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確實感覺競爭很大,做柔性可穿戴超聲器件研究的團隊越來越多了。”受訪時,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教授徐升感嘆道。
隨即,他話鋒一轉:“但我們思來想去,還是覺得應該把實驗的所有細節都公開,這樣才能吸引更多人來到這個領域,一起把這件事做大做強。長遠來看,是一件好事。”
近幾年,徐升的名字頻頻和柔性可穿戴超聲器件“綁定”在一起,高水平論文接連上線。而他的課題組的一個特點是——論文往往篇幅非常長,實驗數據、操作細節、背景補充……事無巨細地在補充材料中呈現。
因為在他看來,和同行的學術交流分享對推動本領域發展十分重要,發表論文是一個重要渠道,參加學術會議同樣如此。
今年十月底,徐升即將再次來到上海參加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分享團隊在柔性可穿戴超聲器件方面的最新進展。
轉變方向,但始終關注大問題
2015年組建實驗室時,徐升主要關注基礎功能材料生長和制備。但慢慢地,他的研究方向變成了器件加工和用于健康監測和人機接口的生物集成電子設備。到現在,課題組超過70%的精力都放在了柔性可穿戴超聲器件上。
“我捫心自問,還是想做一些基礎研究。但這些年不得不把課題組‘掰’成一個聚集應用研究的團隊。”徐升坦言,“這個轉變,我認為是被動的。從社會需求、基金導向的角度來說,要讓課題組‘活下去’,我們不得不順勢而為。”
不過,無論方向如何變化,徐升課題組的宗旨從未改變——從大處著眼,專注于解決大問題。
堅持這點并不容易。徐升過去開展的眾多工作,無一不是靠時間和人力“堆”出來的。這也可以從他的論文中看出——多個團隊合作完成、數據詳實、補充說明上百頁。
“我們運氣很好,不少大問題最后有了不錯的‘歸宿’。”徐升說道。
柔性可穿戴超聲設備正是其中之一。早在本世紀初,就有學者提出了可穿戴超聲設備的設想,但由于違背了一些傳統的成像原理,這個方向逐步被淡忘了。徐升團隊開展的系列工作,則證實了該設想的可行性,讓“大家重新對這個領域燃起了希望”。
簡而言之,徐升團隊開發的柔性可穿戴超聲設備具有完全集成、超聲、移動三大特點。他們將醫院診斷設備集成到一個不到信用卡大小的貼片上,使用時無需連接電源,用戶“隨穿隨測”。既提升了監測設備便捷性,又滿足了動態連續觀測身體狀態的需求。
此外,柔性可穿戴超聲設備可“直達”皮下17厘米,監測體內深層器官和組織的信息,收集更多細節。而市面上常見的健康監測手環、智能手表等,只能被動獲取皮下幾毫米小血管的跳動,用以推斷血壓或心率。
“可穿戴超聲設備領域是一個‘金礦’,應用潛力非常大。”徐升說道。這既體現在基金申請上,也體現在論文上線后的反響上——經常會有學術界和產業界的專家專程聯系徐升,甚至到實驗室實地體驗,探討后續合作機會。
創業5年,卻自稱“小學生”
2018年9月,徐升團隊關于“可貼合人體的柔性超聲血壓計”的成果,以封面論文的形式發表于《自然-生物醫學工程》。
很快,徐升收到了數百封“讀者來信”。郵件來自全球各地,卻有著相似的主題——技術商業化程度如何、這款血壓計是否可以出售,以及商討合作。
徐升意識到,這是一個有廣闊應用前景的“藍海”產業。于是,他決定開個公司。
之所以選擇自己創業,某種程度上是受到了他的博士后導師、美國西北大學教授約翰·羅杰斯的影響。“除了科研和管理事務,他參與創立了十幾個初創公司。”徐升說道。
更重要的,是希望讓自己的研究真正產生影響力。在徐升看來,自己開公司可以加速技術變為產品的進程,最終讓更多人受益,證明這項工作的價值。
經過近兩年的籌備,2020年,名為Softsonics(意為“柔性超速”)的公司正式成立。“創業和科研需要的‘skill set’完全不同,其中有很多‘know how’,課本里根本學不到,只能通過和有經驗的人溝通交流。”徐升形容自己是“創業方面的小學生”。5年來,徐升一邊摸著石頭過河,搞明白實驗室成果到產品上市之間的“彎彎繞繞”;一邊四處“取經”,學習創業和管理知識。
