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茶館堪稱最為普及、與民眾關系較為密切、具有典型意義的傳統空間之一。它既是透視城市發展的窗口，也是反映社會百態的場域。在近代中國都市化的標志性城市上海，茶館擁有更為豐富而獨特的面貌。
“別地所無”
近代以來，上茶樓喝茶成為“游滬八事”之一。19世紀四五十年代，城隍廟一帶是上海的商業中心。豫園內茶館林立，除也是軒（即湖心亭茶樓）外，有挹清樓、凝暉閣、四美軒、福泉樓、樂茗軒、綠波廊、群玉樓等。
19世紀60年代起，從洋涇浜北岸、寶善街到四馬路、大馬路，商業消費地帶呈現由南往北的漸次轉移和拓展態勢，繁榮景象逐漸擴散，并以中區（外灘至西藏路區域）為主。緊隨商業發展與空間拓展，茶館亦呈現遍地開花之態。從洋涇浜畔的松風閣、麗水臺，寶善街的渭園、桂芳閣、同芳居、鴻園、怡珍到四馬路的華眾會、閬苑第一樓、萬華樓、升平樓、五層樓，大馬路的一洞天、五龍日升樓、全安、福安等，茶館林立如云、此起彼伏。
在中西交匯的大都市，上海茶館在建筑風格、內部設備等方面求新求變，或高閣臨風，或疏窗映水，或器具明潔，或環境幽雅。有人感慨：“至于松風閣以茶勝，一壺春、載春園以地勝，廣東之怡珍同芳居以裝潢勝，此皆別地所無者。”一句“別地所無”，道出了近代上海茶館的非凡。
這一時期的茶館多被稱為茶樓，因為喝茶處不在底層，而需扶梯上樓。從建筑式樣看，有的是西洋建筑，有的是傳統建筑，有的則是西洋與傳統的結合。時人對閬苑第一樓作如下評價：“茶館之軒敞宏大，莫有過于閬苑第一樓者。洋房三層，四面皆玻璃窗，青天白日，如坐水晶宮，真覺一空障翳。計上、中二層，可容千余人。”這種氣勢恢宏、容客千余人的茶樓，在當時國內也是首屈一指的。
開在主干道如大馬路、四馬路的茶樓，樓上臨街會有一條長長的走廊，茶客在此可以欣賞“人車如走馬，馬車如飛龍”的熱鬧景致。許多園林如愚園、徐園、張園等向市民開放后，內部也設有供人飲茶之處。
上海茶館的非凡，還體現在茶館的多種風格上。近代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經營茶館的除了本地人之外，還有江蘇、浙江、廣東等地的人。其中，廣東茶館以精良裝修、美味點心贏得滬上消費者的好評。正所謂，“專供過客息游蹤，茶館精良算廣東。既使相如療渴疾，點心又可把饑充”。
蘇式茶館里的茶客也可以吃到點心，如生煎饅頭、糖糕等，但并非由茶館供應，而是附近的吃食店負責提供。還有一些小吃，如五香豆、白糖花生米以及花色蜜餞等，多是小販進茶館售賣。廣東茶館里的點心，則專門由茶館店主聘請點心師傅負責燒制，且特色鮮明：清晨魚生粥，晌午蒸熟粉面等各色佳點，入夜蓮子羹、杏仁酪。廣東茶館還出售西方食品，如“荷蘭水”“西洋小酌”“洋糖餅干”等。
茶館書場是城隍廟一帶茶館的大眾娛樂項目，書場分為說書、灘簧兩種，但說書更為普遍，春風得意樓系說書能手集中之地。有的茶館兼為煙館、彈子房，并兼有其他娛樂設施。四馬路為煙茶樓匯集地，“層樓杰閣斗奢華，半賣煙膏半賣茶”。閬苑第一樓興盛期間，上、中層主要是喝茶處，下層則為彈子房，“遠方之初至滬地者，無不趨之若鶩”。華眾會樓上賣茶，樓下則有西洋鏡、幻燈片、珍禽異獸等百戲雜呈，可謂五花八門。
空間的消費
誠如老舍所言，一個大茶館就是一個小社會。茶客中，有達官貴人、商人工匠、文人職員等。茶客之外，還有到此謀生之人，包括兜售貨物的小販、“神機妙算”的算命人、賣唱的藝人乃至撿煙殼的、乞丐等。各類人的光顧，是茶館在社會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
良好的環境，寬松的氛圍，使得茶館成為一個理想的公共舞臺。在茶館中，有人以休息、閑聊、社交、信息傳播和制造為樂事，有人以品評詩文、交流思想為樂事，有人尋求工作，有人尋求交易，有人辦理公務，有人宣講教育，有人講茶評理……這是一幅精致的世俗風情畫，反映生活百態與社會變遷。
