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春季，全球電影市場正處于罕見的雙重“寒潮”。一方面，中國電影票房持續低迷，類型創新乏力；另一方面，好萊塢這個百年影像工業引擎也顯露疲態，產能下滑，觀眾熱情減退，平臺訂閱見頂。一時間，關于“電影是否已死”的聲音不絕于耳。
但在紐約曼哈頓的一間辦公室里，好萊塢電影投資人、閃梭國際創始人兼CEO Jonas Hu卻持有完全不同的視角，在系統性焦慮中，尋找好萊塢的未來變量。
“這不是終結，而是一次深蹲——一次伴隨結構重構和技術革新的臨界狀態，”Jonas Hu說。他出身投資人，早年曾擔任影視基金管理人，后投身獨立電影制作，主導投資與制作的多部作品累計票房超過5億美元，并在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實現同步發行，也涉足影視融資、海外發行等領域。他觀察這個行業的角度既冷靜，也充滿系統化思維。Jonas Hu結合自身經驗，對當前好萊塢危機背后的四大深層邏輯進行了分析。
“政治正確”正在重塑創作激勵機制
“我們在談論創作自由時，往往忽略了資源的分配邏輯。”Jonas Hu指出。
他提到近年好萊塢在選題、選角、營銷中高度重視“政治正確”的表現，例如迪士尼的真人版《小美人魚》、Netflix多部聚焦邊緣群體的原創劇集，以及奧斯卡獎項對“少數族裔議題”的傾斜。
“這并不是簡單的文化平權，它已經演化為一種制度化偏好。”Jonas Hu解釋道。在投資決策環節，如果一個項目能夠觸及少數族裔、性別議題，它獲得基金、平臺、獎項支持的概率顯著提升。
“對制片人而言，如果拍一部關于有色人種的劇情片，能更容易拿到制作補助或進入獎項評審體系，為什么不做？對演員來說，如果參演一部代表群體聲音的影片，就可能獲得更多可見性，這是職業發展的理性選擇。”
在Jonas Hu看來，這并不是個體的錯，而是整個系統在強化一種“安全創作路徑”，這種路徑不一定追求觀眾體驗或藝術張力，而是優先服務于價值表達。
“這種模式并非不可取，但當它主導了大部分中型制作項目的資源傾斜，創意生態就會逐漸趨同，觀眾也會產生審美疲勞。”他說。
工會力量膨脹，創作彈性嚴重受限
2023年的WGA和SAG-AFTRA罷工，讓好萊塢的“剛性成本”問題徹底浮出水面。
“我們要理解，美國的影視工業體系曾經是全球效率最高的協作系統之一。工會存在的初衷是保護創作者，但當它們的博弈方式逐漸脫離市場規律，系統就開始變得脆弱。”Jonas Hu說。
在他看來，這一輪工會罷工不只是談判本身的問題，更暴露了當代影視工業在制度層面缺乏彈性：工會成員的片酬水準、工時限制、福利保障不斷提升，使得每一部中大型項目的固定成本呈指數級上升。
“一個攝影指導，如果是工會成員，費用可能是非工會人員的兩倍以上，而且不能加班。你知道這在拍片現場意味著什么嗎？我們一組燈架沒架好就得收工，哪怕你設備租金是一小時兩萬美金。”
他補充道，在好萊塢制度里，一旦發生糾紛或工作中斷，往往不僅僅是延誤，還可能觸發法律條款、保險機制、資金凍結等一系列連鎖反應。
“對投資人來說，這就是系統性風險，不是某一筆預算可以化解的。”
“IP續集癮”成為系統慣性，原創項目難以生存
“如果你拿一個原創劇本去流媒體平臺Pitch，對方可能根本不看。如果你拿的是一個有過三部曲的老IP，就可以直接簽意向函。”
Jonas Hu坦言，在目前的融資環境中，IP邏輯幾乎主導了好萊塢的內容分發和投資體系。無論是漫威、DC，還是《星球大戰》《速度與激情》，這些品牌成為平臺、影院和觀眾的“默認選擇”。
“這不怪投資人。我們只是適應游戲規則的人。”
但問題在于，這種“續集驅動”的內容生態正在快速消耗觀眾的耐心與興趣。
“觀眾是聰明的。當他們每年看到同一套英雄模板、同一種結構、同一種高潮設計時，他們的反應就是：我可以不看。”
