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貸平臺催收尋求新平衡
走過半年調整過渡期，《關于加強商業銀行互聯網助貸業務管理提升金融服務質效的通知》(以下簡稱“助貸新規”)已于10月1日正式施行。按照要求，作為資方的金融機構要在“白名單”制度下開展助貸業務，24%以下的利率紅線也全面壓降了原本24%―36%高定價業務空間。政策倒逼下，金融機構加速清理合作版圖。結合各機構披露的名單來看，在一眾不同類型的合作機構中，催收服務機構作為貸后管理的核心環節，在“白名單”中占比普遍超過30%。
回歸催收業務本身，在“暴力”“灰色”的標簽下，這一飽受爭議的貸后管理方式同樣幾經調整。而隨著助貸新規對貸款利率的明確調整，助貸產品的利潤空間被大幅壓縮，這一方面倒逼平臺將經營重心徹底前移，通過風控和合理定價優化客群結構，另一方面要求平臺在成本、效率與回款率之間尋找更精細化的平衡點。
侮辱、威脅式催收仍然活躍
“前兩天只是通知你單位領導，現在已經調取了你們公司所有參保人員聯系方式，你所有同事都將會收到你的活體點頭、搖頭視頻，將你騙貸的問題傳遍你單位的每一個角落！直到看到你App結清為止！”10月以來，王茹(化名)已經多次收到類似的催收短信。
在這類短信中，王茹被稱作“騙貸人”“討債人”“躲債人”。除了威脅向其公司同事進行告知外，短信中常用的話術還包括對其父母進行告知、打印其照片和欠款信息張貼在戶籍所在地社區公告欄等。短信中提到的“活體點頭、搖頭視頻”，則是王茹在申請貸款時，在平臺方進行的授權認證環節。
王茹告訴北京商報記者，2023年其在一家網貸平臺借款2萬元，同年底出現逾期。經濟情況好轉后，王茹主動與平臺方協商二次分期還款但遭到拒絕，期間平臺方也未對其進行催收。2025年初，有催收員聯系王茹表示可以按月還款。而王茹發現平臺罰息也一直在疊加上漲，因此提出停止計算罰息，同樣遭到拒絕。
“國慶節假期間，應該是平臺方更換了催收公司，我收到了新的催收短信，威脅說已經查到了我的公司。我給對方打了電話，電話中對方還提到‘不還錢中秋節家里人也別想好過’等。緊接著我的同事便開始頻繁收到我欠款的信息。”王茹無奈道。
據王茹介紹，其最初借款本金2萬元，借款利息為4000元，在償還近萬元后，催收員告知其當前仍需還款近1.8萬元，其中本金約為1.3萬元。粗略計算，王茹該筆借款年化利率接近36%。
值得一提的是，王茹此前已經無法通過該平臺查看還款的具體信息以及貸款合同等，只能通過催收員提供的還款鏈接進行還款，期間王茹多次聯系客服要求查看合同，并對催收公司進行投訴，均未得到解決。
被暴力催收后，王茹將自己遇到的情況在社交平臺進行了發布，很快便引起了更多有同樣遭遇的用戶的注意。他們收到的短信中，同樣充斥著“生活不檢點的老賴”“東躲西藏的老賴”等字樣，并提到會將逾期信息廣泛告知其父母、親人、朋友等。“我們所在的交流群中有幾人因為工作單位被‘曝’，已經被公司辭退了。”王茹表示。
“失聯修復”需用戶授權
結合王茹等用戶的實際情況來看，行業內暴力催收仍然存在。北京商報記者進一步調查發現，催收員大多不會在短信“轟炸”中直接表明身份，更多在于引導用戶將應還金額匯入綁定的還款銀行卡，或是在確認用戶還款意向后，使用不同的電話號碼與用戶進行聯系。而催收員所使用的也多為虛擬號，對于這類暴力催收情況，平臺方往往也會進行否認。
對于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一頭部助貸平臺催收業務負責人羅琪(化名)向北京商報記者解釋稱，這類暴力催收情況是多種違規情況疊加的結果，包括獲取客戶信息、系統或管理漏洞等，更多可能會發生在外包公司；或者是涉及的客戶賬齡段很后端，機構會將逾期整體打包至催收公司，而這類機構合規意識相對薄弱。
不過，隱秘的暴力催收手段之外，為了應對用戶逾期，機構也有方案。讀者劉宇(化名)向北京商報記者指出，其于2023年在某頭部消費金融申請了一筆16萬元的貸款，2025年3月，當期還款逾期三天后，在注冊手機號能撥通但未接聽的情況下，該公司催收人員撥打了其名下另一個手機號。
