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精神病院為題的影視作品中，要么是《飛越瘋人院》中冷酷無情的護士長，要么是《沉默的羔羊》中優雅而殘忍的食人者漢尼拔，而少數幾個正面形象的代表之一大概是《美麗人生》中與精神疾病斗爭了一輩子最后奪得諾獎的天才數學家納什。但這似乎對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幫助有限。如果一個人得了惡性腫瘤，那么無論最終治療結果如何，他都可能被視為“與病魔抗爭的英雄”，但如果一個人死于抑郁癥或厭食癥，或因精神分裂癥而不得不住進精神科病房時，又能得到多少正面的評價和鼓勵呢？
加拿大皇家醫學院院士、多倫多大學精神病學教授戴維·戈德布盧姆曾任加拿大精神健康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是一位在加拿大最大的精神科醫院工作了半生的臨床醫生。他在《我能幫上什么忙》（How Can I Help：A Week in My Life as a Psychiatrist）一書中，向讀者全方位介紹了精神科的方方面面：從醫生的日常工作到精神病學發展的前世今生。他把患者們的故事安排到一周5天上下午的日程表中，其中既有門診、急診的日常，也有對電擊治療室的“揭秘”，還有處理急性發作病人的第一現場。更重要的是書中提到的案例背后大多是真實存在的鮮活的人——不僅有抑郁癥、雙相情感障礙癥、精神分裂癥、厭食癥的患者，也有奮戰在不同崗位上的住院醫師、護士、安保人員和技術人員。按照他的說法：不諱言精神醫學領域過去令人不齒的作為，但也不乏那些推動醫學發展的英雄故事。而書寫這一切的目的是去掉污名化，客觀公正地將精神疾病作為疾病的一種加以解讀。
治愈？還是處理？
作為高年資醫生，戈德布盧姆的工作不僅包括診斷和治療，而且要督導年輕住院醫師的工作，也就是坐在一邊默默記錄其問診中暴露出的問題，比如提問過于機械、沒有與病人感同身受等。“周一早上”這一章迎來的第一位患者是一位30出頭的女性，由戈德布盧姆和即將接受畢業考核的住院醫師一同問診。
患者入座后眼含淚水，而此刻年輕的住院醫師卻只顧著向其背誦本次會談預計時間、保密規定、例外條款、后續家庭醫生的介入等程式化內容。這是“規范化流程”，其內容來自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醫生如果不想惹麻煩，那么比較明智的選擇是按照手冊上要求的內容進行診斷、治療等各項操作。但作為和人的精神打交道的醫生來說，按部就班地機械完成任務和盡心盡力為患者治療之間顯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在這里，戈德布盧姆反思了“治愈”和“處理”之間的關系。
正如在醫學院廣為流傳的一句話：Sometime cure, usually help ,always comfort（偶爾能治愈，通常是幫忙，但總歸能提供安慰）。意思是說，醫學能提供的往往不是“治愈”，而僅僅是“陪伴”。作者也明白：“在所有醫學領域，疾病被治愈都是一件極其罕見的事。慢性病患者不會痊愈，甚至沒辦法預防未來不再發作。”既然如此，反正大病治不了、小病不用治，那么醫生存在的意義為何呢？作者繼續寫道：“身為醫生……我們得以幫助人們從疾病發作的深淵中走出來，找出回歸生活常規的方法，或打造一條全新的道路，以及減低再次生病的風險。”
這讓人聯想到《靜默之身：殘障人士的不平凡世界》的作者，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墨菲教授（Robert F. Murphy），在罹患骨髓腫瘤后不得不坐上了輪椅。當體會到自己身體慢慢失能，而醫學卻難以解決病癥時，他發出感嘆：“殘障由社會定義，由文化賦予意義，這是一種社會病……殘疾人不是一個特殊群體，而是人類狀況的隱喻”。因此，醫學的意義不僅在于治病，更在于救人。
