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雷椰 李德尚玉 北京報道
氣候變化、空氣污染已經深刻影響著人類的身體健康。
世界地球日來臨之際，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朱彤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他表示，我國需盡快修訂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以健康效益最大化為目標，推動細顆粒物（PM2.5）標準限值進一步趨嚴。他認為，空氣污染與氣候變化治理需協同推進，企業應在綠色和可持續發展技術上盡早布局，實現減污降碳與健康保護多贏。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朱彤（圖源：采訪對象供圖）
盡早修訂環境空氣質量標準
《21世紀》：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系統謀劃“十五五”的關鍵之年。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專門提到PM2.5濃度下降和環境相關指標的完善。這對我國未來大氣污染治理工作有怎樣的戰略意義和導向作用？2025年要聚焦哪些重點？
朱彤：我們一直在呼吁，中國應當盡快將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修訂提上日程，我們也欣喜地看到，“研究修訂《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已被納入生態環境部2025年工作重點。2012年修訂和發布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是中國大氣污染防治進程的一個里程碑。在PM2.5首次納入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后，我國實施了三階段的國家大氣污染治理行動計劃，今年也是第三個階段行動的收官之年。
自2013年“大氣十條”實施以來，中國在保持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城市空氣質量整體改善顯著，重點區域也都實現了PM2.5等主要污染物濃度的大幅下降。根據生態環境部最新數據，2024年，全國PM2.5年均濃度為29.3微克/立方米，PM2.5年均濃度達標城市數量達到252個。
隨著四分之三的城市已達標，甚至達標城市中有一半PM2.5年均濃度低于25微克/立方米，現行標準對于大部分已達標城市而言，不再具有強有力的空氣質量持續改善的方向引領作用。為了推動達標城市持續改善空氣質量，過去幾年我們一直在呼吁盡早修訂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為各地空氣質量持續改善提供長期目標和動力。
2024年1月，北京大學環境健康團隊聯合復旦大學、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能源基金會等多家單位，通過空氣-氣候-健康集成研究計劃與交流平臺（ARCH），共同發布了《修訂空氣質量標準 保護人群健康》研究報告，呼吁盡快啟動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評估修訂程序。
在過去十余年間，全球空氣污染健康效應的科學研究取得快速進展，科研界已經形成共識，即使在低濃度空氣污染暴露下，仍然存在健康危害，特別是對于孕婦、兒童、老年人和患有基礎疾病的易感人群。因此，有必要加嚴標準，進一步保護人群健康。值得關注的是，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的持續深化，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斷提升，將進一步增加全人群PM2.5暴露的相對健康風險，這一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可能會部分抵消空氣質量改善所帶來的健康效益，已有研究證實了這一結論。因此，實施更嚴格的標準，推動空氣質量持續改善勢在必行。將新標準設置在什么水平，則是一個決策問題，需要全面的研究來提供科學支撐。
《21世紀》：世界衛生組織（WHO）最新PM2.5年均指導值已降至5微克/立方米，你提出“以健康效益最大化修訂標準”，如何平衡國際經驗與中國國情？
朱彤：2021年，WHO更新發布《全球空氣質量指南》（AQG），進一步加嚴了PM2.5、可吸入顆粒物（PM10）等污染物的指導值，將PM2.5年均濃度指導值調至5微克/立方米。這個指導值在過去幾年一直引發很多討論，WHO的AQG修編團隊基于大量、嚴格的科學研究和綜合分析后所確定的指導值，屬于環境健康研究的基準值。將基準值轉化為一個國家有法律效力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還需要基于社會、經濟、技術等方面的全面分析，最終形成管理決策。
在新AQG發布的時候，全球尚未有國家能夠全面達到新AQG的PM2.5指導值要求，WHO匯總的全球空氣質量監測數據也表明超過99%的人口都暴露在超出指導值的濃度水平中。但這并不影響這一指導值在全球發揮的政策風向標作用，近兩年歐美都修訂和通過了更嚴格的空氣質量標準，把PM2.5空氣質量標準向2021版新AQG指導值推進了一步。
我國在《空氣質量持續改善行動計劃》中也明確提出要啟動標準修訂的研究工作，日前生態環境部在新聞發布會中回應了這個問題，表示不盲目跟風國際最嚴水平，但會穩中求進，推動新標準出臺。更嚴格的空氣質量目標，意味著達標成本會更高，但是從健康保護的角度來看，健康的邊際收益也更大。根據空氣污染健康效應的相關研究，空氣質量改善的邊際效應在低濃度端更大，因此空氣治理后期對應的健康改善幅度更大。我們團隊評估了國家三個階段行動計劃的健康收益，結果表明如果第三個行動計劃的空氣質量改善目標順利實現，預計健康改善的幅度將超過空氣污染暴露改善的幅度。從成本效益對比分析的角度，全面實施更嚴格的空氣質量標準有助于更好地保護公眾健康，從經濟性來說對全社會也是劃算的。
當前，我國現行2012年版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中PM2.5濃度限值已到了亟需修訂的關鍵時期。圍繞我國PM2.5標準限值的科學設定，學術界與政策研究領域已展開了許多不同探討。我相信，基于中國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較快實現將PM2.5年均濃度標準逐步收緊，以最大限度地為公眾健康提供充分保護，切實提升人民群眾的“藍天幸福感”。
