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香消玉殞了幾百年的青樓奇女子柳如是，讓我幾乎魂牽夢縈了半生。年到桑榆時，又要到紅豆山莊，登上絳云樓，去拜見寫進史書的河東君（柳如是別號），為她寫書立傳……
緣起陳寅恪的紅豆
黃裳先生在《絳云書卷美人圖：關于柳如是》一書中說：“不知怎的，柳如是近年時來運轉，大行其時，幾乎掀起一股‘柳如是熱’。”此論系就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陳寅恪八十萬言的《柳如是別傳》后，產生的廣泛影響而言。該書是陳寅恪以“以詩證史，史詩互證”的手法為柳如是立傳，其以“甲申國難”的歷史為軸，講述了名妓柳如是與東林黨領袖錢謙益的愛情故事，展現了柳如是、錢謙益在嚴酷的歷史和命運面前的不同選擇，揭示了家國存亡關頭兩個人不同的精神取向。該書還考察了明清交替之際的社會與思想文化變化，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文史界引發了較大反響。之后，研究柳如是的作品及柳如是的詩文集相繼出版，以柳如是為主角的長篇小說如《寒柳》等也悄然問世。但因此即說“幾乎掀起一股‘柳如是熱’”，似有夸大之嫌，民間對柳如是的關注度仍舊不高，何“熱”之有？
但就在這段時間，我再次關注到了柳如是。
讀大學中文系二年級時，大約是1962年，現代文學教授王景山先生輔導我讀魯迅，提到陳寅恪先生與魯迅老死不相往來的事，不知怎么就講到陳寅恪曾于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任教時的軼事。一日，陳寅恪到舊書店購書，一看皆劣陋之本，問曰：“除舊書之外，尚有他物欲售否？”店主略躊躇后，拿出一枚紅豆：“此乃常熟白茆港錢謙益故園紅豆樹的紅豆，愿奉送。”陳寅恪大喜。此粒紅豆，喚起了陳寅恪重讀錢謙益博通文史之書及柳如是的清麗詩文，他欲以此驗其所學。王景山先生還說，雙目失明的陳寅恪先生當時正在執教的中山大學撰寫有關錢、柳的書。
讀閑書，早知錢、柳故事，而大學者要為其立傳，這喚起了我對錢、柳的濃厚興趣。記得在新街口祖父的書房，祖父曾送給我一部線裝《初學集》，說此即錢謙益詩集。錢謙益為萬歷進士，崇禎時官至禮部侍郎。清兵入關、福王在南京組建政權后，又任禮部尚書。弘光政權滅亡后，錢謙益屈膝降清。祖父談到錢謙益時，多有貶斥之意，或許因我時年不足二十，便只字未提柳如是。
到大學四年級，始上文學史課，教材乃游國恩、王起、蕭滌非等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四卷《中國文學史》。廖仲安教授在講“清初的詩派和詩人”時，講道：錢謙益在明末時已負盛名，主盟文壇數十年，他反對嚴羽的“妙悟”說，斥為“無知妄論”，為“瞽說”。錢謙益認為“國風”“小雅”和《離騷》，以及李白、杜甫等人之詩，從肺腑中出，莫不有本。變節投清之后，其詩中常常故意表示懷念故國，詆斥清朝，企圖掩飾其靦顏事敵之事。他已做了“貳臣”，剃發改服，卻偏要說什么“鶯斷曲裳思舊樹，鶴髡（kūn，意為剃發）丹頂悔初衣”。晚年寫有《后秋興》十三迭共百余首,以“投筆”名其集，竭力表達恢復故國的愿望，并咒罵清朝和吳三桂，雖好像沉痛，但叛國的罪名是洗刷不了的。乾隆時，他的詩文集因多觸忌諱，被下令禁毀。
關于柳如是，王景山先生在我多次懇求下，才簡略說了說，后來他還拿出兩張紙，上面用鋼筆寫有《柳如是小志》，后來我抄錄在了筆記本上，略知了柳如是的非凡一生:
如是，本姓楊名愛，禾中人也。為名妓徐佛婢，色美于佛，詩字亦過之。及長，豪宕自負，易姓名為柳是，字如是，又名隱，號影憐，又號蘼蕪。博覽群籍，能詩文,間作白描花卉，雅秀絕倫。崇禎庚辰，年二十余矣。虞山錢受之為筑“我聞室”居之。嘗于鴛湖舟中作百韻詩贈柳，中有云“河東論氏族，天上問星躔（chán，日月星辰運行）。漢殿三眠貴，吳官萬縷連”“瑤光朝孕碧，玉氣夜生玄”。辛巳六月，錢柳結縭于茸城舟中，賦合歡詩志喜。稱為繼室，號河東君。建“絳云樓”，窮極壯麗。未幾，災。柳常衣儒服，飄巾大袖，間出與四方賓客談論，蹁躚若仙，故錢又呼為“柳儒士”。甲申后，勸錢殉國難，不從。錢卒，子弱，族黨登堂，哄爭不休。柳計全孤保家，密令具筳款眾，自入投繯斃命。官府為窮治，家難得解。墓在虞山耦耕堂側。