“醫學是一種回應他人痛苦的努力。”我國著名學者、病理生理與藥理學家韓啟德院士在《醫學的溫度》一書中說：“醫生面對的是一個個人，而絕不是教科書上描述的一個個病。”所以，醫學的目的不是消滅疾病（“沒有疾病，還有沒有生命？”），而是幫助建立新的平衡，減輕病人痛苦——既不奢望消滅疾病，亦不停留于簡單的撫慰，我想，這大概也是這本書英文名叫作How Can I Help的本意吧！
白色代碼
戈德布盧姆在“周四上午”這一章帶讀者“參觀”了醫院的急癥監護病房，醫院里一個“大門得到強化并上鎖”的區域。這里比其他病房更加安靜（因為訪客稀少），病人們穿著自己的衣服，所有可能成為武器的工具都不得帶入，冷清的氛圍與明亮潔白的病房組合起來，倒是很符合大眾文化中對精神科病房的描述。他在查房過程中突然聽到頭頂的廣播系統宣布：白色代碼。這意味著有個可能對他人造成威脅的患者正在某個病房瀕臨失控。隨后，一支由警衛、醫生、護士組成的應急小隊抵達現場，5種幫助具有攻擊性的病人冷靜下來的方案隨即準備就緒，包括言語勸說、隔離、身體約束、化學性約束（藥物鎮靜）及物理性約束（布帶固定）。處突小隊隨時評估病人情緒及現場控制程度，最終在沒有任何人受到傷害的前提下完美處理了這次突發事件。
“白色代碼”是一種制度性應變措施，但醫生是否有權限制患者人身自由卻一直是個具有爭議的話題。換言之，醫生在什么情況下可以替病人做決定？有些人認為，精神科醫生應該更多使用置留病人的權力以確保那些處于急性發作期的患者得到必需的治療，這一方面有助于防止他們出現更大的意外，同時也避免他們在發病中傷及無辜。醫學人類學的奠基者，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凱博文（A. Kleinman）在妻子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病后就曾反思：當妻子已經不能為自己是否接受治療做決定的時候，作為執業醫師的他能否要求醫生開藥？
但是否一個人在患了精神疾病之后就不再是那個擁有全部人身權利的自己，甚至還要接受違背患者個人意志的強制治療？這是反對者提出質疑的基本立場。由此造成的恐慌在《飛越瘋人院》這類影視作品中得到了強化。熱播美劇Shameless中，Ian遺傳了母親的雙相情感障礙癥，于是家人毫不猶豫地堅持送他去醫院。但母親Monica卻鼓勵他拒絕吃藥和治療，因為這才是他真實的樣子，而不必為了別人的期待改變自己。
在書的一開始，戈德布盧姆也提出了這樣一個疑問：“如果你的腿斷了，你依然是你自己；但是如果你的腦袋壞了，你還是你自己嗎？”如果你已經不是曾經的那個你，那么你是否仍然享有全部的公民權利？如果需要由醫生、醫院來替病人做決定，那么又將如何限制醫生的權力？據世界衛生組織研究發現，很多國家仍然缺乏全國性精神衛生立法，以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權利。有些具備相應法規的國家也在1960年以后再沒更新過相關條款。而作者特別提到中國于2013年5月通過了第一部精神衛生法，首度為使用隔離與約束設下界限，保障了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權利。
偏離原軌
一周的工作已經過半，看到自己本周在門診和病房治療的病人康復有望，戈德布盧姆感覺不錯。周四下午，他在結束對上一位患者提供的有效的幫助后，一邊整理桌上的東西，一邊聽語音信箱的留言。然而，一切事物突然靜止下來：語音留言來自一位叫達里爾的患者的表哥。他說自己的表弟達里爾就在今天下午，跳樓身亡了。
在30年的臨床執業中，這并非作者遇到的第一例患者自殺身亡，但卻是第一次遇到認識了這么久且非常熟悉的病人自殺。達里爾在17歲患上了抑郁癥，之后轉為躁狂，并在接下來的40年里進進出出醫院很多次。戈德布盧姆給他看診超過了10年，覺得除了躁狂嚴重的時候以外，達里爾都是個貼心、害羞但溫暖的男人。在病情穩定的時候他努力完成了社區大學的課程并邀請戈德布盧姆醫生參加自己的畢業典禮。本周一他剛剛來復診，進門時還不忘問候大夫：“嘿，戈德布盧姆，你有想我嗎？”
