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開明代畫家仇英的《獨樂園圖》長卷，那青綠設色的明麗景色，工筆細描的靜雅之氣，將北宋司馬光的獨樂園從文字化為詩意圖景。這幅畫不僅是園林影像的再現，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司馬光自稱“迂叟”，他在《獨樂園記》中寫道：“各盡其分而安之”，以獨樂對抗世俗喧囂；仇英則以畫筆勾勒出獨樂園七景，將司馬光的隱逸哲思與政治失意的矛盾，凝練于亭臺、竹石、流水之間。仇英以蘇州園林式的秀美重構洛陽獨樂園，雖非歷史原貌，卻更貼近文人心中“理想國”的樣貌——一方園林，既是避世桃源，亦是精神豐碑。畫中的草木動物，都在訴說著中國文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永恒命題。
名園入畫
早在宋代，就有畫家畫過獨樂園圖了。“明四家”中，沈周、文征明、仇英都畫過有關“獨樂”題材的畫卷。沈周為祝賀老友徐有貞60壽誕，畫了《芳園獨樂圖》，畫的是徐有貞退休之后優游林下的情景。沈周取這個畫題，也是拿徐有貞和大宋名臣司馬光相比擬，算是一種不著痕跡的恭維。而文征明和仇英的《獨樂園圖》，則都和宋代那位佚名畫家一樣，畫的是司馬光在獨樂園中逍遙自得的情景。還有人摹畫了明代佚名畫家的《司馬光歸隱圖》，題名為《太白獨樂圖》，署名唐寅，流傳到現在，倒也成了古董。這樣一來，“明四家”都和“獨樂”畫沾上了關系。說起獨樂，人們除了想到孟子的“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之外，還能想到司馬光的獨樂園，為什么他這個園子這么深入人心呢？
北宋熙寧四年（1071年），52歲的司馬光踏上了洛陽的土地。彼時，王安石變法正如火如荼，而司馬光堅決反對“青苗法”等一系列新政，朝堂上的爭執已令他身心俱疲，他于是自請外放，以“西京留守司御史臺”閑職退居洛陽。初到洛陽的兩年，司馬光暫居陋巷，夏日酷暑難耐時，竟效仿寒士掘地為室，被時人戲稱“司馬入地”。熙寧六年（1073年），他在洛陽尊賢坊北關購得二十畝荒地。這片土地背倚伊水，遠眺萬安山，雖無王公園林的雕梁畫棟，卻因主人的匠心獨運，化作一方承載士大夫精神的文化凈土——獨樂園。獨樂園中的讀書堂內，五千卷藏書堆積如山。在這里，司馬光帶領范祖禹等助手，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的毅力編纂《資治通鑒》。稍有閑暇，會參加居洛文化名流的“洛陽耆英會”，或者在園中獨自徜徉。
仇英的《獨樂園圖》，需要從右至左，緩緩展開欣賞，一幕幕場景會讓人心動神馳。“弄水軒”“讀書堂”“釣魚庵”“種竹齋”“采藥圃”“澆花亭”“見山臺”七個場景銜接有序，司馬光現身于每個場景中，或讀書、或閑坐、或遠眺。其中樂趣，正如他在《獨樂園記》中所說：“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圣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相羊，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竹與靈芝
李清照的老爸李格非在《洛陽名園記》中評價獨樂園說：“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但“為人欣慕者，不在于園耳”。仇英把獨樂園畫得這樣精致典雅，也幾乎讓人忘了這所園子是一個宛似劉禹錫“陋室”的所在。它因陋就簡，往好了說是充滿天趣，真實一點描繪，就是頗有些寒酸了。