從此，我讀書時便注意收集錢、柳資料。1969年7月，忽聞七十九歲陳寅恪在完成卷帙浩繁的《柳如是別傳》后死于非人折磨，深為這位寫出了“人與文化”的深刻、永恒內容的大儒的離去悲痛。
十年后，《柳如是別傳》出版。拜讀后，不得不佩服其豐富的史識與非凡的氣度。陳寅恪治學之道脫胎于樸學而不受考據所囿，筆下的歷史人物充滿了動人的魅力。他對錢、柳所處的社會環境、歷史背景都進行了精當的表述和評價，已超出了為人物立傳的范疇，有其獨特的史學、文學和美學價值。
之后不久，我供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版了石楠的長篇小說《寒柳：柳如是傳》，語言生動、情節跌宕、人物鮮活，十分好看，但刻意強化故事的情節，敘事寓言化，那個真實的柳如是不見了。我曾與此書的編輯周達寶交換過意見，老大姐贊同我的看法，說：“陳寅恪筆下的柳如是被淹沒在浩繁的考據和資料里，而《寒柳》卻把柳如是送進了故事中。”真是切中肯綮。
大凡文學創作，總會留下遺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傳記文學，古而有之。但對于作為一種審美圖式結構的“藝術記憶”，傳記至今沒有系統的理論，因此傳記文學評論起來就相當困難。我認為，建立傳記文學理論體系需要一個過程。
驀然回首佳人卻在
也曾有過試寫柳如是的沖動，但尚未全識她，只是感興趣而已；況當時作為編輯工作繁忙，無暇旁顧。特別是我早已有寫《民國清流》的周密計劃，浩如煙海的相關資料只能利用節假日焦頭爛額地收集，對柳如是便漸漸疏遠了。
我宏大的寫作計劃，雖早就確立，但真正動筆是在退休十年之后，整整準備了近二十年。2013年，書房陽臺春花綻放的一日清晨，我伏在面窗的書桌上，用鉛筆在廢棄的校樣背面，興奮開筆。當天中午，我告訴了住在黃亭子的梁曉聲。我們倆都是用鉛筆寫作，案頭有橡皮、轉筆刀、糨糊和剪刀。這一寫，就是整整九年，每天上下午各三個小時，創作并出版了十六部傳記作品，近五百萬字。為了寫《民國清流》，為了找到與新文化運動先驅的親近感，我遍訪北京胡同那些文化名人及其故居，寫了《春明門內客》；為熟悉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高地北京，我又寫了一本《詩說燕京》。在寫作這兩本書的過程中，我找到了富有詩性的語言，以與大師們的文化氣質相吻合，寫出了七卷本的《民國清流》。
我的寫作原則是，努力開掘歷史生活中真實人物所具有的“人與文化”的深刻、永恒內容，堅守知識者所秉持真理道義之風骨。這一過程如同開礦，用未經提煉、雕琢的原礦，呈現歷史風云與時代波瀾。當然，我的才學識力遜色于大儒陳寅恪，文學才華也不及石楠，我的作品與他們的佳作不在一個層面，缺乏可比性，但卻得到文壇朋友的熱情鼓勵。我清楚，這是希望我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其情殷殷，我只有再接再厲。
接著，我又按計劃寫了《我們的80年代》《啟幕》，這九部書是我對近百年中國文學所做的整體回顧。之后，我又撰寫了《文學即人學》，是對百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追溯。又在朋友的敦促下完成了《別來滄海事》，對在天津意奧租界的童年生活做了散文式的回望。去年，又出版了《李叔同傳：從風華才子到云水高僧》。
按照我的計劃，接下來該寫《梁啟超傳》了。從深秋到初冬，伴著窗外黃葉飄落，在寫了三萬多字后，梁啟超即將與康有為登上“公車上書”的歷史舞臺時，三百多年前那個喜穿儒服、勸錢殉國的柳如是突然浮現眼前。我決定暫時放下一生都沉浮于政治的梁啟超，去到歷史煙云中，邂逅柳如是了。
唯有至誠才動人