戈德布盧姆說自己很少哭，但此刻他把頭埋進掌心哭了起來。這是第一次有病人在他判斷可以安全出院后在短期內自殺。他回想起達里爾周一轉身離開診室時曾把一只手放在自己肩上，說自己的生活很難，他不知道這是否意味著那個時候達里爾已經放棄了生的信念。這讓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責。
“每位醫生都與風險共存。從我們寫下藥物處方箋或病歷上的醫囑的第一天，我們就明白我們有傷害或殺害一名病患的力量……對這層認知不感到敬畏的醫生，就稱不上是可靠的醫生。”戈德布盧姆寫道。
讓戈德布盧姆感到難過的另一個原因亦是本書的另一條主線，它與作者母親尚未確診的疾病有關。在本周工作開始前的周日家庭聚餐上，他的母親抱怨自己眼睛不適。作者妻子就是眼科醫生，而他倆瞬間就意識到母親所謂的視力下降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肺癌轉移。醫學知識讓醫生對特殊癥狀有著特殊的敏感，但卻也有獨特的豁達。他說：“由戈德布盧姆家族四代醫生所寫成的人生指導手冊中，疾病是人生的一部分；為自己或所愛之人可能生病而提早擔憂或深陷煩惱之中，不僅浪費時間，也可能因此無法領略人生的意義。”在這條主線上戈德布盧姆展示出自己作為普通人的一面：他在救死扶傷的同時，自己也是患者家屬。正如紐約大學醫學院臨床學教授丹尼爾·奧弗里（Danielle Ofri）在《醫生的愧與怕：情感如何影響醫療》中所說，醫生也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并且要面對自己的情緒，不讓它干擾自己的醫學理性。
當然，這并不是說醫生就要冷冰冰地不近人情。在全書的最后，戈德布盧姆這樣總結道：“我們對于那些受困于瘋狂黑暗中的人們負有責任，因為他們不僅是我們的病人，也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家人，以及我們自己。”
在以精神病院為題的影視作品中，要么是《飛越瘋人院》中冷酷無情的護士長，要么是《沉默的羔羊》中優雅而殘忍的食人者漢尼拔，而少數幾個正面形象的代表之一大概是《美麗人生》中與精神疾病斗爭了一輩子最后奪得諾獎的天才數學家納什。但這似乎對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幫助有限。如果一個人得了惡性腫瘤，那么無論最終治療結果如何，他都可能被視為“與病魔抗爭的英雄”，但如果一個人死于抑郁癥或厭食癥，或因精神分裂癥而不得不住進精神科病房時，又能得到多少正面的評價和鼓勵呢？
加拿大皇家醫學院院士、多倫多大學精神病學教授戴維·戈德布盧姆曾任加拿大精神健康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是一位在加拿大最大的精神科醫院工作了半生的臨床醫生。他在《我能幫上什么忙》（How Can I Help：A Week in My Life as a Psychiatrist）一書中，向讀者全方位介紹了精神科的方方面面：從醫生的日常工作到精神病學發展的前世今生。他把患者們的故事安排到一周5天上下午的日程表中，其中既有門診、急診的日常，也有對電擊治療室的“揭秘”，還有處理急性發作病人的第一現場。更重要的是書中提到的案例背后大多是真實存在的鮮活的人——不僅有抑郁癥、雙相情感障礙癥、精神分裂癥、厭食癥的患者，也有奮戰在不同崗位上的住院醫師、護士、安保人員和技術人員。按照他的說法：不諱言精神醫學領域過去令人不齒的作為，但也不乏那些推動醫學發展的英雄故事。而書寫這一切的目的是去掉污名化，客觀公正地將精神疾病作為疾病的一種加以解讀。
治愈？還是處理？
作為高年資醫生，戈德布盧姆的工作不僅包括診斷和治療，而且要督導年輕住院醫師的工作，也就是坐在一邊默默記錄其問診中暴露出的問題，比如提問過于機械、沒有與病人感同身受等。“周一早上”這一章迎來的第一位患者是一位30出頭的女性，由戈德布盧姆和即將接受畢業考核的住院醫師一同問診。
