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爭鳴】
作者：彭誠信（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教授）
每一項重大科技應用取得突破前后，均有對其理論上的持續爭論。著名小說《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引發的人與仿生人之間界限的討論雖產生于20世紀，但一直延續至今，其蘊含的法律問題是人工智能究竟是否具備法律人格。這一問題對外是研發與運用人工智能的前提，對內則是確立人工智能權利、義務乃至責任的基礎。圍繞此問題，光明日報理論版近期刊發了多篇文章，充分反映了反對說與支持說之間的爭鳴。但筆者認為，此兩類觀點均有可供商榷之處，即都未能很好地針對不同級別人工智能的特質來分析。在學術討論中，人工智能主要分為弱人工智能和強人工智能，其區別在于自身同人類智慧的距離。這種異質性決定了不同人工智能各自法律人格的有無以及如何具體地賦予，但在判斷時均須遵循法律主體資格的一般要件原理。
人工智能有無法律人格的判準
法律并非當然地把某種自然存在（如自然人）或社會實在（如公司等）認定為法律主體，而是通過一定的條件設置或認可原則來判斷是否以及如何賦予該存在以特定的主體資格。符合條件與認可原則者，即具備法律人格，反之則否。這只能是一種非此即彼的判斷，而不可能存在《有限法律主體：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合理選擇》一文提出的“有限性”這一中間狀態。簡言之，抽象的法律人格是不能附加條件或予以限制的，能夠限制的只能是具體的權利，而非人格（即主體資格）。人工智能這種非自然人的社會存在是否具有法律人格，端賴其能否滿足以下三方面要件。
第一，意志能力要件，即能否把內在思想通過外在行為表達出來。自然人的內在意志往往通過其外在行為表達出來，無論該行為是明示的、默示的，還是沉默的。表征法人意志的則是團體設立成員之間的共同信念，該共同信念便是法人意志能力的外在體現。判斷人工智能有無意志能力的標準在于：決定其發揮具體功能或完成特定任務的算法能否與設計者、生產者等相分離；或者說，人工智能本身能否自主地創設出新的算法或擺脫既有算法的約束。若人工智能仍完全受制于既有算法的束縛，那就難謂它有意志能力；若人工智能可以擺脫既有算法束縛，能夠自主地發揮特定功能，完成某種意志性行為，那就可以說它具有某種程度的意志能力，法律便可以賦予其主體資格，或至少具有這種可能。
第二，物質性要件，即是否擁有從事活動所需的財產或其他必要條件。物質性要件可以是技能或身份，但更多的應該是財產。對于人工智能來說，其物質性要件可謂紛繁多樣，這完全取決于人工智能所要發揮的個體功能及社會功能。但無論如何，擁有財產是人工智能獲得法律人格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要件，因為討論其是否具有法律人格，從最終意義上說還是在追問人工智能能否獨立承擔法律責任，尤其是財產性法律責任。
第三，形式性要件。一個社會存在實體能否成為法律上的人，還取決于其是否符合法律的形式要件要求。法律通過一套認可原則把客觀實在納入法律主體之中，自然人是隨著出生、通過人的存在而具有權利能力的，法人的權利能力則通過特定的認可原則而授予。當下，承認非自然人主體資格的認可原則主要有自由設立、準則設立、行政許可、特許設立、強制設立等五種。主體的認可原則反映著一個國家對非自然人主體賦予法律主體資格的寬嚴松緊程度，其本身就是一種法律價值判斷。
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分級認定
近期刊發的幾篇文章，基本上都不加區分地肯定或否定所有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但依據本文關于人工智能有無法律人格的判準，在現行法下，關于不同級別人工智能有無法律人格的問題，結論并不相同。
第一，部分弱人工智能無法律人格，其應被認定為權利客體，具體表現為物、產品、服務等。在意志能力要件方面，即便是高級弱人工智能的“智能”仍比較固定且單一，其僅能在算法設置的任務范圍內具備某種超出人類的“智能”。《人工智能成為法律主體不存在理論障礙》一文在論證人工智能具備法律人格時指出，“人工智能的自動化決策，是人類所‘投喂’大數據與計算機程序共同合力形成的結果，兩者均是人類智性的延續與‘放任’”，恰恰證明了弱人工智能難以產生自由意志。在物質性要件方面，《有限法律主體：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合理選擇》一文雖主張“法律應當為人工智能創設特殊的責任承擔的機制，在一定限度內以自己的財產獨立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但當下還難以看到人工智能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迄今也還沒有出現責令人工智能獨立承擔或與他人共同承擔侵權損害賠償等法律責任的案例。即便人工智能發展的未來是讓其獨立或與其他主體共同承擔責任，但至今仍還沒有找到為人工智能注入“第一桶金”的現實路徑。在形式要件方面，法律通過何種形式來認定弱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目前尚無制定法依據。因此，弱人工智能在現階段原則上被認定為權利客體更妥。此做法并不妨礙區分具體情形解決其致害責任的分配問題。如自動駕駛汽車致害時，可能發生產品責任（民法典第1203條）與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條）的競合。
