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青島的天空，銀色的奧比斯（ORBIS）飛機醫院像一只停駐的巨鳥。會診室內，一位中國醫生指著病例影像與外國專家爭執：“這個角膜內皮細胞必須保留！”面對質疑，他隨即翻開解剖圖冊，用3組扎實的臨床數據，讓對方的表情從輕蔑轉為信服——這場精彩的辯論，使他成為首位受邀登上ORBIS國際眼科飛機醫院講臺的中國醫生。
次年，他被正式聘為ORBIS飛機醫院的首位中國專家。昆明的天空下，銀色機艙手術室里的無影燈聚焦在他指尖——戴著放大鏡的雙手穩如磐石，手術刀劃過0.5毫米厚的角膜時，力度精準得仿佛在雕琢稀世寶玉。當3臺手術圓滿成功時，助手才察覺他額間的汗水已悄然浸濕衣領。那一刻，中國醫生的技藝與擔當，讓世界為之矚目。
這位醫生，就是如今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附屬眼科研究所（山東省眼科研究所）創始人謝立信。今年，正是謝立信從醫執教60周年。從醫一甲子，他親手讓數以萬計的患者重見光明；執教一甲子，他培養的中國眼科后備力量遍布世界各地。
他常說：“手術對醫生是工作，對患者卻關系到一輩子的生活。”83歲的他，依然堅守在臨床一線，手法靈巧——不是因為停不下來，而是不愿停下來。
謝立信
扎根臨床：“一個農民沒有了眼睛，還怎么生活？”
謝立信的科研之路，從未脫離過臨床的土壤。一切研究的源頭，都始于患者的需求。
“一個農民沒有了眼睛，還怎么勞動、怎么生活？”這是年輕時的謝立信在濰坊醫學院工作時，面對大量從農村趕來、因麥芒稻穗劃傷角膜而瀕臨失明的患者發出的感慨。這個樸素的問題，成為他一生奮斗的動力。
1965年，謝立信從山東醫學院畢業，被分配到濰坊醫學院婦產科工作，成為科里唯一的男醫生。當時，許多妊娠并發癥需要通過觀察眼底血管來診斷，根據工作需要，他被科室安排去眼科學習。而這個臨時安排，竟為他打開了通往一片全新天地的大門。
命運的轉折在一次談話后。時任眼科主任十分看好這個年輕、有悟性的小伙，向院領導申請將他調入眼科。面對這個大家公認的好機會時，謝立信沒有獨自決定，他真誠地前往婦產科主任家中征求意見。那天，熱情的主任用一碗溫暖的蓮子八寶粥招待了他，言語間不但沒有絲毫阻攔，而且充滿了對年輕人前程的期許與鼓勵：“婦產科雖然需要你，但我感覺你更適合眼科……”主任坦誠而無私的話語，讓謝立信感念至今。從此，他懷揣著兩位前輩的賞識與囑托，正式踏入眼科，將全部精力奉獻給為患者追尋光明的事業。
1975年，謝立信創建了濰坊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將角膜病防治作為主攻方向。科研條件極為簡陋，連人體眼球練習都不具備，但他沒有絲毫氣餒，衛生紙、薄膠皮都是他的“練兵場”，隨時練習顯微縫合，技藝在一個個夜以繼日中逐漸精進。
當發現角膜移植供體嚴重短缺時，謝立信又下決心研發出中國人用得起的角膜保存液。
1981年，在濰坊醫學院簡陋的實驗環境中，謝立信成功研制出“人臍帶血清角膜活性保存液”，效果達到國際通用產品水平，價格僅為進口產品的1/5。這一突破，為中國成千上萬的角膜盲患者帶來重見光明的希望。這一刻，他感到自己終于是一名合格的眼科醫生了。
1983年，美國國際眼科手術隊到濰坊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進行學術交流，專程觀摩了謝立信的角膜移植手術。觀摩結束，團隊成員Hook博士驚嘆：“他做角膜移植手術時精湛的技巧、優美的操作簡直讓人入迷，就像在欣賞一位東方藝術大師的雕刻和繪畫。”
1983年，美國醫療手術隊在濰坊觀摩謝立信手術
架橋之路：“中國來的天才”帶來中國光明“視界”
在與國外眼科同行的交流中，謝立信產生了外出學習交流的想法。語言成了他的第一個“關口”。于是，他立刻報名了濰坊醫學院首批英語掃盲班。這位勤奮的學生把家里變成了英語角——鍋碗瓢盆上都貼滿了單詞標簽，天天看著，嘴里念著，英語突飛猛進。
1987年，謝立信獲得了美國國家防盲研究會的防盲獎學金，懷揣400美元遠渡重洋，前往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眼科中心，成為世界頂尖角膜病專家Kaufman教授的第一個中國學生。