2024年暑期檔的預售數據印證了這一點：即便大片云集，依舊缺乏票房爆點。《銀翼殺手》《教父》《阿甘正傳》那種“原創即高峰”的時代，似乎一去不復返。
“技術范式切換”才是根本變量
在Jonas Hu看來，好萊塢當前的“低谷”并不特殊，歷史上這種技術前夜的混亂曾反復出現。
“20世紀90年代CGI特效的普及，讓《終結者2》《侏羅紀公園》打開了全新敘事空間；2010年前后，流媒體顛覆了DVD、電視網的分發機制，讓內容變得‘隨需即播’。”
而今天，我們正處于另一個轉折點的邊緣：虛擬拍攝、AI輔助制作、跨模態敘事系統正在重新定義“電影生產”的邊界。
“你看《曼達洛人》的LED虛擬背景、《阿凡達2》的實時動作捕捉、OpenAI Sora合成影像技術，所有這些技術都在解構傳統制作流程。”
但Jonas Hu強調，技術變革不是自動發生的，它需要一套新的“內容創意-制作工具-平臺傳播”的生產范式。
“這也是為什么這段時間格外混亂。舊模式已崩，新模式未立。”
他將當下比喻為“深蹲”，是力量儲備、結構重組、邊界探索的過程。在他眼中，真正能夠抓住這波新范式紅利的創作者與投資者，應該同時理解影像語言、數字技術與市場結構。
“你不能只是個‘拍電影的’，你得是一個理解合成圖像、算法敘事、社交傳播的新型創作者。”
后記：行業尚在下沉，變量尚未顯現
采訪結束前，Jonas Hu望向窗外灰蒙的天空。
“很多人說‘春天總會來’，但老實講，電影行業的春天不是自然氣候，是結構變量疊加的結果。”
他仍在觀察那個變量何時浮現：是一次工業標準革新？是一次全球文化需求的突變？還是一個AI影像產品的橫空出世？
“對我來說，現在最重要的不是投資哪個項目，而是理解哪個技術節點、哪個觀眾行為、哪個敘事結構，能夠真正替代當前已經耗盡的生產范式。”
他沉默了一會，補上一句：“如果那天真的來了，我希望我還在這個行業里。”
（本文來源：中國網娛樂。本網轉發此文章，旨在為讀者提供更多信息資訊，所涉內容不構成投資、消費建議。對文章事實有疑問，請與有關方核實或與本網聯系。文章觀點非本網觀點，僅供讀者參考。）
2025年春季，全球電影市場正處于罕見的雙重“寒潮”。一方面，中國電影票房持續低迷，類型創新乏力；另一方面，好萊塢這個百年影像工業引擎也顯露疲態，產能下滑，觀眾熱情減退，平臺訂閱見頂。一時間，關于“電影是否已死”的聲音不絕于耳。
但在紐約曼哈頓的一間辦公室里，好萊塢電影投資人、閃梭國際創始人兼CEO Jonas Hu卻持有完全不同的視角，在系統性焦慮中，尋找好萊塢的未來變量。
“這不是終結，而是一次深蹲——一次伴隨結構重構和技術革新的臨界狀態，”Jonas Hu說。他出身投資人，早年曾擔任影視基金管理人，后投身獨立電影制作，主導投資與制作的多部作品累計票房超過5億美元，并在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實現同步發行，也涉足影視融資、海外發行等領域。他觀察這個行業的角度既冷靜，也充滿系統化思維。Jonas Hu結合自身經驗，對當前好萊塢危機背后的四大深層邏輯進行了分析。
“政治正確”正在重塑創作激勵機制
“我們在談論創作自由時，往往忽略了資源的分配邏輯。”Jonas Hu指出。
他提到近年好萊塢在選題、選角、營銷中高度重視“政治正確”的表現，例如迪士尼的真人版《小美人魚》、Netflix多部聚焦邊緣群體的原創劇集，以及奧斯卡獎項對“少數族裔議題”的傾斜。
“這并不是簡單的文化平權，它已經演化為一種制度化偏好。”Jonas Hu解釋道。在投資決策環節，如果一個項目能夠觸及少數族裔、性別議題，它獲得基金、平臺、獎項支持的概率顯著提升。
“對制片人而言，如果拍一部關于有色人種的劇情片，能更容易拿到制作補助或進入獎項評審體系，為什么不做？對演員來說，如果參演一部代表群體聲音的影片，就可能獲得更多可見性，這是職業發展的理性選擇。”
在Jonas Hu看來，這并不是個體的錯，而是整個系統在強化一種“安全創作路徑”，這種路徑不一定追求觀眾體驗或藝術張力，而是優先服務于價值表達。