但讓劉宇不解的是，該手機號注冊于貸款申請后，且未在任何互聯網平臺進行過注冊使用。劉宇質疑，該消費金融公司對其采用了“失聯修復”這一違規催收手段。而對于新的手機號來源，該公司客服僅告知劉宇“是在合規渠道獲取的”。
北京商報記者通過采訪了解到，“失聯修復”是指平臺方或催收機構通過相關手段或渠道修復逾期客戶當前手機號碼的行為，由此與失聯的逾期客戶重新取得聯系，其中獲取用戶未留下的信息或是未授權獲取信息均屬違規行為。
對于這一情況，有消金行業從業人員指出，在貸款申請環節，平臺會獲取用戶征信報告等相關金融信息的查詢授權，在用戶失聯的情況下，平臺方可根據授權進行對應數據查詢。
而查詢授權就藏在申請貸款時簽署的眾多協議中。北京商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也有機構將授權許可環節放在隱私協議中，例如一家TOP10的消費金融公司在隱私協議中明確提到，在本人失聯的情況下，會通過用戶在運營服務商注冊的其他聯系方式與用戶取得聯系。
素喜智研高級研究員蘇筱芮表示，助貸行業仍存暴力催收情況，一方面暴露出相關貸后機構存在短視行為，為沖催回業績不惜鋌而走險，另一方面則表明持牌機構的合作機構篩選機制仍存有完善空間。
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律師魏廣林提到，暴力催收的存在表明部分金融機構和催收公司未能嚴格遵守新規，沒有對催收業務進行有效管理，破壞了助貸行業的健康發展秩序。在催收過程中惡意使用言語侮辱、威脅等方式，涉嫌侮辱、恐嚇他人，或是存在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泄露個人信息的情況，均是違法行為。
M3階段回款率低至3%
北京商報記者多方采訪了解到，當前在貸后管理部分，市場上大多數貸款相關平臺采用的是自營催收與委外催收相結合的方式，催收流程按照逾期時長大致劃分為“電催―調解―法訴”等不同階段，基于業務打法差異，各類機構的不同階段會有前調或者后移。例如，有消費金融機構會對惡意逾期超過90天的用戶提起訴訟，有助貸平臺則會放寬至一年以上。
在2024年末，《互聯網金融個人網絡消費信貸貸后催收風控指引》對外發布，并于2025年2月28日正式生效，其中明確催收作業時段限制、通訊規范以及第三方機構管理要求，包括每日22：00至次日8：00不得催收、金融機構需審查催收機構資質并承擔最終責任等。
“相較于自營的催收團隊，委外催收在合規管理上難度更大，而催收引發的客戶投訴也受到了更多重視。”羅琪指出，過去幾年間，隨著催收業務的規范程度不斷加強，平臺方對于合作的催收機構，從最初的沒有門檻轉向了注重團隊規模、資質，現在更是要求合作方在業務上也能與公司相匹配。
不僅僅是合作門檻的提高，羅琪表示，正常情況下，平臺方會向合作的催收公司開放外呼線路，聯系方式經過加密處理，催收公司只能通過平臺的外呼線路聯系用戶，甚至在不允許催收的時間段，不少平臺還會直接關閉外呼線路。
回看過去幾年間助貸行業的變遷，在一輪輪的整頓和迭代中，2020―2023年市場經歷了最動蕩的時期，催收行業也逐步走向規范化。而在原本動輒36%甚至是超過36%的高利率時代，貸款產品的利潤空間足夠大，能夠覆蓋因部分客戶逾期帶來的高壞賬損失。在此背景下，催收策略也相對“粗放”，甚至帶有一定的“高壓”和“威懾”色彩，即便是引發客訴或糾紛，高額利息收益仍能彌補損失。
傳統催收的“人海戰術”和“電話轟炸”在短期內可能見效快，但對于機構方而言也有較大后遺癥。而實施文明、合規、精細化的催收，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更專業的團隊和更先進的技術，例如AI智能催收、大數據分析等，這些都意味著催收成本的上升。
另有一家助貸平臺貸后管理負責人李彥(化名)告訴北京商報記者，近幾年行業整體利潤一直在下降，逾期回收率同樣處于持續下降狀態，催收對于放款機構而言也是難題。從壞賬率來看，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更在意M3(指逾期三個月)甚至是M2(指逾期兩個月)的數據，這會直接關系到公司壞賬率和損失率，指標壓力主要在前端。客戶欠款期數少、金額少的時候，最容易處理逾期，越往后欠款越多，結清需要的時間越長，后端案件處置周期都比較長。