真正身處國際先進的眼科實驗室，他才深切感受到中美眼科發展的巨大差距。“相當于，外國醫生用的是‘洋槍洋炮’，中國醫生用的是‘大刀長矛’。”謝立信說，“為了祖國，我必須如饑似渴地學習。”謝立信幾乎拋棄了所有的休息時間，拼命三郎似的學習各類先進技術。
遠在異國他鄉，一名中國學生要獲得認同談何容易？憑借著出色的科研實力，謝立信卻做到了這一點。短短一年半時間里，他就發表了5篇論文，其中兩篇被推選到“世界視覺和眼科年會”上交流。實驗室里，他也從研究人員的最低級別做到了“小老板”，可以自由安排新同事的工作。《佛羅里達州報》頭版頭條大篇幅報道了他在美國取得的研究成就，他更被美國同事尊稱為“中國來的天才”，一切如魚得水。
1987年，謝立信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眼科中心做角膜病研究
然而，做了近兩年科學研究后，謝立信跟導師說：“我必須回國了。”那時候，回到濰坊醫學院，他的工資僅僅只有100元人民幣，約合20多美元，相當于一頓美國快餐餐費。
原來，某天在閱讀《紐約時報》時，謝立信無意間看到了一條山東招聘人才的消息。他的心中涌起萬丈波瀾。他當即提筆致信山東省政府，抒發報效桑梓的赤誠之心。這封越洋來信得到了高度重視，一封滿載祖國與家鄉殷切期盼的回信，更加堅定了他學成歸國、貢獻所學的志向。
在與謝立信深談后，導師Kaufman被他深沉的家國情懷所打動，他格外鄭重地對謝立信說：“實驗室的器材試劑，你想要的都可以帶走！”1988年底，謝立信帶著滿滿的科研物資和一顆拳拳報國之心飛回了祖國的懷抱。
上世紀90年代初，受限于“必須等白內障熟透”的陳舊觀念和傳統大切口手術的創傷，中國無數的白內障患者大多在漫長等待與模糊視野中掙扎，在通往光明的路上步履維艱。
直到1993年，謝立信在國內率先引進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超聲乳化白內障聯合人工晶體植入術，才徹底改變了這一局面。他帶來的不僅是一種微創絕技，更是一種“早治療、早光明”的新理念，為無數在黑暗中等待的患者點亮了清晰世界的曙光。
這項技術打破了傳統治療觀念，一改傳統的注射麻醉、切口大等術式，將手術的并發癥降到最低，使患者的痛苦降到最小；人工晶體的應用，更避免了術后佩戴無晶體眼鏡及角膜接觸鏡的缺點或不足，使患者的術后視力及視野恢復到正常。
謝立信在門診為患者解釋病情
謝立信的貢獻有多大？根據中華醫學會眼科學分會統計，我國60至89歲人群白內障發病率約80%。2025年，我國百萬人口白內障手術率已突破3500，在30年間上漲了40多倍。這一巨大成就的起點，正是源于謝立信當年為中國白內障治療帶來的第一縷破曉之光。
在兒童白內障領域，手術往往因為患者眼部結構特殊、并發癥多而被視為難以攀登的“險峰”。面對傳統兒童白內障術后后囊膜渾濁的發生率高達100%的現實問題，謝立信創造性地將25G玻璃體切割系統應用于嬰幼兒白內障手術，使后發性白內障發生率由100%下降至2%以下，人工晶體囊袋植入率提升至99%以上。他系統總結成果，于2014年出版專著《兒童白內障學》，為該學科發展樹立了重要里程碑。
謝立信的手術技術精湛，5至7分鐘就能完成一臺白內障手術，一下午能做20多臺。至今，他親手讓數以萬計的患者重見光明，年齡最小的僅3個月，最大的104歲。
2015年謝立信主刀完成全球首例生物工程角膜移植手術
在屈光手術領域，謝立信同樣是位前瞻的開拓者。他不僅在我國首次應用角膜層間切除術為高度近視患者成功矯治，開創了亞洲地區該技術的先河，更隨后率先開展PRK、LASIK等激光手術，并針對遠視、角膜表層鏡術及術后散光等難題展開系列治療，持續推動中國屈光手術事業的發展與進步。
“我下決心，外國人能辦到的事情，我們中國人也一定能辦到，我一定要為中國眼科學貢獻全部力量。”這是謝立信早已錨定的人生航向。
2001年12月12日，謝立信迎來了59歲生日。這一天，他也迎來了成功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好消息，而且是當時我國眼科學界唯一的院士。
雙喜臨門的謝立信，卻用14臺手術定義了這一天。他可以慶祝，但患者更需要那柄手術刀；他值得鮮花，卻選擇了消毒水的氣息。這一刻告訴世人：一位醫者的世界再大，中心也永遠是患者；一位學者的境界再高，根基也永遠在臨床！