我是在壬寅年（2022）二月，京城下了一場小雪的那天，開筆寫柳如是的。重讀了相關資料，結合多年所做的相關筆記，柳如是猶如多年的熟人那般，風姿綽約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錯過這個機會。
到了十一月，新冠疫情稍稍緩和，便將正在寫柳如是的情況，告知來書房做客的重慶出版社駐京負責人徐憲江，這位曾在八年前負責出版我的《往事流光》一書的朋友，立即表示愿再度合作。隨后憲江又給我找來不少關于柳如是的出版物，讓我心里更有底氣了。
《紅豆遺夢：柳如是小傳》依然是傳記體。我在尊其度的同時，想別出心裁。非虛構寫作，屬于文學散文大家族中的一員，它的重要特性是“真實性”，既不可用真實的材料平面地呈現人物，也不能無限破體，任意虛構。我需堅持對材料進行爬梳剔抉，去偽存真，進入“現場”；秉持真誠為人物立傳的態度，落筆有依據、有所本；并力求情感真摯，因“情之至者，自然流為至文”，特別是對墮入青樓卻一身正氣的弱女子，不能有絲毫輕鄙。唯有至誠才能動人，人物才豐滿，見風采、見精神、見靈魂，方可讓讀者透過數百年歷史煙云，見到一個真實可信有溫度的柳如是。
由于柳如是與錢謙益是夫妻，在乾隆下令禁毀錢謙益的詩文集時，柳如是的作品及其傳記也受到牽連。后來出現的有關柳如是的事輯之作，如《柳如是事輯》《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質直談耳·七·柳如之（是）軼事》《河東君軼事》等皆為傳寫本，不少為溢美之詞，乏善可陳，倒是關于柳如是的諸多詩文鈔，雖散亂紛揉，不相統攝，但相對可信。文如其人，以其文證其人，人品氣度自然把握得住。
本書取班固所概括的司馬遷的寫作態度：“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力爭以可信的資料，多角度、多側面呈現柳如是一生，相信讀者會在閱讀后，發現一個豐姿逸麗、能書擅畫、志操高潔、有烈丈夫之風的愛國奇女子——柳如是。若能得到讀者的肯定和喜愛，乃我莫大榮耀。
一位香消玉殞了幾百年的青樓奇女子柳如是，讓我幾乎魂牽夢縈了半生。年到桑榆時，又要到紅豆山莊，登上絳云樓，去拜見寫進史書的河東君（柳如是別號），為她寫書立傳……
緣起陳寅恪的紅豆
黃裳先生在《絳云書卷美人圖：關于柳如是》一書中說：“不知怎的，柳如是近年時來運轉，大行其時，幾乎掀起一股‘柳如是熱’。”此論系就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陳寅恪八十萬言的《柳如是別傳》后，產生的廣泛影響而言。該書是陳寅恪以“以詩證史，史詩互證”的手法為柳如是立傳，其以“甲申國難”的歷史為軸，講述了名妓柳如是與東林黨領袖錢謙益的愛情故事，展現了柳如是、錢謙益在嚴酷的歷史和命運面前的不同選擇，揭示了家國存亡關頭兩個人不同的精神取向。該書還考察了明清交替之際的社會與思想文化變化，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文史界引發了較大反響。之后，研究柳如是的作品及柳如是的詩文集相繼出版，以柳如是為主角的長篇小說如《寒柳》等也悄然問世。但因此即說“幾乎掀起一股‘柳如是熱’”，似有夸大之嫌，民間對柳如是的關注度仍舊不高，何“熱”之有？
但就在這段時間，我再次關注到了柳如是。
讀大學中文系二年級時，大約是1962年，現代文學教授王景山先生輔導我讀魯迅，提到陳寅恪先生與魯迅老死不相往來的事，不知怎么就講到陳寅恪曾于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任教時的軼事。一日，陳寅恪到舊書店購書，一看皆劣陋之本，問曰：“除舊書之外，尚有他物欲售否？”店主略躊躇后，拿出一枚紅豆：“此乃常熟白茆港錢謙益故園紅豆樹的紅豆，愿奉送。”陳寅恪大喜。此粒紅豆，喚起了陳寅恪重讀錢謙益博通文史之書及柳如是的清麗詩文，他欲以此驗其所學。王景山先生還說，雙目失明的陳寅恪先生當時正在執教的中山大學撰寫有關錢、柳的書。