患者入座后眼含淚水，而此刻年輕的住院醫師卻只顧著向其背誦本次會談預計時間、保密規定、例外條款、后續家庭醫生的介入等程式化內容。這是“規范化流程”，其內容來自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醫生如果不想惹麻煩，那么比較明智的選擇是按照手冊上要求的內容進行診斷、治療等各項操作。但作為和人的精神打交道的醫生來說，按部就班地機械完成任務和盡心盡力為患者治療之間顯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在這里，戈德布盧姆反思了“治愈”和“處理”之間的關系。
正如在醫學院廣為流傳的一句話：Sometime cure, usually help ,always comfort（偶爾能治愈，通常是幫忙，但總歸能提供安慰）。意思是說，醫學能提供的往往不是“治愈”，而僅僅是“陪伴”。作者也明白：“在所有醫學領域，疾病被治愈都是一件極其罕見的事。慢性病患者不會痊愈，甚至沒辦法預防未來不再發作。”既然如此，反正大病治不了、小病不用治，那么醫生存在的意義為何呢？作者繼續寫道：“身為醫生……我們得以幫助人們從疾病發作的深淵中走出來，找出回歸生活常規的方法，或打造一條全新的道路，以及減低再次生病的風險。”
這讓人聯想到《靜默之身：殘障人士的不平凡世界》的作者，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墨菲教授（Robert F. Murphy），在罹患骨髓腫瘤后不得不坐上了輪椅。當體會到自己身體慢慢失能，而醫學卻難以解決病癥時，他發出感嘆：“殘障由社會定義，由文化賦予意義，這是一種社會病……殘疾人不是一個特殊群體，而是人類狀況的隱喻”。因此，醫學的意義不僅在于治病，更在于救人。
“醫學是一種回應他人痛苦的努力。”我國著名學者、病理生理與藥理學家韓啟德院士在《醫學的溫度》一書中說：“醫生面對的是一個個人，而絕不是教科書上描述的一個個病。”所以，醫學的目的不是消滅疾病（“沒有疾病，還有沒有生命？”），而是幫助建立新的平衡，減輕病人痛苦——既不奢望消滅疾病，亦不停留于簡單的撫慰，我想，這大概也是這本書英文名叫作How Can I Help的本意吧！
白色代碼
戈德布盧姆在“周四上午”這一章帶讀者“參觀”了醫院的急癥監護病房，醫院里一個“大門得到強化并上鎖”的區域。這里比其他病房更加安靜（因為訪客稀少），病人們穿著自己的衣服，所有可能成為武器的工具都不得帶入，冷清的氛圍與明亮潔白的病房組合起來，倒是很符合大眾文化中對精神科病房的描述。他在查房過程中突然聽到頭頂的廣播系統宣布：白色代碼。這意味著有個可能對他人造成威脅的患者正在某個病房瀕臨失控。隨后，一支由警衛、醫生、護士組成的應急小隊抵達現場，5種幫助具有攻擊性的病人冷靜下來的方案隨即準備就緒，包括言語勸說、隔離、身體約束、化學性約束（藥物鎮靜）及物理性約束（布帶固定）。處突小隊隨時評估病人情緒及現場控制程度，最終在沒有任何人受到傷害的前提下完美處理了這次突發事件。
“白色代碼”是一種制度性應變措施，但醫生是否有權限制患者人身自由卻一直是個具有爭議的話題。換言之，醫生在什么情況下可以替病人做決定？有些人認為，精神科醫生應該更多使用置留病人的權力以確保那些處于急性發作期的患者得到必需的治療，這一方面有助于防止他們出現更大的意外，同時也避免他們在發病中傷及無辜。醫學人類學的奠基者，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凱博文（A. Kleinman）在妻子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病后就曾反思：當妻子已經不能為自己是否接受治療做決定的時候，作為執業醫師的他能否要求醫生開藥？
但是否一個人在患了精神疾病之后就不再是那個擁有全部人身權利的自己，甚至還要接受違背患者個人意志的強制治療？這是反對者提出質疑的基本立場。由此造成的恐慌在《飛越瘋人院》這類影視作品中得到了強化。熱播美劇Shameless中，Ian遺傳了母親的雙相情感障礙癥，于是家人毫不猶豫地堅持送他去醫院。但母親Monica卻鼓勵他拒絕吃藥和治療，因為這才是他真實的樣子，而不必為了別人的期待改變自己。