釣魚庵建在水池中間的一個小島上，就是種了一圈竹子，把竹子頂端捆扎在一起，形成一個庵房的樣子，形狀有點像漁民們在水邊搭建的簡陋房子，司馬光就坐在庵中垂釣。司馬光在《獨樂園七詠》中寫道：“吾愛王子猷，借宅亦種竹”。園中出現最多的植物，就是竹子。種竹齋前，司馬光還在指揮著童仆，移來竹子，讓竹林更加繁盛呢。竹的高潔、堅韌、有節，就是他人格的投射。
采藥圃中，又是用竹子扎了一個庵子，通往庵子的道路兩側，也種上翠竹，形成一個綠色走廊。藥圃的畦壟像棋盤一樣整齊，里面種著各種草藥，如人參、靈芝、地黃、石蒜、石竹、三七、腎蕨等，一個畦子里卻只有一棵。澆花亭兩側的花欄中，芍藥、牡丹、雜花每樣也只栽兩棵。司馬光自己說：“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
靈芝自古被視為仙草，象征長生與祥瑞。仇英在藥圃中畫上靈芝，是有依據的。宋人陳師道在《后山談叢》中說，僧人參寥子曾到獨樂園游賞，看到一處干燥的高坡上，并不依托枯木，而是平地長出二十多棵靈芝。參寥子問園丁，怎樣澆灌才讓靈芝得以生長繁茂呢？園丁說：“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參寥子感慨道：“真不愧是司馬溫公的仆人！”
靈芝就是“惟吾德馨”的物象實證。上面說的園丁，很可能就是司馬家以戇直樸厚聞名的忠仆呂直。一次，司馬光讓呂直去市上賣掉一匹馬，特意叮囑說：“這匹馬今年夏天得過肺病，你一定要告訴買主。”平日里，有人要參觀獨樂園，常會給守園的呂直一點小費。呂直就攢下來，在園中蓋了一個公廁和一座井亭。司馬光問他：“你咋不留著自己花呢？”呂直說：“難道只有相公做得了好人，呂直就不能做好人嗎？”
仇英筆下的竹庵以天然的竹叢圍合而成，也是司馬光順應自然之道的心理投射。他曾說，在獨樂園，“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他的施政理念以保守主義為核心，強調遵循祖宗之法與儒家倫理，反對激進變革，主張通過德治和禮制維護社會穩定。他反對國家過度干預經濟，“與民爭利”，認為新法（如青苗法、免役法）擾民害國，破壞傳統經濟秩序，導致“富者益富，貧者益貧”。這也是他遠離朝堂，避居洛陽著書“獨樂”的原因。他的“穴居”與純天然竹庵，都在無言訴說著自己的理念。
還是這個呂直，一直稱呼主人“君實秀才”。蘇東坡聽了覺得不妥，就教呂直改口稱呼主人為“相公”。司馬光聽他突然這么叫，覺得很別扭，得知真相后嘆道：“好好一個人，被蘇子瞻教壞了！”
虎與鹿鶴
仇英給“采藥圃”里的司馬光身下畫了一張虎皮褥子，這是耐人尋味的細節。《易·革卦》中的九五爻辭為“大人虎變”，其辭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在古人心中，“大人”是鳳毛麟角的圣賢。大人物像猛虎變換皮毛一般進行變革，威猛迅疾不可測度，不用占卜也會得到人們的信任。彼時新法推行，司馬光退居洛陽，表面“獨樂”，實則“四海望陶冶”（蘇軾詩）。司馬光在《獨樂園七詠》中自比嚴子陵、陶淵明，卻在《見山臺》詩里泄露心曲：“愛君心豈忘，居山神可養。”司馬光坐在虎皮上，既示退隱之志，又含未泯的濟世雄心。仇英借此暗示：獨樂非消極避世，而是以退為進的姿態?？此瞥坏臍w隱，實為“待時而動”的政治蟄伏。
澆花亭和采藥圃畔，都有一只白鶴昂首而立，陪伴在司馬光身旁，像是他的知音。鶴的孤獨姿態，也映射了司馬光的政治境遇。古人認為，鶴是仙禽，也象征著君子、賢士。明代周履靖在《相鶴經》中寫道：“夫頂丹脛碧，毛羽瑩潔，頸纖而修，身聳而正，足臞而節高，頗類不食煙火人，可謂之鶴。”仇英讓仙鶴伴立，象征司馬光品行高潔。
