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徐則臣說，一個作家選擇寫什么題材，無非出于以下幾個原因：“你懂，你喜歡，你有感情，你覺得值得。”
所以，他寫了《北上》。
《北上》曾獲“2018中國好書”獎、第十五屆“五個一工程”獎、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等重要獎項，迄今已發行逾50萬冊。最近，由這部小說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播出。
近年來，經典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成為影視行業的熱門話題。如何將文學經典成功搬上熒屏，既保留原著的精髓，又賦予其新的生命力？
在電視劇《北上》熱播之際，《北上》原著作者徐則臣、編劇趙冬苓、總導演姚曉峰分享了他們的創作心得。
運河塑造一個人的生活記憶和看世界的角度
姚曉峰告訴記者，《北上》剛出版時，他就讀過這本小說。“小說寫了運河百年，但是又用了一個很巧妙的點把百年的歷史串起來，講船運人的命運相連。一個當下的人尋根，然后發現這一路碰見的所有人都來自那一條船。”
《北上》原著小說以京杭大運河為背景，講述了跨越百年的歷史與人物命運。徐則臣在創作小說時，融入了自己對運河的深厚感情，以及對傳統文化的深刻思考。
春日午后，在大運河畔的北京城市圖書館，徐則臣分享了選擇以京杭大運河為創作背景的緣由——對運河文明的深入理解，以及與水共生的深切情誼，讓他選擇以運河為創作母題。
徐則臣說：“運河早已融入我的生命。作為在水邊成長的人，水不僅塑造了我的生活記憶，更成為我理解世界的獨特視角。在探訪運河、創作作品的時候，我逐漸意識到運河塑造了我們的集體意識，是解讀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密碼。”
徐則臣說，他兒時所有的玩具都是“大自然的饋贈”。
“小時候，夏天游泳、摸魚、摘荷花，冬天溜冰、在冰上騎自行車，這些都是水與我生活之間自然的關聯。所以我很注重這些細節的描寫。”在徐則臣人生中很長一段時間內，水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創作背景。所以，河流與船，是在他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意象。
《北上》小說被改編成音樂劇、話劇、電視劇等形式。徐則臣說，最近他自己也一直在“追劇”。
作為原著作者，他說自己看電視時可能比很多人更放松。
“我就跟著電視劇走，該流眼淚的時候我也嘩嘩地流眼淚。”徐則臣說，他還沒看到這部劇時，就有很多人來問他如何評價電視劇，徐則臣回答，只要這個劇是自洽的、自足的、經得起推敲的，那就是成功的改編。
沿著運河，和“花街少年”一起長大
將《北上》這樣一部厚重的文學作品改編成電視劇，并非易事。
創作電視劇時，主創選擇從一個運河沿岸的小院切入，以一群普通90后青年的視角，展現運河如何融入他們的成長。童年的他們，在運河里嬉戲玩樂；青春期，他們在運河邊探索人生的方向；成年后，他們帶著運河精神遠行，又最終回歸故鄉，見證時代變遷中的悲歡離合。
姚曉峰表示：“在影像表達上，我們著力還原運河的蒼茫厚重感與花街的煙火氣息，通過影像語言賦予這條河流鮮活的生命力。”
姚曉峰告訴記者，為了更好地呈現運河的文化底蘊，主創團隊沿著運河進行了采風，把江蘇段的運河從南到北走了一遍，形成了劇集現在的結構。
在采風過程中，姚曉峰特別關注船民的生活。他發現，許多船民在被迫上岸后，雖然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內心充滿失落感。這種復雜的情感被融入劇中，成為人物命運的重要推動力。
在姚曉峰看來，原著小說的結構是一個旅程式的輪回，而電視劇則需要更長的敘事線和更豐富的人物關系。
為了適應電視劇的敘事節奏，主創團隊最終決定以2000年京滬高速通車為起點，講述一群90后少年的成長故事，并通過他們的命運折射出運河的變遷與時代的巨變。
《北上》電視劇第一集的開場是一個長達4分鐘的長鏡頭，一鏡到底地介紹了花街小院的環境和人物關系。這一鏡頭的設計不僅展現了導演對場景的掌控力，也讓觀眾迅速沉浸到故事的氛圍中。
姚曉峰回憶，這個長鏡頭的拍攝難度很大，但他堅持要將其保留下來，因為這個鏡頭能夠幫助觀眾迅速建立對人物的認知，從而跟著這群“花街少年”的成長軌跡，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
