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方有的收了錢就消失 承租方有的不懷好意
網絡“租人”服務面臨不少安全隱患
□ 本報記者 趙 麗
□ 本報實習生 文旭晨
“租男友/女友回家，幫你擺脫催婚煩惱”“可拍婚紗照、可辦形式婚禮，可見家長朋友”“出租自己當伴娘，費用300元，提前一天彩排加100元”……臨近年關，在一些網絡平臺上，“出租自己”的業務更加火熱，稱可以提供陪聊、陪玩、扮演角色等服務，并在詳情頁內列出價格、自身優勢等信息。
《法治日報》記者近日在網絡平臺上搜索發現，“伴娘出租”“女友出租”“冒充家長父母老師”等服務各式各樣。不過，與這些來自網絡平臺陌生的“親密人”打交道，也要時刻注意自身安全。畢竟，面對這些靠著網絡交易臨時形成的關系，稍有不慎，就會掉進“坑”里。多位“出租”自己的受訪者表示，其經常會收到非出租要求的騷擾信息，甚至還有不少騙局。
對此，受訪專家指出，自然人不能作為出租的標的物。網上所謂的“租人”實際上是一種勞務雇傭關系，應當受到民事法律的調整。但是有別于一般的勞務雇傭，在出租過程中，極有可能打法律的擦邊球。同時，“租人”行為很容易將出租者置于一個完全不可控的陌生環境，進而給自己帶來一系列無法預料的傷害，應當從細化服務屬性、明確服務條款、加強審核監督等方面加以規制。
租賃女友回家過年
被租賃來的女朋友，不僅可以陪伴逛街、吃飯、看電影，還可以帶回家見家長，配合買家演一出甜蜜的戲劇。據記者觀察，這類租賃自己的價格較高，除了基礎的定金和尾款外，還需要根據難度、危險系數、節假日情況來調整價格。
劉娜娜(化名)是一名位于江蘇的兼職女友扮演者。她在網絡平臺上的帖子是這樣寫的――“已有兩起假扮女朋友經驗，從現在到過年為止，以及正月初二至初十期間都可以接”“不索取報酬，您家人給我的壓歲錢就是報酬，車費和年貨不自理”“您可以指定我的年齡、性格、大學及專業、工作、婚姻狀態、家庭成員”。
“我這個租借來的女友主要是幫客戶解決一些面子上的問題，或者家庭方面催促戀愛的困擾。按照業內收費標準，如果是去見家長，那么客戶父母和親戚給的紅包就是報酬，價格在500元至800元之間，超出的部分會退給租賃方；如果是見朋友，多數情況下報酬就是朋友所贈禮品，通常價格在100元至600元之間。”劉娜娜告訴記者，她會提前和對方溝通好家庭情況和基本信息，“比如怎么認識的？在一起多久？自己的畢業學校以及工作單位等”。
在問及是否會通過身體接觸來顯示情侶關系時，她告訴記者多和客戶互動就好，“見父母的話一般不會有身體接觸，父母長輩都喜歡乖一點的孩子，但當長輩詢問一些不好回答的問題時，我會先看向客戶尋求幫助；如果是見朋友同事的話，會提前商議好對方什么時候幫我拿包，吃飯時要幫我夾菜等細節”。
劉娜娜說，隨著年關將近，不少年輕人面臨著過年回家父母親戚們催婚的壓力與焦慮，“所以大家只能‘另辟蹊徑’，今年我已經接到了幾個意向單，目前正在排時間”。
與租賃女友相比，租賃男友的生意則要慘淡一些。
在各類平臺上，租賃男友的服務，不僅價格比租賃女友低了不少，有的僅不足百元；對于自身服務的介紹，也少了許多，大多僅注明了身高、體重等個人信息。
同時，還有可以幫忙冒充父母的服務。有賣家表示，這里各種年紀的“演員”都可以提供，扮演家里的父母、親戚都可以。這些專業的“演員”，還可以聽從買家的安排，與買家一同商討各種方案，來解決眼下的危機。
租賃伴娘活躍氣氛
有人在網上尋找男女朋友、父母親戚等假冒的親密關系，有人則在搜索紅白喜事上的“工具人”。對于很多年輕人來說，一場別開生面的婚禮必不可少，其中伴郎伴娘也不可或缺。
在網絡平臺搜索“出租伴娘”，可以搜到大量相關信息。單次伴娘或伴郎租賃價格因地域范圍、時間長度而有所不同，伴娘價格一般稍高于伴郎，在200元至上千元不等，并且基本采取定金加尾款的方式進行交易，如果是異地，則需報銷往返車費。
在出租伴娘的詳情頁中可以發現，伴娘會把自己的照片、年齡、身高、體重等各類信息詳細告知，并表示“協助新娘，不搶新娘風頭，配合婚禮安排”。“不美不丑，平平無奇，不搶風頭”成為不少出租伴娘者著重強調的“賣點”。
而在伴娘伴郎租賃的界面，這些臨時伴娘和伴郎們也會特別標注不接受婚鬧，不過量飲酒等。
記者聯系了位于山西太原的“伴娘”琪琪(化名)，她一天的出租費是300元。琪琪在平臺上給自己的標簽是“配合度高”“對外保密”“做事細心”“活躍氣氛”等，并表示會接梗能暖場，細心眼活，適度又不尷尬。
“這行也得看經驗。”琪琪說，當租賃伴娘要有“眼力勁”，不能讓人看出破綻，要能夠活躍婚禮氣氛，但是不能喧賓奪主；要牢記新娘“編造”的身份，被問起來打好掩護；要看眼色行事，和新娘打好配合；有才藝的話那更是“香餑餑”。