讀閑書，早知錢、柳故事，而大學者要為其立傳，這喚起了我對錢、柳的濃厚興趣。記得在新街口祖父的書房，祖父曾送給我一部線裝《初學集》，說此即錢謙益詩集。錢謙益為萬歷進士，崇禎時官至禮部侍郎。清兵入關、福王在南京組建政權后，又任禮部尚書。弘光政權滅亡后，錢謙益屈膝降清。祖父談到錢謙益時，多有貶斥之意，或許因我時年不足二十，便只字未提柳如是。
到大學四年級，始上文學史課，教材乃游國恩、王起、蕭滌非等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四卷《中國文學史》。廖仲安教授在講“清初的詩派和詩人”時，講道：錢謙益在明末時已負盛名，主盟文壇數十年，他反對嚴羽的“妙悟”說，斥為“無知妄論”，為“瞽說”。錢謙益認為“國風”“小雅”和《離騷》，以及李白、杜甫等人之詩，從肺腑中出，莫不有本。變節投清之后，其詩中常常故意表示懷念故國，詆斥清朝，企圖掩飾其靦顏事敵之事。他已做了“貳臣”，剃發改服，卻偏要說什么“鶯斷曲裳思舊樹，鶴髡（kūn，意為剃發）丹頂悔初衣”。晚年寫有《后秋興》十三迭共百余首,以“投筆”名其集，竭力表達恢復故國的愿望，并咒罵清朝和吳三桂，雖好像沉痛，但叛國的罪名是洗刷不了的。乾隆時，他的詩文集因多觸忌諱，被下令禁毀。
關于柳如是，王景山先生在我多次懇求下，才簡略說了說，后來他還拿出兩張紙，上面用鋼筆寫有《柳如是小志》，后來我抄錄在了筆記本上，略知了柳如是的非凡一生:
如是，本姓楊名愛，禾中人也。為名妓徐佛婢，色美于佛，詩字亦過之。及長，豪宕自負，易姓名為柳是，字如是，又名隱，號影憐，又號蘼蕪。博覽群籍，能詩文,間作白描花卉，雅秀絕倫。崇禎庚辰，年二十余矣。虞山錢受之為筑“我聞室”居之。嘗于鴛湖舟中作百韻詩贈柳，中有云“河東論氏族，天上問星躔（chán，日月星辰運行）。漢殿三眠貴，吳官萬縷連”“瑤光朝孕碧，玉氣夜生玄”。辛巳六月，錢柳結縭于茸城舟中，賦合歡詩志喜。稱為繼室，號河東君。建“絳云樓”，窮極壯麗。未幾，災。柳常衣儒服，飄巾大袖，間出與四方賓客談論，蹁躚若仙，故錢又呼為“柳儒士”。甲申后，勸錢殉國難，不從。錢卒，子弱，族黨登堂，哄爭不休。柳計全孤保家，密令具筳款眾，自入投繯斃命。官府為窮治，家難得解。墓在虞山耦耕堂側。
從此，我讀書時便注意收集錢、柳資料。1969年7月，忽聞七十九歲陳寅恪在完成卷帙浩繁的《柳如是別傳》后死于非人折磨，深為這位寫出了“人與文化”的深刻、永恒內容的大儒的離去悲痛。
十年后，《柳如是別傳》出版。拜讀后，不得不佩服其豐富的史識與非凡的氣度。陳寅恪治學之道脫胎于樸學而不受考據所囿，筆下的歷史人物充滿了動人的魅力。他對錢、柳所處的社會環境、歷史背景都進行了精當的表述和評價，已超出了為人物立傳的范疇，有其獨特的史學、文學和美學價值。
之后不久，我供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版了石楠的長篇小說《寒柳：柳如是傳》，語言生動、情節跌宕、人物鮮活，十分好看，但刻意強化故事的情節，敘事寓言化，那個真實的柳如是不見了。我曾與此書的編輯周達寶交換過意見，老大姐贊同我的看法，說：“陳寅恪筆下的柳如是被淹沒在浩繁的考據和資料里，而《寒柳》卻把柳如是送進了故事中。”真是切中肯綮。
大凡文學創作，總會留下遺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傳記文學，古而有之。但對于作為一種審美圖式結構的“藝術記憶”，傳記至今沒有系統的理論，因此傳記文學評論起來就相當困難。我認為，建立傳記文學理論體系需要一個過程。
驀然回首佳人卻在
也曾有過試寫柳如是的沖動，但尚未全識她，只是感興趣而已；況當時作為編輯工作繁忙，無暇旁顧。特別是我早已有寫《民國清流》的周密計劃，浩如煙海的相關資料只能利用節假日焦頭爛額地收集，對柳如是便漸漸疏遠了。