其二，高級人工智能（包括強人工智能及部分高級弱人工智能）在特定條件下有可能被賦予法律人格。《破除人工智能成為法律主體的臆想》一文指出，“人工智能系統的‘決策’基于大量的數據處理和模式識別，但這些‘決策’并不涉及自主的理性判斷”。但人工智能因其學習能力而在某些領域的應用已經超越人類的技術現實，顯然不同于人類既有的科技進步。其導致的結果是，人工智能不再僅僅是工具，而是將“主體—客體”間單向的服務變為雙向的交流，因而具備一定的自主性。這一根本性的變革，促使人類在制度設計時須將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及其帶來的不可預測性納入考慮范圍。若出現需要對特定的人工智能予以保護或使其承擔責任的具體情形，可將其擴張解釋為法律主體。民法典第128條規定：“法律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婦女、消費者等的民事權利保護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其立法目的在于保護該條列舉和未經列舉群體的民事權益，基于此，該條之“等”可認定為“等外等”，即在條文的列舉之外，還包括有待特別保護的其他群體。在現階段，司法實踐可將人工智能擴張解釋進該條的“等”字，適用該條對人工智能施加保護。
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未來設想
人工智能是否具備法律人格不能一概而論，僅通過擴張解釋將部分人工智能納入法律主體行列，尚屬權宜之計。對于確有必要賦予法律人格的人工智能而言，未來可以采取準則主義（含登記）使之獲得國家認可。此模式的合理性，一方面是有利于國家對弱人工智能尤其是高級弱人工智能進入社會實施更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國際標準正在確立并不斷完善，技術標準的確立為人工智能之分級和設立準則的確立提供了依據。法人登記制度亦為人工智能登記提供了借鑒。
若未來采用準則主義肯認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尚需進一步明確其取得主體地位的實質性要件。在意志能力認定方面，人工智能意志能力的認定原則是其本身至少能夠適度擺脫固有算法的束縛，形成一定程度的自主學習與創造能力。這就需要結合國家或者特定國際組織有關人工智能的認定標準，尤其是建立在對人工智能具體智能分級的基礎上。在物質性要件方面，人工智能應該擁有一定的財產。對于其初始財產來源，當下有兩種方式可供參考：一是為人工智能強制投保責任保險。保險在現代交通事故賠償中的作用已經過實踐驗證，人工智能保險是解決人工智能財產責任承擔問題的現實選擇。二是設立人工智能儲備基金。對于那些不太可能造成重大生命和財產損失的人工智能（如Siri、人工智能家庭管家等），有學者建議應對購買人加收責任附加費以創立責任基金。如此，便可解決《人工智能不應成為法律主體》一文提及的人工智能因無獨立財產從而不具備責任能力的問題。
面對各類人工智能的社會存在樣態、是否準許特定種類人工智能的存在、存在后如何規制其行為以及相關法律爭議如何解決等問題，《破除人工智能成為法律主體的臆想》一文主張的“在現有法律體系下解釋和完善法律”誠然是一種可選方案。但是，作為一個大國，尤其是將發展人工智能列為國家戰略的大國，應在人工智能立法方面做出率先嘗試，從而可更為有效地引導人工智能的良性發展。基于此，我國極有必要制定“人工智能法”，立法目標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倫理委員會，確保倫理道德關系不受破壞；建立全流程監管體系，確保從研究到應用的負面效應可控；確定寬容審慎的監管原則、明晰法律責任制度；建立國家層級的人工智能公共專利池，加速技術成果商業轉化速度與競爭優勢等。其中也有必要對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問題做出回應。
總之，人工智能發展能否實現《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中“賦能人類社會發展”的壯志，必須回答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的重大爭議。主體制度本身是一種價值判斷，是否賦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在根源上取決于如何平衡開發者、制造商、所有者、使用者以及第三人（受害人）等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始終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本質為智慧工具，即使人工智能具有自我意志也無法改變其服務社會與自然人類發展的屬性。無論是否賦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或者賦予人工智能何種法律人格，其目的或目標都應是關心與關愛自然人類及自然生態的健康發展與成長。否則，一切討論既無法律意義，也無倫理價值。
【學術爭鳴】