值得注意的是，茶館在廣度上的相似，并不能抹去在深度上的差異，即所處區域、所在城市帶來的影響。與其他一些城市的茶館相比，近代上海茶館的空間消費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突出性。
一方面，娛樂性突出。上海高檔茶館多，或軒敞宏大、設備精良，或環境優美，且充斥各類娛樂，是近代中國休閑娛樂業的代表之一。
晚清名士王韜、李善蘭、徐壽、華衡芳等人經常相聚在城隍廟一帶的挹清樓、凝暉閣、福泉樓、樂茗軒、綠波廊等茶館，吟詩弄文、縱橫時事。還有文人雅士相約在九江路小花園附近的文明雅集茶樓，或潑墨作畫，或紋枰對弈，或管弦絲竹，或考古論今。
1927年，四川路上的新雅茶室開張，優雅的環境、周到的服務很快吸引了一批文人。張若谷、戴望舒、邵洵美、葉靈鳳、郁達夫、曹聚仁、林微音、施蟄存、穆時英等詩人、小說家、戲劇家、散文家和藝術家“圍坐在一張大圓桌周圍高談闊論著，從早晨九時到下午一時”。
類似的“文藝沙龍”還出現在南京路上的大東茶室。據蕭乾回憶，1936年赴上海編《大公報·文藝》時，他與巴金、黎烈文、黃源等人經常聚集于此，以至于當他1939年離開上海時，大東茶室成了“值得懷念的一個角落”。
另一方面，商業味突出。晚清時期，上海茶館就出現各種“找活”茶會。各行業的勞工分別聚集在相對固定的茶館里，謀求“飯碗”或等待被雇用。“找活”的，有車夫、船夫、燒飯師傅、木匠等，也有道士、唱戲藝人等。
上海茶館商業味濃郁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商人茶會乃至茶會市場的出現。19世紀40年代后，茶館逐漸成為申城商人“聆市面”、聽行情、做交易的一個重要場所。1906年的竹枝詞進一步寫道：“各行貿易待評量，借作茶樓聚會場所。每至午申人畢集，成盤出貨約期忙。”
20世紀30年代中期，茶會市場出現。茶會市場的突出特征在于規模擴大，交易場所、時間相對固定，以及需遵守一定的規章制度。1937年至1945年，上海有16家大茶館開設茶會，供各業洽談生意；參加茶會的行業有52個，交易者6500人。
抗戰勝利后，茶會活動更趨活躍，直至解放前，在27家茶樓中形成了70多個行業的茶會市場，經常參加茶樓交易的有5000余人。茶會和茶會市場不僅是近代上海工商業繁盛的一個側影，還作為交易市場的補充形式促進了商貿興盛。
除了以上兩個特性之外，民眾的抗爭乃至革命的開展在近代上海茶館里也有體現。1919年4月至11月，《民國日報》接連報道皮箱業、香業、駁船業、藥業等各業工人在南市一枝春、天福樓、富景園，租界旭日東升樓、中華第一茶樓、一樂天、鴻園等茶館罷工集議，以及店主與工人代表之間商議的情形。
事實上，早在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陳其美、于右任等人就常與紳商沈縵云、李平書等人在城隍廟四美軒等茶樓傾談。朱家驊、鄒驥等人在四馬路奇芳居茶樓召開“中國敢死團”干部會議，討論上海光復大事。還有志士在暢園茶館內設一剪發義務會，旨在勸民剪發、助充軍餉，致力于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反清隊伍。
左翼文藝運動期間，茅盾、胡風等人多次與魯迅在茶室會晤，介紹、交流相關工作。“孤島”時期，許多文藝救亡活動在茶室進行。比如，“推動‘孤島’文藝工作的中心座談會”每周一次在霞飛路大三元茶室以茶會的形式展開，堅持了一年多。針對平劇舞臺上出現一批庸俗低級的劇目，阿英等人假座大東茶室舉行茶話會，討論解決辦法。
在革命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人也注意到了茶館的作用。為推進工人運動，一些黨員不時出入工人常去的茶館，與工人交朋友。夏衍回憶，自己和其他同志常在提籃橋、楊樹浦這一帶茶館和工人們聊天接觸。1939年，美亞織綢廠第四分廠黨員在楊樹浦八埭頭茶館成功動員幾百名碼頭工人和苦力參加新四軍。
作者：包樹芳 邵雍 上海應用技術大學副教授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