執教不息：“多教會一個，就少一個失明的人”
“等我老了，所有頭銜都可以不要，只要‘教師’這兩個字就夠了。”謝立信多次說。
在攀登科學高峰的同時，謝立信始終銘記著另一個重要使命——為我國眼科學培養人才。在他看來，科研成果的價值不僅在于發表論文、獲得突破，更在于將其轉化為育人的養分，讓醫學科學的火炬在代際間傳遞。
從美國回來后，謝立信沒有絲毫猶豫——他帶著一名助手、一位護士長、幾包干糧和一顆滾燙的心，直奔蘇州眼科醫療器械廠，舉辦全國顯微手術技術培訓學習班。他一人授課，無償教學。簡陋的會議室里，他既是講師又是示范者。從器械消毒到縫合角度，手把手教給來自27個省市的眼科醫生。
高強度的教學工作讓他的嗓音沙啞了，忙碌的汗水浸透了他身上的白大褂，他卻不知疲倦，因為學員們眼中燃起的光亮讓他覺得渾身是勁。
有人勸他歇一歇，他卻笑著擺擺手：“多教會一個，就少一個失明的人。”
1991年，山東省第一屆眼科顯微手術培訓班
為了給中國眼科培養更多頂尖人才，1997年，謝立信主動申請成為北京大學醫學院的兼職教授。兩年后，一個更強烈的念頭驅使著他：要為中國眼科培養博士層面的接班人，成為博導。
1997年3月，謝立信（中）成為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
“當時山東還沒有眼科博士點和博導。要當，就要到最好的高校去當，讓作用發揮到最大。”謝立信解釋說。
盡管早已是國內眼科的權威學者，謝立信卻像一個虔誠的學生，背著包前往北京大學參加嚴格的考試與答辯。
“做事情要靠實力，首先要有足夠的學術成績，然后靠著辛勤與毅力去做、去創造。如果不夠，也能知道自己哪里不夠。”這份純粹的信念陪伴他一路過關。1999年，謝立信正式成為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同年，他又牽頭青島大學眼科學博士點申請，實現山東該學科博士點零的突破。
在生活上，對待學生，謝立信是無比寬容的慈父。他的學生——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附屬眼科醫院院長、山東省眼科學會會長史偉云回憶：“我剛去青島工作時，工資不高，謝教授將他的鳳凰牌自行車借給我。有一次，我騎車到教授家討論工作，下樓時卻發現車子被偷了。”史偉云嚇得忐忑不安，謝立信卻只是笑著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不要想，好好做實驗”。
然而，在學術和臨床上，謝立信卻像位鐵面判官，對學生的要求近乎嚴苛。他的學生記得：“臨床上的小小失誤會被老師念叨3個月，讓你記一輩子。”
“謝老師常常指著病歷本嚴肅地告誡我們，‘對醫生是一例手術，對患者卻是一輩子的光明’。”這種對醫療質量的極致追求，深深烙印在學生心中。
謝立信在手術室講解病情
學生們總會在清晨的實驗室里看到他的身影，節假日的手術臺旁總有他的足跡，大年三十還在和學生一起養細胞、種病毒；深夜11點的手術室里，他拿手術刀的手依然穩如磐石；每天僅睡4小時，改論文時卻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放過。
“跟著謝老師，總覺得時間不夠用。”學生們嘴上抱怨著“苦日子”，眼里卻閃著光——正是這些被“逼”出來的時光，成了他們日后馳騁國內外醫壇的底氣。
“發展最需要的是人才和團隊，只有具備二者才能取得創新性成果，才具備國際競爭力。”這是謝立信始終秉持的理念。他將人才培養視為事業根基，傾注心血，甘為人梯。
通過言傳身教和無私指導，謝立信為中國眼科界培養了一批中堅力量。
如今，年逾八旬，謝立信的工作節奏依然緊張。每年手術超過數百臺，加上科研、教學，日程排得滿滿當當。女兒心疼地勸他休息，他卻說：“你爸爸一輩子都在做，現在停不下來了。”
他沒有什么更深刻的道理，只是純粹地熱愛他的使命，一心為更多患者送去光明。這種近乎本能的堅守，陪伴他六十年如一日，奮斗不息。
青山滿目，初心如故。
謝立信（左5）與手術室團隊順利完成疑難眼病手術后合影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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