在問及不同階段的具體回催率時，受訪機構們三緘其口。而李彥則在采訪中透露，行業大多機構都不太監控M3以上的回收率，M3之后能有效收回的部分比較少，而且還要刨去催收成本。目前行業整體M3階段的回款率大概在3%―5%水平。“因此行業內各機構一般會進行打包處理，比如M3到M6(指逾期六個月)或M3到M12(指逾期十二個月)整階段催收，只是在細節劃分上會根據實際業務有所不同。”李彥指出。
更注重和用戶協商
助貸新規落地之后，行業更多地將目光放在了貸款定價上。白名單平臺展示的貸款利率上限調整為24%，更為下沉的、主打高息貸款的中小助貸平臺面臨出清困境。當利率上限被鎖死，平臺向高風險客戶放貸的意愿和能力會顯著下降，依賴暴力催收維持回款率的貸后管理方式也不再具備生存空間。
政策傳導效應下，助貸新規落地后如何影響貸后，行業整體也仍處于觀望中。有助貸行業從業人士指出，利率上限調整后，助貸平臺的客群結構會發生變化，對于貸后管理部分的影響將在調整后逐步顯現。
更貼近催收業務的羅琪、李彥等則認為，在現階段的催收模式下，不管政策如何、利率怎么降，利率變化帶來的虧空或損益，絕對不可能從催收上進行彌補。即當前無法通過更嚴苛的催收舉措，來提升平臺的收益率。
而在催收機構與借款人的博弈之間，還橫亙著打著“債務重組”“債務優化”旗號的黑灰產。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在王茹發起的關于被暴力催收的討論中，評論區也充斥著“反催”“停催”的廣告，試圖再從焦頭爛額的借款人處獲取一筆高額的服務費。
“反催收”黑灰產的活躍，也讓助貸平臺等頭疼不已。羅琪告訴北京商報記者，目前行業內各家都有回收率壓力，在合規要求嚴、回收率承壓的情況下，各家會更注重和客戶談判、協商，幫客戶規劃債務解決方式，根據客戶收入和生活情況制定合理還款方法。“不需要黑灰產介入，有真實需求的客戶可以直接和平臺方協商解決方案。”羅琪補充道。
這也是在監管要求、回款現狀等多方因素影響下，平臺機構在催收方面的讓步與變化，催收行業從“武力威懾”的叢林法則，逐步顯露出“信用服務”的商業本質。可以明確的是，催收不再是可以獨立于風控和產品之外的粗暴環節，而必須是深度嵌入業務全流程的、以技術和數據驅動的風險管理終端。
在蘇筱芮看來，傳導效應下，機構對業務質量的要求將進一步提升，而作為貸后端的催收確實會面臨較大程度的壓力。建議持牌機構強化對合作貸后機構的日常巡查，及時將不合規機構清理出合作名單，而貸后催收機構也需要意識到，長遠的持牌機構業務合作是建立在合規之上的，需從源頭完善合規機制，防范因客訴率的上升乃至出現惡性事件影響到自身在整個行業中的生存狀態。
魏廣林建議，助貸平臺應建立全流程智能風控體系，通過接入權威數據源，構建風險評分模型，覆蓋貸前、貸中、貸后全流程。在貸前對借款人進行全面風險評估，貸中實時監控借款人行為數據，貸后及時預警風險，從而減少逾期情況的發生，從根源上降低催收難度。在催收平臺篩選上，應嚴格篩選進入“白名單”的催收公司，與合規、專業的催收公司合作，并簽訂詳細的合作協議。定期對催收公司的業務進行檢查和監督，確保其催收行為符合法律法規和平臺要求。
對于催收公司，魏廣林指出，這類機構應在提升技術應用能力、利用大數據分析構建債務人畫像的同時，還應組織員工學習法律法規和合規催收知識，提高員工的法律意識和職業素養。建立健全內部管理制度，對催收人員的行為進行嚴格規范和監督，對違規行為進行嚴肅處理。
此外，魏廣林提醒，借款用戶在日常生活、借款行為中應注意個人信息保護，在借款過程中要認真審閱平臺的個人信息獲取權限，防止信息泄露。在面臨惡意、暴力催收時保持頭腦冷靜，及時向公安機關求助。
北京商報記者 廖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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