近代中國，茶館堪稱最為普及、與民眾關系較為密切、具有典型意義的傳統空間之一。它既是透視城市發展的窗口，也是反映社會百態的場域。在近代中國都市化的標志性城市上海，茶館擁有更為豐富而獨特的面貌。
“別地所無”
近代以來，上茶樓喝茶成為“游滬八事”之一。19世紀四五十年代，城隍廟一帶是上海的商業中心。豫園內茶館林立，除也是軒（即湖心亭茶樓）外，有挹清樓、凝暉閣、四美軒、福泉樓、樂茗軒、綠波廊、群玉樓等。
19世紀60年代起，從洋涇浜北岸、寶善街到四馬路、大馬路，商業消費地帶呈現由南往北的漸次轉移和拓展態勢，繁榮景象逐漸擴散，并以中區（外灘至西藏路區域）為主。緊隨商業發展與空間拓展，茶館亦呈現遍地開花之態。從洋涇浜畔的松風閣、麗水臺，寶善街的渭園、桂芳閣、同芳居、鴻園、怡珍到四馬路的華眾會、閬苑第一樓、萬華樓、升平樓、五層樓，大馬路的一洞天、五龍日升樓、全安、福安等，茶館林立如云、此起彼伏。
在中西交匯的大都市，上海茶館在建筑風格、內部設備等方面求新求變，或高閣臨風，或疏窗映水，或器具明潔，或環境幽雅。有人感慨：“至于松風閣以茶勝，一壺春、載春園以地勝，廣東之怡珍同芳居以裝潢勝，此皆別地所無者。”一句“別地所無”，道出了近代上海茶館的非凡。
這一時期的茶館多被稱為茶樓，因為喝茶處不在底層，而需扶梯上樓。從建筑式樣看，有的是西洋建筑，有的是傳統建筑，有的則是西洋與傳統的結合。時人對閬苑第一樓作如下評價：“茶館之軒敞宏大，莫有過于閬苑第一樓者。洋房三層，四面皆玻璃窗，青天白日，如坐水晶宮，真覺一空障翳。計上、中二層，可容千余人。”這種氣勢恢宏、容客千余人的茶樓，在當時國內也是首屈一指的。
開在主干道如大馬路、四馬路的茶樓，樓上臨街會有一條長長的走廊，茶客在此可以欣賞“人車如走馬，馬車如飛龍”的熱鬧景致。許多園林如愚園、徐園、張園等向市民開放后，內部也設有供人飲茶之處。
上海茶館的非凡，還體現在茶館的多種風格上。近代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經營茶館的除了本地人之外，還有江蘇、浙江、廣東等地的人。其中，廣東茶館以精良裝修、美味點心贏得滬上消費者的好評。正所謂，“專供過客息游蹤，茶館精良算廣東。既使相如療渴疾，點心又可把饑充”。
蘇式茶館里的茶客也可以吃到點心，如生煎饅頭、糖糕等，但并非由茶館供應，而是附近的吃食店負責提供。還有一些小吃，如五香豆、白糖花生米以及花色蜜餞等，多是小販進茶館售賣。廣東茶館里的點心，則專門由茶館店主聘請點心師傅負責燒制，且特色鮮明：清晨魚生粥，晌午蒸熟粉面等各色佳點，入夜蓮子羹、杏仁酪。廣東茶館還出售西方食品，如“荷蘭水”“西洋小酌”“洋糖餅干”等。
茶館書場是城隍廟一帶茶館的大眾娛樂項目，書場分為說書、灘簧兩種，但說書更為普遍，春風得意樓系說書能手集中之地。有的茶館兼為煙館、彈子房，并兼有其他娛樂設施。四馬路為煙茶樓匯集地，“層樓杰閣斗奢華，半賣煙膏半賣茶”。閬苑第一樓興盛期間，上、中層主要是喝茶處，下層則為彈子房，“遠方之初至滬地者，無不趨之若鶩”。華眾會樓上賣茶，樓下則有西洋鏡、幻燈片、珍禽異獸等百戲雜呈，可謂五花八門。
空間的消費
誠如老舍所言，一個大茶館就是一個小社會。茶客中，有達官貴人、商人工匠、文人職員等。茶客之外，還有到此謀生之人，包括兜售貨物的小販、“神機妙算”的算命人、賣唱的藝人乃至撿煙殼的、乞丐等。各類人的光顧，是茶館在社會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
良好的環境，寬松的氛圍，使得茶館成為一個理想的公共舞臺。在茶館中，有人以休息、閑聊、社交、信息傳播和制造為樂事，有人以品評詩文、交流思想為樂事，有人尋求工作，有人尋求交易，有人辦理公務，有人宣講教育，有人講茶評理……這是一幅精致的世俗風情畫，反映生活百態與社會變遷。
值得注意的是，茶館在廣度上的相似，并不能抹去在深度上的差異，即所處區域、所在城市帶來的影響。與其他一些城市的茶館相比，近代上海茶館的空間消費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突出性。
