們帶來的好處，公眾看得也比較透徹——當100分與99分都被評定為“A”時，且不論學生是否還會‘卷’其他內容，至少他們沒必要再為這1分耗費太多精力。
然而，對于教學關系中的另一方——教師，人們的關注度似乎并不高。但事實上，這場“去績點”改革對于他們的意義或許更大。
“與中小學教育相比，高等教育更復雜。這是因為在高等教育階段，很多知識的學習與實踐具有創新性，而‘創新’往往是不能用簡單的對與錯來評判的。”董兵說。
舉個例子，假設一名學生操作的某項課程實驗很具創新性，但由于客觀原因，實驗最終失敗了。此時，學生的這份“作業”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該打多少分？這是一個問題。
在“績點制”的背景下，這個問題會很嚴重。“因為一兩分的差距，有可能影響一個學生的評優資格、獎學金獲得，甚至其未來的保研。在此情況下，教師最‘穩妥’的方式便是完全按照標準答案行事，不敢越雷池半步。”董兵說。
當然，教師還有另一種規避“風險”的方式——依賴教學大綱，不做任何可能招致“麻煩”的創新式教學。
“從這個角度分析，‘績點制’對于教師教學的束縛甚至要大于學生。”董兵直言。
相比之下，“等級制”給予教師的靈活度則要大得多。
以北大發布的《通知》為例，很多內容都涉及對教師的“松綁”。比如，倡導任課教師根據學科定位、人才培養目標和課程性質選擇合理的考核方式和成績評定方式；比如，學校不再設置指導性課程成績優秀率指標，任課教師可按照學生掌握和運用知識的能力評定成績；再比如，鼓勵教師設計并開展更多項目式教學……
“一旦等級制的評定方式全面鋪開，如果再遇到‘學生創新實驗遭遇失敗’的情況，教師就完全可以根據其創新性給出‘A’的評價；反倒是那些完全照搬課本的學生，可能因為毫無創新只能得到‘B’。”董兵笑著說，“至少我會這樣評判。”
事實上，在《通知》的最后，北大明確表示鼓勵教師“持續建設高挑戰度的榮譽課程和跨學科學習項目等，為學生成長成才創造更好條件”。
一方面，學生不會為幾個績點而大費精力，可以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投入更多時間；另一方面，教師有了更多自主權，可以從事更多創新性教學，鼓勵學生進行更多前沿性探索。如此，固有的教學模式也將被“重塑”。
這一設想看似“美好”，但似乎仍有一些問題待解。比如，在評判學生等級時，教師自主權的提升是否會影響公平性；再比如，績點的取消并不意味著“內卷”的消失，學生們依然可能會“卷”等級……
前幾年，董兵指導的一名本科生轉學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在這所世界頂尖名校中，該生發現周圍的同學在考試時習慣提前交卷，有的甚至半個小時便匆匆離開。
詢問原因，他發現這些學生并不認為考試“拿滿分”是很重要的事。在他們看來，卷面分能夠及格便已足夠，再答下去屬于“浪費時間”。
那些“省”下來的時間，會被學生用到什么地方？
“他們不會在課堂和考試上花費太多功夫，一有時間就往實驗室跑。”據董兵介紹，MIT設有由本科生自主管理、運行的實驗室，學生幾乎整天“泡”在實驗室中。這種情況下，一門考試成績究竟是滿分還是及格，對他們來說根本不重要，因為他們更看重做出創新性成果。
“假設我們的學生也能如MIT的學生一樣，專心于創新性探索，以做出創新性成果為最高追求，誰還會在意一門課程是‘A’還是‘B’？如果學生不再看重等級，所謂的‘公平性’問題又有何意義？”董兵直言，如果以取消績點制為開端，經過一系列配套改革后，北大學生最終能達到MIT學生的狀態，“這場改革就算成功了”。
但是，問題真的全部解決了嗎？
推倒了第一塊骨牌
今年9月，劉宇就要升入大三。對于校內的“游戲規則”，他已經十分熟悉且適應，至于未來的打算，“我現在還沒有很明確的想法，等過段時間再去考慮”。
受訪時，劉宇笑稱自己正處于一個“舒適區”。但總有一天，他要走出這個“舒適區”，直面考研、工作或出國的選擇。
根據去年12月北京大學發布的《本科教學質量報告（2023—2024學年）》，截至當年8月31日，該校應屆本科畢業生總體就業率為93.81%，學生最主要的去向是升學，占比達84.23%。其中，出國（境）留學641人，占比18.38%。
只要涉及升學，不管是考入外校還是出國留學，都涉及不同學校考評體系的對接問題。在“績點制”仍是高校考評學生的主要手段的大背景下，一旦取消績點，北大學生該如何“證明”自己？
對此，劉宇并不擔心：“開成績單唄。”
他告訴《中國科學報》，多年來，北大每年都會為學生開具官方成績單。成績單上不會登記學生績點，只標注其各科成績，績點則由學生根據需要自行填寫。
“在我剛進北大時，學校就有這樣的規定。”劉宇說。
對此，別敦榮表示，作為國內高校中公認的“兩強”，清華和北大有著其他高校難以匹敵的“品牌優勢”。“也就是說，‘清北’的學生在申請研究生時，即便由于校方原因，不能提供相應的績點證明，憑借母校的聲譽與品牌效應，也容易獲得變通空間。”
但是，這樣的“優勢”僅僅存在于這兩所高校。其他高校如果想作“去績點”嘗試，又該如何解決類似的問題？
這正是別敦榮對于此次北大改革寄予厚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國內高校，清北的改革往往具有指向性意義和引領性作用。”他說，這意味著如果“清北”不改革，其他高校在這方面的探索難以起到帶動作用，而一旦清北開始行動，后續的連鎖反應才可能產生。
“在去績點這件事上，總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這只‘螃蟹’由北大、清華最先‘吃掉’是最能被大家接受，也最能產生輻射效應的。”別敦榮說。
然而，僅僅吃一只“螃蟹”是不夠的。
“頒布政策只是第一步。”別敦榮直言，不管是北大校內還是校外，都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比如在校內，等級制可以為教師進行探索式教育提供空間，但并不意味著教師就一定有這樣做的動力。“如何提升教師培養學生創新精神的主動意識和能力，是北大未來一定要考慮的問題。”
至于校外，鑒于國內高校在類型以及層次上的多樣性，“北大經驗”顯然不能完全照搬。對此，不管是別敦榮還是董兵都有所強調。董兵甚至直言，北大的做法“值得其他學校學習，但不一定都能推廣”，并表示“與具體做法相比，各高校更應關注評價改革背后的創新導向”。
但是，如果不能改變以績點制為基礎的校際學生評價體系，學生的校際流動又該如何進行？
“這就好比一副多米諾骨牌，北大目前的改革只是推倒了第一塊，至于改革能否取得成功，還要看后續的骨牌會不會接連倒下。”別敦榮告訴《中國科學報》，在“去績點”問題上，目前之所以會出現“悲觀”和“樂觀”兩種心態，其分歧點在于對后續改革的預期差異。
“我們希望，北大的這次改革不會是唯一倒下的一塊骨牌。”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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