“你能跟著他們走，看這些孩子一點點長大，后來分崩離析再和好，再回家……一起經歷種種事情，你才會被帶進去，會深深地愛上他們。”姚曉峰說。
改編是“形成獨立作品”的創造過程
《北上》原著小說的清代部分占據很大篇幅，而影視劇需要更強烈的戲劇沖突和人物關系，編劇趙冬苓不得不對原著進行大刀闊斧地改編。“原著的清代故事基本不能用，當代部分又缺乏足夠的戲劇沖突，所以我們作了很大調整。”
趙冬苓提到，改編的過程是創作者與原著對話的過程，是一個“形成獨立作品”的過程，而不是亦步亦趨地跟隨原著。
“改編是在創造，不能失掉自己的聲音。”她認為，成功的改編應該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上，賦予故事新的生命力和時代意義。
趙冬苓回憶，采風的過程更像一次“喚醒記憶”的旅程。她從小在山東濟寧長大，運河邊的童年記憶在創作過程中不斷涌現，成為她塑造人物和故事的重要靈感來源。
“采訪的時候，你不是以一張白紙的狀態去的。編劇采風都是帶著自己全部的人生閱歷、文化積累、知識儲備去的，到一個地方，重要的是尋找感覺，一邊走一邊回溯你的少年時代，你遇到的事情會自動和你的經驗融合在一起。”趙冬苓說。
主創采風時遇到了一位會說評話的老人，將其融入了劇中王學圻飾演的角色——周家的老爺子既是敘述者，也承載了運河文化。
《北上》劇本以2000年京滬高速通車作為故事的起點，終點則是當代。趙冬苓“根據終點來設計起點”，最終將故事的時間線定在2000年到2010年之間，重點描寫了孩子們長大后的故事。
趙冬苓將《北上》拓展為6戶人家的故事，涉及18個主要角色。趙冬苓坦言，這樣的群像戲對編劇和演員都是巨大的挑戰。“寫6戶人家的難度很大，觀眾要認清這些人物也不容易。”但她認為，正是這種復雜性讓故事更加豐富和真實。
在《北上》中，大運河之于“花街少年”意味著什么？
趙冬苓認為，大運河代表了傳統文化，少年們在成長過程中想離開傳統、反叛傳統，要離開家鄉，但等相對成熟后又會回歸傳統。“你會發現，這個傳統你幾乎是離不開的，它就是你身上的血液，就是你的一呼一吸。”
作家徐則臣說，一個作家選擇寫什么題材，無非出于以下幾個原因：“你懂，你喜歡，你有感情，你覺得值得。”
所以，他寫了《北上》。
《北上》曾獲“2018中國好書”獎、第十五屆“五個一工程”獎、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等重要獎項，迄今已發行逾50萬冊。最近，由這部小說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播出。
近年來，經典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成為影視行業的熱門話題。如何將文學經典成功搬上熒屏，既保留原著的精髓，又賦予其新的生命力？
在電視劇《北上》熱播之際，《北上》原著作者徐則臣、編劇趙冬苓、總導演姚曉峰分享了他們的創作心得。
運河塑造一個人的生活記憶和看世界的角度
姚曉峰告訴記者，《北上》剛出版時，他就讀過這本小說。“小說寫了運河百年，但是又用了一個很巧妙的點把百年的歷史串起來，講船運人的命運相連。一個當下的人尋根，然后發現這一路碰見的所有人都來自那一條船。”
《北上》原著小說以京杭大運河為背景，講述了跨越百年的歷史與人物命運。徐則臣在創作小說時，融入了自己對運河的深厚感情，以及對傳統文化的深刻思考。
春日午后，在大運河畔的北京城市圖書館，徐則臣分享了選擇以京杭大運河為創作背景的緣由——對運河文明的深入理解，以及與水共生的深切情誼，讓他選擇以運河為創作母題。
徐則臣說：“運河早已融入我的生命。作為在水邊成長的人，水不僅塑造了我的生活記憶，更成為我理解世界的獨特視角。在探訪運河、創作作品的時候，我逐漸意識到運河塑造了我們的集體意識，是解讀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密碼。”
徐則臣說，他兒時所有的玩具都是“大自然的饋贈”。
“小時候，夏天游泳、摸魚、摘荷花，冬天溜冰、在冰上騎自行車，這些都是水與我生活之間自然的關聯。所以我很注重這些細節的描寫。”在徐則臣人生中很長一段時間內，水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創作背景。所以，河流與船，是在他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意象。