企業應及早布局綠色技術
《21世紀》：空氣污染、氣候變化是全球性話題，你一直提倡走“空氣—氣候—健康”的協同治理路線，要怎么做？
朱彤：氣候變化與空氣污染的主要成因均源于人為活動產生的排放，導致大氣化學成分變化。化石燃料燃燒不僅釋放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還排放大氣污染物（如顆粒物、二氧化硫），兩者具有共同的人類活動根源。大量科學研究表明，空氣污染和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具有顯著影響。空氣污染暴露通過呼吸系統進入人體后產生直接健康危害，包括增加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疾病、神經性疾病的患病風險，以及影響生殖健康。
全球氣候變化正在加劇高溫熱浪、干旱和野火等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不僅影響空氣質量，也對人類健康構成嚴重威脅。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呼吁把人體健康保護作為治理空氣污染和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重要目標的根本原因。以健康風險規避和人群健康保護為目標制定相關的戰略和規劃，有助于統籌協調多污染物、多污染源、多種防治措施，特別是協同推進空氣質量改善和氣候變化應對的戰略和措施，實現大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的協同減排，以產生協同健康效益。以健康為目標和核心，有助于識別并實施基于健康保護效益的優先性領域和措施，重構和改進中國的空氣污染防治以及氣候變化協同應對戰略，推動實現環境—健康—經濟的多贏目標。
《21世紀》：在實際研究過程當中，有哪些綠色技術被運用到空氣污染和氣候變化協同治理中？
朱彤：在“以健康驅動的空氣污染和氣候變化協同治理”實踐中，綠色技術的推廣發揮著關鍵作用。以電動汽車發展和農村散煤替代為例，展現了協同減污降碳并實現健康收益的典型路徑。
電動汽車的推廣為城市空氣質量改善和碳減排提供了有力支撐。傳統燃油車是城市NOx和PM2.5排放的主要來源，同時也是重要的溫室氣體排放源。通過替代燃油汽車，電動汽車顯著減少道路交通帶來的空氣污染，在改善空氣質量的同時降低碳排放強度，有助于推動交通領域的綠色低碳轉型。更重要的是，隨著空氣污染濃度的降低，居民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疾病風險明顯下降，帶來顯著的公共健康收益。這一過程不僅實現了減污、降碳與健康的多重協同效益，也體現出技術驅動與健康導向結合的治理優勢。當然，電動汽車推廣的協同效果依賴于電力系統的“脫碳”，綠色電力的供給是實現真正“綠色出行”的關鍵。
另外，在農村地區，過去冬季取暖長期依賴散煤燃燒，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和健康風險。通過推動“煤改氣”“煤改電”等清潔取暖工程，以天然氣、電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替代散煤，有效減少了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農村散煤替代不僅改善了冬季空氣質量，也顯著提升了農村居民特別是老人和兒童的健康水平。政府在該過程中發揮了關鍵引導作用，推動財政補貼、設備更新和運行機制優化，形成了政府引導、居民受益、社會參與的多方共贏局面。
《21世紀》：未來企業應該如何參與到“空氣—氣候—健康協同治理”的氣候治理路線中來？
朱彤：在國家進行大氣污染治理的過程中，會對社會中的各種行為方式制定目標、提出要求，其中就包括針對企業的排放管理要求，例如工業行業的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未來，我們希望中國的更多行業，特別是工業行業，例如水泥、鋼鐵行業，推進清潔的末端治理技術應用，利用一系列先進的清潔能源的技術，在生產工藝上取得創新，促進企業二氧化碳及大氣污染物協同減排。
我認為，企業除了一方面需要響應國家制定的減污降碳目標，嚴格遵循國家的排放標準與要求外，另一方面需要具備長遠的眼光。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社會的趨勢，企業應當及早進行布局，將行業的綠色技術作為發展未來，承擔起對社會的責任，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治理提供堅實的支撐。事實上，對綠色技術的投資往往能在未來帶來更為豐厚的回報，同時為企業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21世紀》：作為一線的科研工作者，你認為在國際層面，中國在大氣污染防治中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
朱彤：中國在過去十幾年針對空氣污染開展了大量科學研究，這些科研成果有力支撐了相關管理政策的出臺以及減排措施的落地，使得空氣污染得到了顯著的改善。然而，在眾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東南亞、非洲及拉美地區，仍面臨著與中國五年前甚至十年前相似的嚴重污染問題。這些國家迫切希望我國能夠分享治理經驗、綠色技術和產品，并提供相關能力建設，協助他們構建解決本地污染問題的科研技術與能力。
對于現今的國際社會來說，中國科學家的責任變得更加重要。讓我們感到自豪的是，中國在綠色發展領域積累的經驗和實踐，已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借鑒，中國有能力在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這一重大國際議題上發揮引領作用。具體而言，中國科學家們可以在國際重要會議上分享經驗，在國際多邊研究平臺中發揮影響力，提升我國的話語權。同時，我們也可以聯合全球科學家們形成科學共識，在氣候、環境與健康領域達成廣泛國際合作，主動發起一些重大國際行動和科學計劃，以促使全球學者，不論是來自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能在科技平臺上推進全球空氣污染與氣候變化的協同治理。我們也期待在未來的國際合作中拓展我們的視野與活動范圍，與全球共建能力、共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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