我宏大的寫作計劃，雖早就確立，但真正動筆是在退休十年之后，整整準備了近二十年。2013年，書房陽臺春花綻放的一日清晨，我伏在面窗的書桌上，用鉛筆在廢棄的校樣背面，興奮開筆。當天中午，我告訴了住在黃亭子的梁曉聲。我們倆都是用鉛筆寫作，案頭有橡皮、轉筆刀、糨糊和剪刀。這一寫，就是整整九年，每天上下午各三個小時，創作并出版了十六部傳記作品，近五百萬字。為了寫《民國清流》，為了找到與新文化運動先驅的親近感，我遍訪北京胡同那些文化名人及其故居，寫了《春明門內客》；為熟悉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高地北京，我又寫了一本《詩說燕京》。在寫作這兩本書的過程中，我找到了富有詩性的語言，以與大師們的文化氣質相吻合，寫出了七卷本的《民國清流》。
我的寫作原則是，努力開掘歷史生活中真實人物所具有的“人與文化”的深刻、永恒內容，堅守知識者所秉持真理道義之風骨。這一過程如同開礦，用未經提煉、雕琢的原礦，呈現歷史風云與時代波瀾。當然，我的才學識力遜色于大儒陳寅恪，文學才華也不及石楠，我的作品與他們的佳作不在一個層面，缺乏可比性，但卻得到文壇朋友的熱情鼓勵。我清楚，這是希望我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其情殷殷，我只有再接再厲。
接著，我又按計劃寫了《我們的80年代》《啟幕》，這九部書是我對近百年中國文學所做的整體回顧。之后，我又撰寫了《文學即人學》，是對百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追溯。又在朋友的敦促下完成了《別來滄海事》，對在天津意奧租界的童年生活做了散文式的回望。去年，又出版了《李叔同傳：從風華才子到云水高僧》。
按照我的計劃，接下來該寫《梁啟超傳》了。從深秋到初冬，伴著窗外黃葉飄落，在寫了三萬多字后，梁啟超即將與康有為登上“公車上書”的歷史舞臺時，三百多年前那個喜穿儒服、勸錢殉國的柳如是突然浮現眼前。我決定暫時放下一生都沉浮于政治的梁啟超，去到歷史煙云中，邂逅柳如是了。
唯有至誠才動人
我是在壬寅年（2022）二月，京城下了一場小雪的那天，開筆寫柳如是的。重讀了相關資料，結合多年所做的相關筆記，柳如是猶如多年的熟人那般，風姿綽約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錯過這個機會。
到了十一月，新冠疫情稍稍緩和，便將正在寫柳如是的情況，告知來書房做客的重慶出版社駐京負責人徐憲江，這位曾在八年前負責出版我的《往事流光》一書的朋友，立即表示愿再度合作。隨后憲江又給我找來不少關于柳如是的出版物，讓我心里更有底氣了。
《紅豆遺夢：柳如是小傳》依然是傳記體。我在尊其度的同時，想別出心裁。非虛構寫作，屬于文學散文大家族中的一員，它的重要特性是“真實性”，既不可用真實的材料平面地呈現人物，也不能無限破體，任意虛構。我需堅持對材料進行爬梳剔抉，去偽存真，進入“現場”；秉持真誠為人物立傳的態度，落筆有依據、有所本；并力求情感真摯，因“情之至者，自然流為至文”，特別是對墮入青樓卻一身正氣的弱女子，不能有絲毫輕鄙。唯有至誠才能動人，人物才豐滿，見風采、見精神、見靈魂，方可讓讀者透過數百年歷史煙云，見到一個真實可信有溫度的柳如是。
由于柳如是與錢謙益是夫妻，在乾隆下令禁毀錢謙益的詩文集時，柳如是的作品及其傳記也受到牽連。后來出現的有關柳如是的事輯之作，如《柳如是事輯》《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質直談耳·七·柳如之（是）軼事》《河東君軼事》等皆為傳寫本，不少為溢美之詞，乏善可陳，倒是關于柳如是的諸多詩文鈔，雖散亂紛揉，不相統攝，但相對可信。文如其人，以其文證其人，人品氣度自然把握得住。
本書取班固所概括的司馬遷的寫作態度：“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力爭以可信的資料，多角度、多側面呈現柳如是一生，相信讀者會在閱讀后，發現一個豐姿逸麗、能書擅畫、志操高潔、有烈丈夫之風的愛國奇女子——柳如是。若能得到讀者的肯定和喜愛，乃我莫大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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