通往見山臺的池水畔，有兩只鹿在徜徉飲水。鹿、鶴往往并稱，鹿也是仙獸，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圖》中，葛洪就牽著一頭鹿。漢揚雄《解嘲》道:“往昔周綱解結，群鹿爭逸。”李善注引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鹿”與“祿”諧音，古人又常以“鹿”象征“祿”表示文運與仕途。另一方面，鹿又象征隱逸的生活，它恬淡清幽的生活環境和隱士的理想家園相似。所以唐李頎《行路難》中說:“薄俗嗟嗟難重陳，深山麋鹿可為鄰。”蘇東坡《赤壁賦》中有句：“侶魚蝦而友麋鹿”。鹿身上的兩重寓意，也可以是司馬光的身份隱喻。一方面，他在獨樂園中“逍遙相羊，惟意所適”。另一方面，他終究是普天下人寄寓厚望的政治領袖，蘇軾有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他終會從這里走出去，再次擔當起家國重任的。
獨樂園的“獨樂”，終究無法脫離“眾樂”的期待。元豐七年（1084年），66歲的司馬光在獨樂園完成了皇皇巨著《資治通鑒》，進獻給皇帝。次年，神宗駕崩，高太后急召司馬光回朝為宰相，獨樂園的竹影在車馬喧囂中漸漸模糊。
真正的“獨樂”，從不是遺世獨立的孤芳自賞，而是以孤往精神守護道統的文明火種?！丢殬穲@圖》中的樂，是司馬光的“各安其分”，是仇英的“以畫傳心”。獨樂非孤絕，而是于紛擾中筑起一座心靈花園；眾樂非喧鬧，而是以德性滋養天下。獨樂之趣，不在逃離塵世，而在心有所安；眾樂之望，不在強求共鳴，而在德馨自遠?？粗鹩⒌漠嬀?，仍能感受司馬光臨流執卷，清風入懷之樂。仇英以筆墨凝固的，不僅是園林勝景，更是一個時代文人對理想生活、志趣追求的優雅想象。
展開明代畫家仇英的《獨樂園圖》長卷，那青綠設色的明麗景色，工筆細描的靜雅之氣，將北宋司馬光的獨樂園從文字化為詩意圖景。這幅畫不僅是園林影像的再現，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司馬光自稱“迂叟”，他在《獨樂園記》中寫道：“各盡其分而安之”，以獨樂對抗世俗喧囂；仇英則以畫筆勾勒出獨樂園七景，將司馬光的隱逸哲思與政治失意的矛盾，凝練于亭臺、竹石、流水之間。仇英以蘇州園林式的秀美重構洛陽獨樂園，雖非歷史原貌，卻更貼近文人心中“理想國”的樣貌——一方園林，既是避世桃源，亦是精神豐碑。畫中的草木動物，都在訴說著中國文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永恒命題。
名園入畫
早在宋代，就有畫家畫過獨樂園圖了。“明四家”中，沈周、文征明、仇英都畫過有關“獨樂”題材的畫卷。沈周為祝賀老友徐有貞60壽誕，畫了《芳園獨樂圖》，畫的是徐有貞退休之后優游林下的情景。沈周取這個畫題，也是拿徐有貞和大宋名臣司馬光相比擬，算是一種不著痕跡的恭維。而文征明和仇英的《獨樂園圖》，則都和宋代那位佚名畫家一樣，畫的是司馬光在獨樂園中逍遙自得的情景。還有人摹畫了明代佚名畫家的《司馬光歸隱圖》，題名為《太白獨樂圖》，署名唐寅，流傳到現在，倒也成了古董。這樣一來，“明四家”都和“獨樂”畫沾上了關系。說起獨樂，人們除了想到孟子的“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之外，還能想到司馬光的獨樂園，為什么他這個園子這么深入人心呢？