“這種模式并非不可取，但當它主導了大部分中型制作項目的資源傾斜，創意生態就會逐漸趨同，觀眾也會產生審美疲勞。”他說。
工會力量膨脹，創作彈性嚴重受限
2023年的WGA和SAG-AFTRA罷工，讓好萊塢的“剛性成本”問題徹底浮出水面。
“我們要理解，美國的影視工業體系曾經是全球效率最高的協作系統之一。工會存在的初衷是保護創作者，但當它們的博弈方式逐漸脫離市場規律，系統就開始變得脆弱。”Jonas Hu說。
在他看來，這一輪工會罷工不只是談判本身的問題，更暴露了當代影視工業在制度層面缺乏彈性：工會成員的片酬水準、工時限制、福利保障不斷提升，使得每一部中大型項目的固定成本呈指數級上升。
“一個攝影指導，如果是工會成員，費用可能是非工會人員的兩倍以上，而且不能加班。你知道這在拍片現場意味著什么嗎？我們一組燈架沒架好就得收工，哪怕你設備租金是一小時兩萬美金。”
他補充道，在好萊塢制度里，一旦發生糾紛或工作中斷，往往不僅僅是延誤，還可能觸發法律條款、保險機制、資金凍結等一系列連鎖反應。
“對投資人來說，這就是系統性風險，不是某一筆預算可以化解的。”
“IP續集癮”成為系統慣性，原創項目難以生存
“如果你拿一個原創劇本去流媒體平臺Pitch，對方可能根本不看。如果你拿的是一個有過三部曲的老IP，就可以直接簽意向函。”
Jonas Hu坦言，在目前的融資環境中，IP邏輯幾乎主導了好萊塢的內容分發和投資體系。無論是漫威、DC，還是《星球大戰》《速度與激情》，這些品牌成為平臺、影院和觀眾的“默認選擇”。
“這不怪投資人。我們只是適應游戲規則的人。”
但問題在于，這種“續集驅動”的內容生態正在快速消耗觀眾的耐心與興趣。
“觀眾是聰明的。當他們每年看到同一套英雄模板、同一種結構、同一種高潮設計時，他們的反應就是：我可以不看。”
2024年暑期檔的預售數據印證了這一點：即便大片云集，依舊缺乏票房爆點。《銀翼殺手》《教父》《阿甘正傳》那種“原創即高峰”的時代，似乎一去不復返。
“技術范式切換”才是根本變量
在Jonas Hu看來，好萊塢當前的“低谷”并不特殊，歷史上這種技術前夜的混亂曾反復出現。
“20世紀90年代CGI特效的普及，讓《終結者2》《侏羅紀公園》打開了全新敘事空間；2010年前后，流媒體顛覆了DVD、電視網的分發機制，讓內容變得‘隨需即播’。”
而今天，我們正處于另一個轉折點的邊緣：虛擬拍攝、AI輔助制作、跨模態敘事系統正在重新定義“電影生產”的邊界。
“你看《曼達洛人》的LED虛擬背景、《阿凡達2》的實時動作捕捉、OpenAI Sora合成影像技術，所有這些技術都在解構傳統制作流程。”
但Jonas Hu強調，技術變革不是自動發生的，它需要一套新的“內容創意-制作工具-平臺傳播”的生產范式。
“這也是為什么這段時間格外混亂。舊模式已崩，新模式未立。”
他將當下比喻為“深蹲”，是力量儲備、結構重組、邊界探索的過程。在他眼中，真正能夠抓住這波新范式紅利的創作者與投資者，應該同時理解影像語言、數字技術與市場結構。
“你不能只是個‘拍電影的’，你得是一個理解合成圖像、算法敘事、社交傳播的新型創作者。”
后記：行業尚在下沉，變量尚未顯現
采訪結束前，Jonas Hu望向窗外灰蒙的天空。
“很多人說‘春天總會來’，但老實講，電影行業的春天不是自然氣候，是結構變量疊加的結果。”
他仍在觀察那個變量何時浮現：是一次工業標準革新？是一次全球文化需求的突變？還是一個AI影像產品的橫空出世？
“對我來說，現在最重要的不是投資哪個項目，而是理解哪個技術節點、哪個觀眾行為、哪個敘事結構，能夠真正替代當前已經耗盡的生產范式。”
他沉默了一會，補上一句：“如果那天真的來了，我希望我還在這個行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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