在內蒙古包頭有一家小型工作室的專職伴娘珊珊(化名)告訴記者，自己現在主接內蒙古地區的伴娘業務，對于新來的“伴娘”，要先進行培訓、實地學習流程，考察合格后才會給她們安排單獨接單，此外自己也會全程線上跟蹤婚禮情況。“派活的話是有單就會聯系她們，并按照伴娘90%、自己10%的比例進行分成。”
一些喜事需要租賃伴郎伴娘，活躍氣氛；一些喪事也需要專業的哭喪人員，引導情緒。
記者注意到，二手交易平臺上的哭喪人員，價格在幾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這些專業的哭喪人員，號稱一秒流淚，聲情并茂，能夠很好地引導眾人情緒。而為了增強對于氣氛的引導，這些哭喪人員還可以組成團隊，讓哭聲喊聲加倍，讓葬禮氣氛更加肅殺。
稱“錢到位”都能做
記者注意到，除了個人外，在二手交易平臺和社交平臺上，還有專門業務團隊發布的租賃廣告。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專業臨時生活演員，現場應變能力強，可扮父母、扮男友、扮女友、扮親戚朋友，代相親、見家長，幫忙解決生活中的難題，所有細節可以按照要求來”。
記者隨機點進一個商品廣告與賣家私聊，在問及“演員是兼職還是全職”時，對方稱“我們影視公司的，都是專業演員”。記者進一步詢問價格，賣家則表示費用需要依照個人計劃和角色難度來定，一天1000元至3000元的都有。
記者聯系多家此類所謂的演員團隊發現，除了在平臺詢問“演員”資質和價格外，當涉及更多細節時，大多數賣家都會回復“具體詳細流程和價格可以跟業務客服溝通”，并讓記者留下聯系方式。
通過溝通，記者聯系上了某名為“××綠色出行”的負責人，在其網絡社交朋友圈，記者發現該團隊涉及的業務范圍十分廣泛，包括“形婚(形式婚姻)出租男女朋友，辦婚禮酒席見父母親友，假結婚領證”等，還有扮演父母的業務，比如“2月底安徽，需要假扮父母與女朋友吃飯”“每人每天1500元，路上也算時間，吃住車費你管，如要看照片先發20元紅包”。
此外，在溝通過程中，雖然對方都反復強調是綠色服務、合法經營，但在涉及身體接觸等具體行為的咨詢時，對方的回復則有些模棱兩可。比如，記者提出，“家里催婚催得緊，咨詢一下租女友，能扮演到什么程度”，對方回復稱，“看你有什么要求，戀愛見家長到形婚都行，價格4000元一天”。對于記者“需要做戲做得真，可能有肢體接觸”的要求，對方回應“扮演過程比如拉手都可以，接吻正常不能”，不過對方又馬上補充道，“錢到位也都能”。
上海申浩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張玉霞律師認為，租伴娘伴郎、男友女友、長輩親戚等這類租賃服務的出現是因為存在一定的市場需求，實際上是供需雙方進行的一場服務交易，可以理解為一種雇傭關系。對于由這種雇傭關系衍生出的一系列問題，可以通過民事法律等進行解決。
與陌生人親密接觸
雖然平臺上的各種角色扮演、租賃，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年輕人的生活。但與陌生人親密接觸，就可能有危險存在。
對于買家來說，各類平臺上的這些租賃服務，稍有不慎，就會賠上一筆錢財。有網友告訴記者，在二手交易平臺上租賃了一位伴娘，但是付過定金之后，那位伴娘卻立刻消失了。
而對于賣家來說，很多時候將自己出租給他人，本質上也是一場風險之旅。
“有十個人詢問，正常的可能就只有一個。”這是湖南女孩王小可(化名)從事扮演女友業務幾個月后的感受，“我一般在平臺和客戶溝通好后再加聯系方式，溝通內容包括穿著、扮演計劃等，不過更在意的是安全問題，比如是否要求過夜等”。
她告訴記者，有的人在平臺上會描述得比較簡單，但加了聯系方式后就會直接問“包夜多少錢”，“這種人并不是單純找女友扮演，而是想要更多的親密接觸”。
王小可說，雖然自己在初步溝通時基本能夠發現對方是否不懷好意，如果一開始發現對方有歪心思就會馬上拒絕，但仍然“防不勝防”。
“那次線上溝通時沒有發現異常，一起外出吃飯逛街，累了之后對方說去看電影，結果把我帶到了一處私人影院。”王小可回憶說，“我感覺私影要兩個人獨處，很沒有安全感，當時就說我不干這個，回去就把對方刪掉了。”
王小可的經歷并不是個例。劉娜娜告訴記者，“有一次客戶想和我假戲真做，我明確拒絕了他，并再次提醒我做租借女友的底線，他要求我退還他贈送的禮品，并且還對我人身攻擊，各種辱罵”。