一方面，娛樂性突出。上海高檔茶館多，或軒敞宏大、設備精良，或環境優美，且充斥各類娛樂，是近代中國休閑娛樂業的代表之一。
晚清名士王韜、李善蘭、徐壽、華衡芳等人經常相聚在城隍廟一帶的挹清樓、凝暉閣、福泉樓、樂茗軒、綠波廊等茶館，吟詩弄文、縱橫時事。還有文人雅士相約在九江路小花園附近的文明雅集茶樓，或潑墨作畫，或紋枰對弈，或管弦絲竹，或考古論今。
1927年，四川路上的新雅茶室開張，優雅的環境、周到的服務很快吸引了一批文人。張若谷、戴望舒、邵洵美、葉靈鳳、郁達夫、曹聚仁、林微音、施蟄存、穆時英等詩人、小說家、戲劇家、散文家和藝術家“圍坐在一張大圓桌周圍高談闊論著，從早晨九時到下午一時”。
類似的“文藝沙龍”還出現在南京路上的大東茶室。據蕭乾回憶，1936年赴上海編《大公報·文藝》時，他與巴金、黎烈文、黃源等人經常聚集于此，以至于當他1939年離開上海時，大東茶室成了“值得懷念的一個角落”。
另一方面，商業味突出。晚清時期，上海茶館就出現各種“找活”茶會。各行業的勞工分別聚集在相對固定的茶館里，謀求“飯碗”或等待被雇用。“找活”的，有車夫、船夫、燒飯師傅、木匠等，也有道士、唱戲藝人等。
上海茶館商業味濃郁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商人茶會乃至茶會市場的出現。19世紀40年代后，茶館逐漸成為申城商人“聆市面”、聽行情、做交易的一個重要場所。1906年的竹枝詞進一步寫道：“各行貿易待評量，借作茶樓聚會場所。每至午申人畢集，成盤出貨約期忙。”
20世紀30年代中期，茶會市場出現。茶會市場的突出特征在于規模擴大，交易場所、時間相對固定，以及需遵守一定的規章制度。1937年至1945年，上海有16家大茶館開設茶會，供各業洽談生意；參加茶會的行業有52個，交易者6500人。
抗戰勝利后，茶會活動更趨活躍，直至解放前，在27家茶樓中形成了70多個行業的茶會市場，經常參加茶樓交易的有5000余人。茶會和茶會市場不僅是近代上海工商業繁盛的一個側影，還作為交易市場的補充形式促進了商貿興盛。
除了以上兩個特性之外，民眾的抗爭乃至革命的開展在近代上海茶館里也有體現。1919年4月至11月，《民國日報》接連報道皮箱業、香業、駁船業、藥業等各業工人在南市一枝春、天福樓、富景園，租界旭日東升樓、中華第一茶樓、一樂天、鴻園等茶館罷工集議，以及店主與工人代表之間商議的情形。
事實上，早在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陳其美、于右任等人就常與紳商沈縵云、李平書等人在城隍廟四美軒等茶樓傾談。朱家驊、鄒驥等人在四馬路奇芳居茶樓召開“中國敢死團”干部會議，討論上海光復大事。還有志士在暢園茶館內設一剪發義務會，旨在勸民剪發、助充軍餉，致力于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反清隊伍。
左翼文藝運動期間，茅盾、胡風等人多次與魯迅在茶室會晤，介紹、交流相關工作。“孤島”時期，許多文藝救亡活動在茶室進行。比如，“推動‘孤島’文藝工作的中心座談會”每周一次在霞飛路大三元茶室以茶會的形式展開，堅持了一年多。針對平劇舞臺上出現一批庸俗低級的劇目，阿英等人假座大東茶室舉行茶話會，討論解決辦法。
在革命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人也注意到了茶館的作用。為推進工人運動，一些黨員不時出入工人常去的茶館，與工人交朋友。夏衍回憶，自己和其他同志常在提籃橋、楊樹浦這一帶茶館和工人們聊天接觸。1939年，美亞織綢廠第四分廠黨員在楊樹浦八埭頭茶館成功動員幾百名碼頭工人和苦力參加新四軍。
作者：包樹芳 邵雍 上海應用技術大學副教授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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