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王峰 北京報道 北京家長劉瑩（化名）的孩子最近升入小學一年級，她發現，孩子的書包好輕。開學第一天，孩子拿回了新書，只有幾科的課本和一本字典。
幾年前劉瑩的大女兒讀小學時，劉瑩提前幾天到校領了一大摞新書回家，除了課本，還有每科配套的練習冊、習題集。
“書包變輕最大的好處是，孩子可以每天自己背書包上下學。大女兒上小學時，書包足有十幾斤重，孩子根本背不動，只能由家長代勞。” 劉瑩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孩子的書包變輕背后，是教育部今年5月開展基礎教育規范管理提升年行動，發布16條負面清單，其中包括嚴禁違規征訂教輔，或以任何形式強迫、誘導學生通過指定渠道購買教輔材料等。
近期，各地下發新學期教輔進校政策，有的嚴格執行“一科一輔”，有的不再統一訂購任何教輔。消息傳來，教師、家長的反響兩極分化，有的高興且贊成，認為學生減負落到了實處，也有不解甚至反對，認為會影響正常教學。
事實上，教輔治理不是“一刀切”地禁止學生購買、使用教輔，其具有鮮明的指向：斬斷教輔統一訂購黑色利益鏈。
這次教輔治理，與以往的治理有很大不同，不僅做“減法”，還要做“加法”，在減輕學生學業、經濟負擔的同時，推動課堂內外提質增效。
“盲目做題有什么用”
變化非常明顯。
“大女兒上小學時，學校雖然發了習題集，但是老師并不布置里面的作業，買回來就放在家里，學生愛做不做。” 劉瑩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每個學期還會給家長發送訂閱期刊報紙的鏈接，訂閱的雜志孩子從來都不拆封。”
她的女兒今年已升入初中，發的新書明顯“瘦身”，除了課本，就只有每科配套的同步練習冊。
劉瑩很歡迎這樣的變化。“學校每天發的紙質作業是足質足量的，再發不配套的、多余的練習冊，只會讓學生盲目刷題、徒增焦慮。”
但在有的地方，新學期學校只發了課本，沒有發配套的練習冊，這導致了家長的誤讀。一時間，“將全面封殺教輔資料”，“學習失去抓手”等誤讀在家長群中流傳。
有的家長抱怨：“學校不發教輔，但別的地方卻在發，今后孩子在考試時怎么和別人競爭？”還有的學校配套舉措不夠，不發教輔后，每天發一頁電子版習題讓學生自己打印，家長反映“更麻煩了”。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目前各地落實教育部教輔訂購負面清單，舉措大體分為兩類：免費向學生提供配套教輔，但每科只配套一本教輔；停止統一征訂任何教輔材料，只向學生免費提供配套作業本等學習材料。
劉瑩是個80后，她回憶道，自己讀初中時學校沒有征訂過任何教輔，作業是老師自己組卷、油墨印刷的習題。“現在的教輔琳瑯滿目，老師可以隨意布置，有的非作業的練習冊甚至都不給批改，如此盲目做題有什么用？”
家長中間既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教師同樣如此。
“全面取消同步練習冊之后，有的老師明確表示治理方法過激，這讓以往過于依賴各類教輔布置作業的老師有點無所適從，短時間內難以提高校本作業設計能力，通過微信布置電子版教輔作業的現象有所抬頭。家長只好自掏腰包購買教輔，由于不會挑選，只好多買一點，反而加重了負擔。”中部某省一名地級市城區教研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但合肥市一名初中英語老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非常支持教輔治理。“英語學科本來就應該注重聽說練習，沒必要大量刷題，減少統一征訂的教輔，既給學生減負，也給教師減負，更讓教育教學正本清源。”
根治教輔征訂亂象
此次教輔治理，其實算不上“史上最嚴”，只是對既有政策的再次強調。
早在1998年，教育部就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治理中小學亂收費工作的緊急通知》，要求“學校不得向學生強制或變相強制推銷學習用品、出版物或其他物品和商品”。
2001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關于降低中小學教材價格深化教材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的通知》，要求“中小學校不得組織學生購買一切形式的教輔材料”，“發行部門不得向學校發行或搭售教輔材料”。