這些努力沒有白費。目前,這家公司已初具規模,且柔性超聲血壓計產品已積累了200多例病人的臨床數據。當前,徐升的運營策略是穩扎穩打走好每一步。公司短期目標是申請FDA510K認證,后續再考慮融資、產品上市等事項。
更讓徐升欣喜的是整個行業的發展。“據我所知,目前全世界有二三十個課題組在做可穿戴超聲設備,此外,有三四十家公司也在此領域有布局,發展速度很可觀。”徐升說道。
在這些科學家和企業家的共同推動下,可穿戴超聲技術正在推動醫療診斷從“醫院-設備-醫生”模式向“家庭-個人-智能”模式轉變。正如徐升在近期發表于《自然綜述-生物工程》的綜述中所說:“未來隨著可穿戴超聲技術與人工智能、柔性電子等技術進一步融合,有望開啟‘無感監測、自動干預、精準治療’的智慧醫療新紀元。”
一份實驗報告,改寫了他的科研人生
無論是做科研還是創業,徐升秉持著同樣的理念——要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獨屬于自己的痕跡。
“我的父親很早就離開我了,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很大。”徐升的聲音低了下來。他還沒來得及問父親這一生過得快不快樂,生命走到盡頭時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后來的很長時間里,徐升一直在思考“to be or not to be”這個永恒命題。
“曾經我以為我想明白了,人生的意義無非是兩個——過程和結局。所謂過程,就是要讓自己快樂,去做想做的事情;所謂結局,就是死后留下的‘遺產’。”徐升解釋,“這里的‘遺產’并不僅僅指錢財,還有能夠為后人留下的精神財富。”
于是,當他站在人生終點去審視當下的自己時,能夠更坦然地去應對工作和生活中的挫折,然后收拾好心情繼續前行。
徐升之所以要在三百六十行中錨定科研這個賽道,則是因為一位大學師兄。
2002年,徐升憑借優異的高考成績進入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他和周圍大多數同學一樣,上課、記筆記、做作業、考試,但“科研”這門課,基本全靠自己悟。
直到他偶然讀到了一個師兄的實驗課報告。二十幾份實驗報告中,師兄條理清晰地記錄了如何觀察并分析實驗現象、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去分析結果,以及如何設計實驗來驗證自己的猜想。
“通過這些實驗報告,我慢慢掌握了一些做科研的技巧。”二十多年過去了,徐升依然記憶猶新,“他比我高兩屆,是那一屆全年級第一,本科就發了4篇一作專業頂刊論文,而且托福、GRE都是滿分。他在學校就是一個傳奇,他的實驗報告默默影響了我們很多同學。”
扇動的蝴蝶翅膀,最終影響了徐升的人生軌跡。而現在,他變成了那個影響其他人的前行者。
對學生,徐升秉持“因材施教”的理念,幫助他們發現自己的優點并加以強化、意識到自己的不足并改進。徐升總是鼓勵學生,沉下心扎扎實實做事,切實解決一些問題,為社會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對同行,他依然堅持把實驗細節在論文中完整呈現的習慣,減少他們重新摸索實驗條件的時間。
對社會,作為可穿戴超聲設備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徐升將繼續在這座“金礦”中深挖,最終推動這個領域和醫療診斷行業的發展。
下個月,徐升即將加入美國斯坦福大學醫學院任終身正教授、首任新興技術項目主任,開啟人生的新階段,而他仍在思考接下來的路。
“我想,作為科研人員,我的‘遺產’,就是發表過的每一篇論文、為解決實際問題付出過的努力、為某個學科領域發展所盡的一份力。”徐升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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