北宋熙寧四年（1071年），52歲的司馬光踏上了洛陽的土地。彼時，王安石變法正如火如荼，而司馬光堅決反對“青苗法”等一系列新政，朝堂上的爭執已令他身心俱疲，他于是自請外放，以“西京留守司御史臺”閑職退居洛陽。初到洛陽的兩年，司馬光暫居陋巷，夏日酷暑難耐時，竟效仿寒士掘地為室，被時人戲稱“司馬入地”。熙寧六年（1073年），他在洛陽尊賢坊北關購得二十畝荒地。這片土地背倚伊水，遠眺萬安山，雖無王公園林的雕梁畫棟，卻因主人的匠心獨運，化作一方承載士大夫精神的文化凈土——獨樂園。獨樂園中的讀書堂內，五千卷藏書堆積如山。在這里，司馬光帶領范祖禹等助手，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的毅力編纂《資治通鑒》。稍有閑暇，會參加居洛文化名流的“洛陽耆英會”，或者在園中獨自徜徉。
仇英的《獨樂園圖》，需要從右至左，緩緩展開欣賞，一幕幕場景會讓人心動神馳。“弄水軒”“讀書堂”“釣魚庵”“種竹齋”“采藥圃”“澆花亭”“見山臺”七個場景銜接有序，司馬光現身于每個場景中，或讀書、或閑坐、或遠眺。其中樂趣，正如他在《獨樂園記》中所說：“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圣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相羊，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竹與靈芝
李清照的老爸李格非在《洛陽名園記》中評價獨樂園說：“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但“為人欣慕者，不在于園耳”。仇英把獨樂園畫得這樣精致典雅，也幾乎讓人忘了這所園子是一個宛似劉禹錫“陋室”的所在。它因陋就簡，往好了說是充滿天趣，真實一點描繪，就是頗有些寒酸了。
釣魚庵建在水池中間的一個小島上，就是種了一圈竹子，把竹子頂端捆扎在一起，形成一個庵房的樣子，形狀有點像漁民們在水邊搭建的簡陋房子，司馬光就坐在庵中垂釣。司馬光在《獨樂園七詠》中寫道：“吾愛王子猷，借宅亦種竹”。園中出現最多的植物，就是竹子。種竹齋前，司馬光還在指揮著童仆，移來竹子，讓竹林更加繁盛呢。竹的高潔、堅韌、有節，就是他人格的投射。
采藥圃中，又是用竹子扎了一個庵子，通往庵子的道路兩側，也種上翠竹，形成一個綠色走廊。藥圃的畦壟像棋盤一樣整齊，里面種著各種草藥，如人參、靈芝、地黃、石蒜、石竹、三七、腎蕨等，一個畦子里卻只有一棵。澆花亭兩側的花欄中，芍藥、牡丹、雜花每樣也只栽兩棵。司馬光自己說：“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
靈芝自古被視為仙草，象征長生與祥瑞。仇英在藥圃中畫上靈芝，是有依據的。宋人陳師道在《后山談叢》中說，僧人參寥子曾到獨樂園游賞，看到一處干燥的高坡上，并不依托枯木，而是平地長出二十多棵靈芝。參寥子問園丁，怎樣澆灌才讓靈芝得以生長繁茂呢？園丁說：“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參寥子感慨道：“真不愧是司馬溫公的仆人！”
靈芝就是“惟吾德馨”的物象實證。上面說的園丁，很可能就是司馬家以戇直樸厚聞名的忠仆呂直。一次，司馬光讓呂直去市上賣掉一匹馬，特意叮囑說：“這匹馬今年夏天得過肺病，你一定要告訴買主。”平日里，有人要參觀獨樂園，常會給守園的呂直一點小費。呂直就攢下來，在園中蓋了一個公廁和一座井亭。司馬光問他：“你咋不留著自己花呢？”呂直說：“難道只有相公做得了好人，呂直就不能做好人嗎？”