在書的一開始，戈德布盧姆也提出了這樣一個疑問：“如果你的腿斷了，你依然是你自己；但是如果你的腦袋壞了，你還是你自己嗎？”如果你已經不是曾經的那個你，那么你是否仍然享有全部的公民權利？如果需要由醫生、醫院來替病人做決定，那么又將如何限制醫生的權力？據世界衛生組織研究發現，很多國家仍然缺乏全國性精神衛生立法，以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權利。有些具備相應法規的國家也在1960年以后再沒更新過相關條款。而作者特別提到中國于2013年5月通過了第一部精神衛生法，首度為使用隔離與約束設下界限，保障了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權利。
偏離原軌
一周的工作已經過半，看到自己本周在門診和病房治療的病人康復有望，戈德布盧姆感覺不錯。周四下午，他在結束對上一位患者提供的有效的幫助后，一邊整理桌上的東西，一邊聽語音信箱的留言。然而，一切事物突然靜止下來：語音留言來自一位叫達里爾的患者的表哥。他說自己的表弟達里爾就在今天下午，跳樓身亡了。
在30年的臨床執業中，這并非作者遇到的第一例患者自殺身亡，但卻是第一次遇到認識了這么久且非常熟悉的病人自殺。達里爾在17歲患上了抑郁癥，之后轉為躁狂，并在接下來的40年里進進出出醫院很多次。戈德布盧姆給他看診超過了10年，覺得除了躁狂嚴重的時候以外，達里爾都是個貼心、害羞但溫暖的男人。在病情穩定的時候他努力完成了社區大學的課程并邀請戈德布盧姆醫生參加自己的畢業典禮。本周一他剛剛來復診，進門時還不忘問候大夫：“嘿，戈德布盧姆，你有想我嗎？”
戈德布盧姆說自己很少哭，但此刻他把頭埋進掌心哭了起來。這是第一次有病人在他判斷可以安全出院后在短期內自殺。他回想起達里爾周一轉身離開診室時曾把一只手放在自己肩上，說自己的生活很難，他不知道這是否意味著那個時候達里爾已經放棄了生的信念。這讓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責。
“每位醫生都與風險共存。從我們寫下藥物處方箋或病歷上的醫囑的第一天，我們就明白我們有傷害或殺害一名病患的力量……對這層認知不感到敬畏的醫生，就稱不上是可靠的醫生。”戈德布盧姆寫道。
讓戈德布盧姆感到難過的另一個原因亦是本書的另一條主線，它與作者母親尚未確診的疾病有關。在本周工作開始前的周日家庭聚餐上，他的母親抱怨自己眼睛不適。作者妻子就是眼科醫生，而他倆瞬間就意識到母親所謂的視力下降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肺癌轉移。醫學知識讓醫生對特殊癥狀有著特殊的敏感，但卻也有獨特的豁達。他說：“由戈德布盧姆家族四代醫生所寫成的人生指導手冊中，疾病是人生的一部分；為自己或所愛之人可能生病而提早擔憂或深陷煩惱之中，不僅浪費時間，也可能因此無法領略人生的意義。”在這條主線上戈德布盧姆展示出自己作為普通人的一面：他在救死扶傷的同時，自己也是患者家屬。正如紐約大學醫學院臨床學教授丹尼爾·奧弗里（Danielle Ofri）在《醫生的愧與怕：情感如何影響醫療》中所說，醫生也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并且要面對自己的情緒，不讓它干擾自己的醫學理性。
當然，這并不是說醫生就要冷冰冰地不近人情。在全書的最后，戈德布盧姆這樣總結道：“我們對于那些受困于瘋狂黑暗中的人們負有責任，因為他們不僅是我們的病人，也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家人，以及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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