作者：彭誠信（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教授）
每一項重大科技應用取得突破前后，均有對其理論上的持續爭論。著名小說《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引發的人與仿生人之間界限的討論雖產生于20世紀，但一直延續至今，其蘊含的法律問題是人工智能究竟是否具備法律人格。這一問題對外是研發與運用人工智能的前提，對內則是確立人工智能權利、義務乃至責任的基礎。圍繞此問題，光明日報理論版近期刊發了多篇文章，充分反映了反對說與支持說之間的爭鳴。但筆者認為，此兩類觀點均有可供商榷之處，即都未能很好地針對不同級別人工智能的特質來分析。在學術討論中，人工智能主要分為弱人工智能和強人工智能，其區別在于自身同人類智慧的距離。這種異質性決定了不同人工智能各自法律人格的有無以及如何具體地賦予，但在判斷時均須遵循法律主體資格的一般要件原理。
人工智能有無法律人格的判準
法律并非當然地把某種自然存在（如自然人）或社會實在（如公司等）認定為法律主體，而是通過一定的條件設置或認可原則來判斷是否以及如何賦予該存在以特定的主體資格。符合條件與認可原則者，即具備法律人格，反之則否。這只能是一種非此即彼的判斷，而不可能存在《有限法律主體：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合理選擇》一文提出的“有限性”這一中間狀態。簡言之，抽象的法律人格是不能附加條件或予以限制的，能夠限制的只能是具體的權利，而非人格（即主體資格）。人工智能這種非自然人的社會存在是否具有法律人格，端賴其能否滿足以下三方面要件。
第一，意志能力要件，即能否把內在思想通過外在行為表達出來。自然人的內在意志往往通過其外在行為表達出來，無論該行為是明示的、默示的，還是沉默的。表征法人意志的則是團體設立成員之間的共同信念，該共同信念便是法人意志能力的外在體現。判斷人工智能有無意志能力的標準在于：決定其發揮具體功能或完成特定任務的算法能否與設計者、生產者等相分離；或者說，人工智能本身能否自主地創設出新的算法或擺脫既有算法的約束。若人工智能仍完全受制于既有算法的束縛，那就難謂它有意志能力；若人工智能可以擺脫既有算法束縛，能夠自主地發揮特定功能，完成某種意志性行為，那就可以說它具有某種程度的意志能力，法律便可以賦予其主體資格，或至少具有這種可能。
第二，物質性要件，即是否擁有從事活動所需的財產或其他必要條件。物質性要件可以是技能或身份，但更多的應該是財產。對于人工智能來說，其物質性要件可謂紛繁多樣，這完全取決于人工智能所要發揮的個體功能及社會功能。但無論如何，擁有財產是人工智能獲得法律人格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要件，因為討論其是否具有法律人格，從最終意義上說還是在追問人工智能能否獨立承擔法律責任，尤其是財產性法律責任。
第三，形式性要件。一個社會存在實體能否成為法律上的人，還取決于其是否符合法律的形式要件要求。法律通過一套認可原則把客觀實在納入法律主體之中，自然人是隨著出生、通過人的存在而具有權利能力的，法人的權利能力則通過特定的認可原則而授予。當下，承認非自然人主體資格的認可原則主要有自由設立、準則設立、行政許可、特許設立、強制設立等五種。主體的認可原則反映著一個國家對非自然人主體賦予法律主體資格的寬嚴松緊程度，其本身就是一種法律價值判斷。
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分級認定
近期刊發的幾篇文章，基本上都不加區分地肯定或否定所有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但依據本文關于人工智能有無法律人格的判準，在現行法下，關于不同級別人工智能有無法律人格的問題，結論并不相同。
第一，部分弱人工智能無法律人格，其應被認定為權利客體，具體表現為物、產品、服務等。在意志能力要件方面，即便是高級弱人工智能的“智能”仍比較固定且單一，其僅能在算法設置的任務范圍內具備某種超出人類的“智能”。《人工智能成為法律主體不存在理論障礙》一文在論證人工智能具備法律人格時指出，“人工智能的自動化決策，是人類所‘投喂’大數據與計算機程序共同合力形成的結果，兩者均是人類智性的延續與‘放任’”，恰恰證明了弱人工智能難以產生自由意志。在物質性要件方面，《有限法律主體：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合理選擇》一文雖主張“法律應當為人工智能創設特殊的責任承擔的機制，在一定限度內以自己的財產獨立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但當下還難以看到人工智能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迄今也還沒有出現責令人工智能獨立承擔或與他人共同承擔侵權損害賠償等法律責任的案例。即便人工智能發展的未來是讓其獨立或與其他主體共同承擔責任，但至今仍還沒有找到為人工智能注入“第一桶金”的現實路徑。在形式要件方面，法律通過何種形式來認定弱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目前尚無制定法依據。因此，弱人工智能在現階段原則上被認定為權利客體更妥。此做法并不妨礙區分具體情形解決其致害責任的分配問題。如自動駕駛汽車致害時，可能發生產品責任（民法典第1203條）與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條）的競合。