仇英筆下的竹庵以天然的竹叢圍合而成，也是司馬光順應自然之道的心理投射。他曾說，在獨樂園，“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他的施政理念以保守主義為核心，強調遵循祖宗之法與儒家倫理，反對激進變革，主張通過德治和禮制維護社會穩定。他反對國家過度干預經濟，“與民爭利”，認為新法（如青苗法、免役法）擾民害國，破壞傳統經濟秩序，導致“富者益富，貧者益貧”。這也是他遠離朝堂，避居洛陽著書“獨樂”的原因。他的“穴居”與純天然竹庵，都在無言訴說著自己的理念。
還是這個呂直，一直稱呼主人“君實秀才”。蘇東坡聽了覺得不妥，就教呂直改口稱呼主人為“相公”。司馬光聽他突然這么叫，覺得很別扭，得知真相后嘆道：“好好一個人，被蘇子瞻教壞了！”
虎與鹿鶴
仇英給“采藥圃”里的司馬光身下畫了一張虎皮褥子，這是耐人尋味的細節?！兑?middot;革卦》中的九五爻辭為“大人虎變”，其辭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在古人心中，“大人”是鳳毛麟角的圣賢。大人物像猛虎變換皮毛一般進行變革，威猛迅疾不可測度，不用占卜也會得到人們的信任。彼時新法推行，司馬光退居洛陽，表面“獨樂”，實則“四海望陶冶”（蘇軾詩）。司馬光在《獨樂園七詠》中自比嚴子陵、陶淵明，卻在《見山臺》詩里泄露心曲：“愛君心豈忘，居山神可養。”司馬光坐在虎皮上，既示退隱之志，又含未泯的濟世雄心。仇英借此暗示：獨樂非消極避世，而是以退為進的姿態?？此瞥坏臍w隱，實為“待時而動”的政治蟄伏。
澆花亭和采藥圃畔，都有一只白鶴昂首而立，陪伴在司馬光身旁，像是他的知音。鶴的孤獨姿態，也映射了司馬光的政治境遇。古人認為，鶴是仙禽，也象征著君子、賢士。明代周履靖在《相鶴經》中寫道：“夫頂丹脛碧，毛羽瑩潔，頸纖而修，身聳而正，足臞而節高，頗類不食煙火人，可謂之鶴。”仇英讓仙鶴伴立，象征司馬光品行高潔。
通往見山臺的池水畔，有兩只鹿在徜徉飲水。鹿、鶴往往并稱，鹿也是仙獸，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圖》中，葛洪就牽著一頭鹿。漢揚雄《解嘲》道:“往昔周綱解結，群鹿爭逸。”李善注引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鹿”與“祿”諧音，古人又常以“鹿”象征“祿”表示文運與仕途。另一方面，鹿又象征隱逸的生活，它恬淡清幽的生活環境和隱士的理想家園相似。所以唐李頎《行路難》中說:“薄俗嗟嗟難重陳，深山麋鹿可為鄰。”蘇東坡《赤壁賦》中有句：“侶魚蝦而友麋鹿”。鹿身上的兩重寓意，也可以是司馬光的身份隱喻。一方面，他在獨樂園中“逍遙相羊，惟意所適”。另一方面，他終究是普天下人寄寓厚望的政治領袖，蘇軾有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他終會從這里走出去，再次擔當起家國重任的。
獨樂園的“獨樂”，終究無法脫離“眾樂”的期待。元豐七年（1084年），66歲的司馬光在獨樂園完成了皇皇巨著《資治通鑒》，進獻給皇帝。次年，神宗駕崩，高太后急召司馬光回朝為宰相，獨樂園的竹影在車馬喧囂中漸漸模糊。
真正的“獨樂”，從不是遺世獨立的孤芳自賞，而是以孤往精神守護道統的文明火種?！丢殬穲@圖》中的樂，是司馬光的“各安其分”，是仇英的“以畫傳心”。獨樂非孤絕，而是于紛擾中筑起一座心靈花園；眾樂非喧鬧，而是以德性滋養天下。獨樂之趣，不在逃離塵世，而在心有所安；眾樂之望，不在強求共鳴，而在德馨自遠?？粗鹩⒌漠嬀?，仍能感受司馬光臨流執卷，清風入懷之樂。仇英以筆墨凝固的，不僅是園林勝景，更是一個時代文人對理想生活、志趣追求的優雅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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