安全問題也是租賃服務者最擔心的問題。琪琪談到同樣在做伴娘服務的朋友，有次接到了一個做伴娘的訂單，可是到了現場才發現是假婚禮，對方要求把手機和身份證給舉辦者，“我朋友借口上廁所才及時逃離躲過一劫”。
此外，多名從事租賃伴娘業務的受訪者告訴記者，以租伴娘為由實施詐騙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隨著越來越多人開始嘗試做租賃伴娘，一些中介打著來活快、單子多的旗號招攬伴娘。但這種中介一般都很不靠譜，甚至有點像傳銷組織。因為中介不僅會事先讓伴娘交押金，還會通過高額抽成獲利，只有多拉人進入租賃平臺，才可以退部分押金。”張萌說。
建立正規中介平臺
由于線上交易、線下服務的模式，不少出租者，尤其女性出租者表示，的確更容易給個人安全帶來隱患。王小可告訴記者，為個人安全著想，她只接白天的單，并且會盡量選擇公共場所。
一位多次扮演過女友的出租者告訴記者，目前扮女友這種服務并不好做，專業一點的話還是要簽個協議，尤其是女孩子，一定要保護好自己。
而擔任出租伴娘的受訪者則告訴記者，由于一些地方存在“鬧伴娘”的陋習，因此可能引起有關性騷擾的糾紛，還有可能要求伴郎伴娘擋酒等習俗，這些都可能引起身體傷害或者侵權糾紛。
記者調查了解到，此類租賃服務，有的會簽協議，有的則只是口頭約定。
對此，張玉霞指出，由于這類租賃服務很多都不簽訂書面協議，難以認定法律關系及權利義務，因此當租賃雙方發生爭議時，需要通過雙方的聊天記錄等證據才能判斷。“一方面不能排除一些具有非分之想的雇主，雇員的人身安全存在一定風險。例如，有些服務是要雇員一人獨自到陌生的地方，可能還要過夜，顯而易見存在很大的安全隱患，不排除發生傷害、威脅、性侵的可能。”
“另一方面，也有不法分子以此進行違法犯罪行為，因為有些雇主本身可能就想以此找賣淫服務，給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假借租賃服務之名介紹賣淫服務，通過在網絡平臺拉客掩人耳目，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張玉霞說。
同時，不少從事此類業務的受訪者表示，希望健全相關的行業體系，能有體系健全的平臺進行注冊。張萌告訴記者，由于當前出租伴娘伴郎多為個人或臨時工作室，缺乏約束，擔任伴娘伴郎的效果如何全靠個人責任感，因此可能會有各種狀況發生。例如，個人或工作室為迎合新人對伴娘伴郎的需求，虛假填報個人信息；伴娘不夠專業，態度敷衍，影響婚禮體驗；在婚禮現場臨時加錢等。同時，不僅是出租伴娘伴郎方可能出現問題，因缺乏規范，有需求的新人一方同樣可能有臨時毀約、故意提出虛假邀約、拒絕支付報酬等問題。
“應該認可的是，一些‘租人’業務，比如新郎新娘聘請他人擔任伴娘伴郎，具有提供勞務的性質，符合市場需求，應當允許其存在。”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常莎認為，“租人”市場混亂主要表現在供需雙方無正規渠道平臺作為中介，從而形成信息交流混亂、需求方資質模糊等問題。一些二手交易平臺、社交平臺上發布的“租人”廣告，平臺對此沒有起到規范監督的作用，無法為發布廣告的人員和需求方之間提供較為集中的信息渠道，“也就是說，供求雙方出現信息誤差，無法準確獲知雙方需求”。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教授任超說，囿于通過網絡平臺發布廣告，這類服務形式較為隨意，無法保證服務提供方的質量。該類交易多為一錘子買賣，服務提供方的性價比很可能較差。另外，互聯網隨機“拼單”成交的交易模式下，基于信息不對稱，服務提供方無法通過互聯網完全知曉需求方的身份，為該類交易埋下了安全隱患。
張玉霞從明確服務條款方面建議，對于因市場需求產生的合法服務，應針對服務內容，結合行業慣例，制定相應的示范條款，供公眾使用。例如，租賃伴郎伴娘，遇到婚鬧擋酒等情況的處理、收到紅包的歸屬、人員受傷的責任承擔、雙方的權利義務、違約責任約定等。
“在雙方達成合意后，應約定好服務內容、報酬標準，以及服務過程中收取了他人饋贈的禮物紅包的歸屬等事項，避免事后發生糾紛。”常莎說。
“網絡服務平臺也應承擔一定責任。網絡服務平臺應加強對該類服務的監管，審核雙方的身份及服務等相關材料，并提醒雙方互審，同時保證投訴通道的暢通，對于以此從事違法犯罪行為的人員一律封號，并報公安機關處理。”張玉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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