其二，高級人工智能（包括強人工智能及部分高級弱人工智能）在特定條件下有可能被賦予法律人格。《破除人工智能成為法律主體的臆想》一文指出，“人工智能系統的‘決策’基于大量的數據處理和模式識別，但這些‘決策’并不涉及自主的理性判斷”。但人工智能因其學習能力而在某些領域的應用已經超越人類的技術現實，顯然不同于人類既有的科技進步。其導致的結果是，人工智能不再僅僅是工具，而是將“主體—客體”間單向的服務變為雙向的交流，因而具備一定的自主性。這一根本性的變革，促使人類在制度設計時須將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及其帶來的不可預測性納入考慮范圍。若出現需要對特定的人工智能予以保護或使其承擔責任的具體情形，可將其擴張解釋為法律主體。民法典第128條規定：“法律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婦女、消費者等的民事權利保護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其立法目的在于保護該條列舉和未經列舉群體的民事權益，基于此，該條之“等”可認定為“等外等”，即在條文的列舉之外，還包括有待特別保護的其他群體。在現階段，司法實踐可將人工智能擴張解釋進該條的“等”字，適用該條對人工智能施加保護。
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未來設想
人工智能是否具備法律人格不能一概而論，僅通過擴張解釋將部分人工智能納入法律主體行列，尚屬權宜之計。對于確有必要賦予法律人格的人工智能而言，未來可以采取準則主義（含登記）使之獲得國家認可。此模式的合理性，一方面是有利于國家對弱人工智能尤其是高級弱人工智能進入社會實施更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國際標準正在確立并不斷完善，技術標準的確立為人工智能之分級和設立準則的確立提供了依據。法人登記制度亦為人工智能登記提供了借鑒。
若未來采用準則主義肯認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尚需進一步明確其取得主體地位的實質性要件。在意志能力認定方面，人工智能意志能力的認定原則是其本身至少能夠適度擺脫固有算法的束縛，形成一定程度的自主學習與創造能力。這就需要結合國家或者特定國際組織有關人工智能的認定標準，尤其是建立在對人工智能具體智能分級的基礎上。在物質性要件方面，人工智能應該擁有一定的財產。對于其初始財產來源，當下有兩種方式可供參考：一是為人工智能強制投保責任保險。保險在現代交通事故賠償中的作用已經過實踐驗證，人工智能保險是解決人工智能財產責任承擔問題的現實選擇。二是設立人工智能儲備基金。對于那些不太可能造成重大生命和財產損失的人工智能（如Siri、人工智能家庭管家等），有學者建議應對購買人加收責任附加費以創立責任基金。如此，便可解決《人工智能不應成為法律主體》一文提及的人工智能因無獨立財產從而不具備責任能力的問題。
面對各類人工智能的社會存在樣態、是否準許特定種類人工智能的存在、存在后如何規制其行為以及相關法律爭議如何解決等問題，《破除人工智能成為法律主體的臆想》一文主張的“在現有法律體系下解釋和完善法律”誠然是一種可選方案。但是，作為一個大國，尤其是將發展人工智能列為國家戰略的大國，應在人工智能立法方面做出率先嘗試，從而可更為有效地引導人工智能的良性發展。基于此，我國極有必要制定“人工智能法”，立法目標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倫理委員會，確保倫理道德關系不受破壞；建立全流程監管體系，確保從研究到應用的負面效應可控；確定寬容審慎的監管原則、明晰法律責任制度；建立國家層級的人工智能公共專利池，加速技術成果商業轉化速度與競爭優勢等。其中也有必要對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問題做出回應。
總之，人工智能發展能否實現《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中“賦能人類社會發展”的壯志，必須回答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的重大爭議。主體制度本身是一種價值判斷，是否賦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在根源上取決于如何平衡開發者、制造商、所有者、使用者以及第三人（受害人）等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始終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本質為智慧工具，即使人工智能具有自我意志也無法改變其服務社會與自然人類發展的屬性。無論是否賦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或者賦予人工智能何種法律人格，其目的或目標都應是關心與關愛自然人類及自然生態的健康發展與成長。否則，一切討論既無法律意義，也無倫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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