2015年，教育部等三部門印發《中小學教輔材料管理辦法》，不再“一刀切”禁止教輔進校，而是確立了教輔征訂自愿、“一科一輔”、學校代購不得從中牟利等原則。
此次教輔治理，就是按照該辦法的要求所進行的，留出了學校按照規定自主使用教輔的空間。
今年7月3日，教育部召開全國中小學深化“校園餐”專項整治和開展利用征訂教輔購買校服謀利等問題專項整治推進會。會議指出，根治教輔征訂亂象，重點強化入校全流程管控，推進免費教輔政策落地，深化教育評價體系改革，讓教輔回歸教育本質功能。
何為根治教輔征訂亂象？就是要斬斷教輔征訂黑色利益鏈。
據新華社《半月談》報道，“學校安排一科訂一套，有些老師還會另外增訂，不為教學只為拿回扣；教輔推薦訂購層層加碼，有地方8年間教輔征訂人均費用翻番；教輔材料背后利益深度捆綁，一名教育局一把手落馬牽扯到多所學校，多名教育部門和學校干部職工涉案。”
該報道披露，近期被查處的中部某縣教育局一名教育股長，曾連續4年組織全縣中小學生征訂兩種教輔材料，共收受回扣上百萬元。一名教輔代理商透露，一本教輔材料刨去發行、稅費等成本還剩不到三成收益，其中一到兩成要用來給回扣。
治理的方式可謂鐵腕。教輔進校的前提是要通過省級教輔評議，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多個省份印發的教輔評議細則中，都寫明教輔材料評議全過程應主動接受省紀委監委駐省教育廳紀檢監察組監督。
公開報道顯示，山西某市紀委與教育局成立治“輔”專班，組織1500余名機關、學校干部深入當地學校周邊407家書店明察暗訪，與各縣（區）教育局、市教育行政部門所屬事業單位、市直中小學校一把手逐一談話提醒，組織全市2.76萬名教師簽訂承諾書，給予數十人黨紀政務處分。
但正是因為教輔治理針對的是統一征訂環節，其并不干涉學生自主使用教輔。
近日，某省教育廳發文章辟謠“嚴禁小學教輔材料進校園”，指出“不存在不允許學生個人自帶學習材料進校園問題，學生如學有余力，可根據自己學習需求攜帶自購的相關學習材料到校”。
課堂教學提質增效
此次教輔治理的亮點還在于，不僅做“減法”，還要做“加法”。
“加法”首先在于，學校可以按照規定統一訂購教輔，但鼓勵免費提供，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中國教育報近日報道稱，山西為180余萬名學生提供免費教學資料1200萬冊，節省家庭開支6600余萬元；廣東在珠三角地區實現義務教育教輔全免費，正逐步向全省推廣。劉瑩也告訴記者，孩子配發的同步教輔并不收費。
“加法”還在于，各地利用優化校本作業、自編學習資料等方法，填補減少教輔后的“空白”。
“有些教輔過散、過濫，質量不高，此次教輔治理清理掉不必要的教輔，代之以教研室和學校自研的學習資料，達到減量提質的效果。”上述中部某市城區教研員說。
江西已是第二年嚴禁中小學校向學生推薦、統一征訂或代購任何教輔材料。近日，江西師大附中濱江分校發布致家長的一封信，信中寫道，“我校積極參與區域優質資源共建，由骨干教師共同研發的《校本作業》也將根據教學進度由學校統一印制使用”，“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贛教云等官方平臺提供大量免費、優質的課程資源與學習資料，涵蓋各學段各學科，建議您引導孩子合理使用”。
山西今年4月發布的《中小學教輔材料評議與選用管理實施細則》提出，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和學校開發供學生免費使用的教學輔助資源。
“加法”更在于，通過治理教輔，減少教輔依賴，倒逼學校課堂教學提質增效。
全國工商聯民辦教育出資者商會監事長馬學雷認為，不同程度上存在的教輔依賴癥，其實折射出了課堂教學效能不足、教師個性化作業設計能力有限，以及考試對標準答案的路徑依賴。
上述教研員認為，今后，教師要轉換思路，把作業設計作為課堂提質的關鍵因素，精心布置有深度、開放性的課堂練習。
“基礎教育質量提升，主要依靠高質量的課堂教學、深度啟發的師生互動、項目制教學改革等，教輔只是極其次要的補充。對此，我國基礎教育正采取一套組合拳去應試化，降低對題海戰術和教輔的依賴。” 馬學雷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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