《北上》小說被改編成音樂劇、話劇、電視劇等形式。徐則臣說，最近他自己也一直在“追劇”。
作為原著作者，他說自己看電視時可能比很多人更放松。
“我就跟著電視劇走，該流眼淚的時候我也嘩嘩地流眼淚。”徐則臣說，他還沒看到這部劇時，就有很多人來問他如何評價電視劇，徐則臣回答，只要這個劇是自洽的、自足的、經得起推敲的，那就是成功的改編。
沿著運河，和“花街少年”一起長大
將《北上》這樣一部厚重的文學作品改編成電視劇，并非易事。
創作電視劇時，主創選擇從一個運河沿岸的小院切入，以一群普通90后青年的視角，展現運河如何融入他們的成長。童年的他們，在運河里嬉戲玩樂；青春期，他們在運河邊探索人生的方向；成年后，他們帶著運河精神遠行，又最終回歸故鄉，見證時代變遷中的悲歡離合。
姚曉峰表示：“在影像表達上，我們著力還原運河的蒼茫厚重感與花街的煙火氣息，通過影像語言賦予這條河流鮮活的生命力。”
姚曉峰告訴記者，為了更好地呈現運河的文化底蘊，主創團隊沿著運河進行了采風，把江蘇段的運河從南到北走了一遍，形成了劇集現在的結構。
在采風過程中，姚曉峰特別關注船民的生活。他發現，許多船民在被迫上岸后，雖然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內心充滿失落感。這種復雜的情感被融入劇中，成為人物命運的重要推動力。
在姚曉峰看來，原著小說的結構是一個旅程式的輪回，而電視劇則需要更長的敘事線和更豐富的人物關系。
為了適應電視劇的敘事節奏，主創團隊最終決定以2000年京滬高速通車為起點，講述一群90后少年的成長故事，并通過他們的命運折射出運河的變遷與時代的巨變。
《北上》電視劇第一集的開場是一個長達4分鐘的長鏡頭，一鏡到底地介紹了花街小院的環境和人物關系。這一鏡頭的設計不僅展現了導演對場景的掌控力，也讓觀眾迅速沉浸到故事的氛圍中。
姚曉峰回憶，這個長鏡頭的拍攝難度很大，但他堅持要將其保留下來，因為這個鏡頭能夠幫助觀眾迅速建立對人物的認知，從而跟著這群“花街少年”的成長軌跡，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
“你能跟著他們走，看這些孩子一點點長大，后來分崩離析再和好，再回家……一起經歷種種事情，你才會被帶進去，會深深地愛上他們。”姚曉峰說。
改編是“形成獨立作品”的創造過程
《北上》原著小說的清代部分占據很大篇幅，而影視劇需要更強烈的戲劇沖突和人物關系，編劇趙冬苓不得不對原著進行大刀闊斧地改編。“原著的清代故事基本不能用，當代部分又缺乏足夠的戲劇沖突，所以我們作了很大調整。”
趙冬苓提到，改編的過程是創作者與原著對話的過程，是一個“形成獨立作品”的過程，而不是亦步亦趨地跟隨原著。
“改編是在創造，不能失掉自己的聲音。”她認為，成功的改編應該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上，賦予故事新的生命力和時代意義。
趙冬苓回憶，采風的過程更像一次“喚醒記憶”的旅程。她從小在山東濟寧長大，運河邊的童年記憶在創作過程中不斷涌現，成為她塑造人物和故事的重要靈感來源。
“采訪的時候，你不是以一張白紙的狀態去的。編劇采風都是帶著自己全部的人生閱歷、文化積累、知識儲備去的，到一個地方，重要的是尋找感覺，一邊走一邊回溯你的少年時代，你遇到的事情會自動和你的經驗融合在一起。”趙冬苓說。
主創采風時遇到了一位會說評話的老人，將其融入了劇中王學圻飾演的角色——周家的老爺子既是敘述者，也承載了運河文化。
《北上》劇本以2000年京滬高速通車作為故事的起點，終點則是當代。趙冬苓“根據終點來設計起點”，最終將故事的時間線定在2000年到2010年之間，重點描寫了孩子們長大后的故事。
趙冬苓將《北上》拓展為6戶人家的故事，涉及18個主要角色。趙冬苓坦言，這樣的群像戲對編劇和演員都是巨大的挑戰。“寫6戶人家的難度很大，觀眾要認清這些人物也不容易。”但她認為，正是這種復雜性讓故事更加豐富和真實。
在《北上》中，大運河之于“花街少年”意味著什么？
趙冬苓認為，大運河代表了傳統文化，少年們在成長過程中想離開傳統、反叛傳統，要離開家鄉，但等相對成熟后又會回歸傳統。“你會發現，這個傳統你幾乎是離不開的，它就是你身上的血液，就是你的一呼一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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