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于2017年與世長辭。在他去世前的一次對談中，鮑曼不無悲哀地說道：“我想讓世界變得更好。如今我一只腳已經跨入墳墓，而世界卻一點兒也沒變好。所以我一生的工作毫無成果。”
聽起來非常悲觀，但這或許只是鮑曼的自謙。其實鮑曼多次強調過，他既不是樂觀主義者，也不是悲觀主義者，而是一個“心懷希望的人”。對他而言，某件事沒成功并不代表這件事不可能，要繼續嘗試、犯錯，不要放棄希望。
是時候重讀鮑曼了。《無法獨處的現代人》一書與我們當下的生活息息相關，從這本書開始，算是一個特別的打開方式。
《無法獨處的現代人》，[英]齊格蒙特·鮑曼著，章艷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定價：69元。（出版社供圖）
重讀流動世界的來信
鮑曼曾應意大利某周刊雜志邀約，為讀者撰寫書信體的專欄文章，2008年到2009年兩年時間共寫了44篇。之后經擴充修訂，這些信于2010年結集成冊。同年，英文原版44 Letters From the Liquid Modern World問世。2013年，首個中文譯本出版。近日，該書又由湖南文藝出版社重譯出版，并將其中一封信的標題“無法獨處的現代人”作為書名，直擊當下人們的心靈。
鮑曼說，這些信來自流動的現代世界，“和所有的液體一樣，這個世界無法靜止不動，無法長時間保持某種形狀”。彼時，正值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席卷世界。
世界繼續流動，永不停歇。自該書出版至今15年間，世界有發展，有危機，有疫情，有戰火，還有AI……這些恰恰構成鮑曼“流動的現代性”的生動注腳。但是，鮑曼書中的“次貸危機”“推特”“Y世代”“豬流感”分別和“金融貿易戰”“抖音”“零零后”“新冠疫情”有什么本質區別？
如今，我們常常會看到這樣的場景，朋友聚餐或是家庭聚餐時，大家在飯桌上各玩各的手機。朋友交談，一旦對話出現令人不悅的跡象，只要拿出手機，刷刷社交媒體或聊幾句微信，甚至只是象征性地劃拉幾下屏幕，就可以馬上置身于人群之外，宣告精神的離席。
但人們并不是真想離席。人是社會性動物，需要聯系、渴望相互理解、希望得到情感支持，這是本能。長期孤寂的生活無疑是對人類的嚴厲懲罰。可在不確定的當下，人們不想再費力追求穩定和持久的關系，也不想再努力適應擁擠人群中面對面交流的困難。虛擬世界則順應了這個需求，它許諾無須過分投入，不必害怕糾纏和束縛，隨時可來，隨時可走。
事實上，人們內心深處總有說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全感。鮑曼精準地指出：“被排斥、被驅逐、被孤立，發現自己被拋棄……在我們這個物質豐富甚至過剩的世界里，這些是最常見的噩夢。”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我們需要與有潛在恐懼的人們“保持聯系，經常聯系，永遠不失去聯系”。鮑曼毫不留情，進一步剖析：“人們真正擔心的不是是否保持聯系，而是需要不斷確認——任何時候，只要有聯系的需要或愿望，能否馬上聯系上。”
“無法獨處”，這是鮑曼對現代人的診斷。“無法獨處”是這樣一種狀態：現實世界中，精神隨時缺席；虛擬世界里，用戶一直在線。隨時在線的誘惑如同“癮品”一般，短暫離開就能造成嚴重的戒斷反應，從而讓人無法享受這種“可以讓你整理思緒，去沉思，去反省，去創造”的美妙狀態。
罪魁禍首是手機嗎？
那么，造成一直在線的罪魁禍首是什么？美國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在其最近出版的新書《焦慮的一代：如何養育手機里泡大的孩子》中指出，造成“焦慮的一代”的罪魁禍首是“手機式設備”——所有既能聯網又能消耗休閑時間的個人電子設備，尤其是擁有無數應用程序的、能夠隨時隨地上網的智能手機。
海特列舉了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四種區別：前者滿足具身性、實時性，溝通主要發生在一對一或一對少數幾個人之間、發生在社群內，且社群有較高準入門檻和退出成本等特點；后者則滿足非具身性、非實時性，大量的一對多交流，社群的準入門檻不高，退出成本極低等特點。手機無疑是使“隨時可聯系”又“隨時可中斷聯系”成為可能的技術基礎。
鮑曼是此狀況的早期關注者。但他認為，把一切壞事歸罪于電子設備，既不公平又很愚蠢，因為“電子設備本身并不創造某種需求，它們充其量是讓一種已經存在的需求更加迫切和顯著，因為它們的存在讓可以滿足這種需求的方法近在咫尺，誘惑難擋，只需要按幾個鍵就可以了”。
鮑曼還讓人警惕事后歸因，并引用一位智者的箴言：“人們學習的只是對祖輩有用的東西，我們只能告訴死人應該怎么生活。”
不是手機，那是什么？流動的世界難辭其咎。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迫使我們隨機應變，洶涌的信息則每天都在爭相吸引我們的注意力。鮑曼犀利地指出：“正是信息本身讓人感覺過于龐大、神秘和野蠻，它似乎已經從認識世界的捷徑變成了認識世界的主要障礙。”
嘈雜的信息讓人困惑，普通人根本無法通過自己的判斷去蕪存菁，但又懼怕自己錯過重要信息。“幸運”的是，我們有能與世界實時聯系的手機……可是，在被過量信息淹沒的現代世界，在一團無序的混亂中，人類怎么可能泰然自若地獨處？
另一種“獨處”
還有另一種“獨處”，也就是鮑曼所說的一種趨勢：“在這個新世界里，人們被期望為社會產生的問題尋找私人的解決方案。”
“現在，人們經常覺得他們的私人生活充滿了一系列陷阱。”這是上世紀5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其經典著作中的開篇之言。米爾斯認為人們需要培養一種幫助他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的心智品質，即如今已被廣泛接受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借由這種想象力，我們可以窺見所謂的“私人問題”與“公共問題”的關系，以及社會結構和歷史背景之間的關系。
幾十年后的今天，陷阱并沒有變少——或許只是更加隱蔽。
但事情有了變化。鮑曼警醒而深刻地指出，由于現代世界的流動性和不可預測性，社會問題逐漸變得“個體化”。人們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結構性的社會問題，即使這些問題并不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在信息泛濫而決堤的時代，每個人被迫獨自漂流，單槍匹馬應對生活的挑戰，形單影只找尋人生的意義。
社會學的想象力讓我們認識到個人困擾背后的社會根源，但流動的現代性卻試圖讓個體去承擔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責任——這是一個悖論。世界是流動的，問題是流動的，甚至造成它們的原因也是流動的。在這樣一個總是不確定的狀態下，個人方案幾乎是不可能的。
這里需要辨明這兩種“獨處”的異同。第一種是“無法獨處”，人被技術拖入永遠在線的詛咒中，喪失了與自己對話的能力。第二種是“被迫獨處”，人被拋向個體化的風險中，不得不獨自承擔結構性困境。這顯示出一種矛盾，我們似乎在最需要獨處的領域渴望連接，又在最需要團結的時刻孤軍奮戰。
但其實二者同源，并指向一個問題的不同維度——現代人與真實的斷裂。前者是與真實自我的斷裂，后者是與真實他者的斷裂。這兩種斷裂又形成循環陷阱，因為害怕面對問題時的孤立無援，我們逃向虛擬的避難所；虛擬慰藉越是便利，我們越是缺乏直面現實困境的勇氣，而這又進一步瓦解了聯結的可能性。
因此，流動的現代性不僅改變了我們與世界的關系，也從根本上重塑了我們與自己的關系。
如何更好地“獨處”？
那么，喪失“獨處”能力的現代人，又如何在不得不“獨處”的困境中更好地生存？鮑曼并沒有明確回答，答案散落在書中的一些信件里，呈現著智者謹慎而堅定的關懷。
首先是社會學的方法。鮑曼認為，社會學意味著把熟悉的東西變得陌生，將陌生的東西變得熟悉。看似熟悉的普通事件“躲在光里”，想要讓它們成為被審視的對象，“必須先將它們擱置一旁，與它們保持一定距離”，隨后，那些平淡無奇的事物就會“變得陌生且令人費解”，而其中隱藏的深刻奧秘則會顯露出來。
你可能有些沮喪，隱約覺得事情有什么不對，但如果你試圖掌控自己的生活，至少應該了解現象背后發生的事情。試著去表達自己珍視的何種價值受到了何種威脅，當這個問題能夠被清晰表述出來時，你就走出了第一步。
其次是命運和性格。鮑曼始終在復述這一主題：“命運給了我們很多選擇，但最后決定選擇什么的是我們的性格。”我們無法掌控命運，也無法逃避選擇，但我們可以為自己的性格負責，承擔自己選擇的代價。
鮑曼用“生活藝術”這一比喻進一步闡述。就像藝術家創造了藝術作品，每個人也都是自己生活的藝術家，注定要親手創造自己的人生，它注定是一件原創的藝術品。在“生活藝術”的隱喻下，“生活藝術家”用來雕刻作品的工具就是他們的性格。平靜接受和被動配合是一種選擇，積極抵制和抗議不公是一種選擇，不做任何選擇也是一種選擇。當人們說“我別無選擇”時，他們的意思是，“這就是我的選擇”。
社會學之思推動我們超越個人視角，“生活藝術”讓我們再次回歸個人視角，關注自身。在另一場對談中，鮑曼敦促我們要努力工作——像園丁種植植物并欣賞開花結果一樣，要有所創造，要嘗試不可能的事，要追求超出自己目前能力范圍的目標，克服看起來不可逾越的障礙，這些都能讓人感到幸福。這可能就是鮑曼留給身處流動現代性中的我們的“獨處”之道。
在最后一封信中，鮑曼重讀對他影響至深的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朝著高處努力攀登本身就足以使人內心充實”，這一行動宣言仍擲地有聲。最終鮑曼反問：“加繆真的已經在50年前去世了嗎？”
一如與本書的邂逅，開啟了與你的對話，回應了你的情感和需求，讓你看到徘徊在這些信件間的“自由的幽靈”，難道你不會發出類似的反問：“鮑曼真的已經在8年前去世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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