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旅游

完成對昆侖山的承諾

2025-06-23 14:29:08 來源：解放日報

觀看：72

2025年，作家畢淑敏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小說《昆侖約定》面世。小說以磅礴的昆侖山為敘事背景，講述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高原戍邊戰士在極端環境中守衛邊防、淬煉生命的故事。

畢淑敏以半個世紀前自己的昆侖戍邊經歷為底色，在真實與虛構交融中書寫人性的光芒。青春歲月里昆侖山的雪粒，落在七旬作家的稿紙上成了文字，傳遞出感動與啟迪讀者的力量。

這是作家對一座山的承諾，更是文學對一種信仰的丈量。

接受這本書的厚度

周末周刊：《昆侖約定》這部您人生中最重要的小說，在您心中扎根多年，是什么讓它在今年破土而出？

畢淑敏：這部小說寫的是我年輕時的那段歲月，我和戰友們用年輕的生命結成一座鋼鐵長城，在昆侖山上守衛祖國的邊疆。我就想，今生今世要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這個想法像顆種子一樣一直埋在我心里。

年輕的時候，我沒有寫，是怕自己寫得不夠好，沒辦法把那些強烈的震撼表達清楚。而且，我很喜歡一句老話：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因此，我特別希望這部小說在我晚年完成，這樣客觀上能讓我說更多真話、寫出更多內心的真實情感。這算是我的一個執念。歲月不饒人啊，我已經70歲了，那就開始吧！

周末周刊：“剛寫完最后一句，還未來得及松口氣，便覺周身極度不適”，可想而知您的創作過程是多么嘔心瀝血。

畢淑敏：寫這部長篇，我于2022年初動筆，11月完成初稿，一共寫了70多萬字，整個過程可謂“肝膽欲碎地咀嚼半個多世紀前的歷史，在蛛絲馬跡中躑躅前行”。可以說，這次創作讓我體會到了“嘔心瀝血”不只是一個形容詞。

我身體很好，當兵的時候是最高等級的身體素質，所以才把我分到西藏去。這么多年來，我幾乎沒住過醫院，但寫完小說初稿的兩年多時間里，我是邊接受治療邊反復修改的。我一共住了四次醫院，去了三次急診，甚至還報了病重。不過，當時我心里真的不害怕，因為我的《昆侖約定》初稿已經完成了。

周末周刊：這使我們聯想到作家梁曉聲的一段心理獨白：《人世間》的初稿已完成，心里面會有一種感覺——最后要做的那件事，大體上已經做完了，是“對得起此生”的感覺。

畢淑敏：潛伏了半個多世紀的心愿一朝實現后，我有同樣的感觸。

周末周刊：接下來的反復修改主要是為什么？

畢淑敏：這本書出版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印了個白皮本，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會上專家們表揚和鼓勵的話，我就不多說了。他們的意見中一致的一條是，這書太厚了，可否適當刪減？

我虛心接受，在最后一遍修改時謹記魯迅的話：“寫完之后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就這樣，又竭力刪了幾萬字。但仍有近70萬字、700多頁。我跟編輯說，我覺得專家的意見很有道理，我從讀者的角度來考慮，要是我看到這么厚一本書，心里也想，這得咬著牙才能看完吧？可我刪不動了，大概只能這個樣子了。

非常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擔當，在一個碎片化閱讀和短視頻流行的時代，接受了這本書的厚度。畢竟，這樣一個遙遠而厚重的故事，我們都不知道當下被快節奏裹挾的人們還有沒有興致沉下心來閱讀。

真實與虛構交融

周末周刊：事實已經證明，許多讀者也接受了這個遙遠故事的厚度。

畢淑敏：關于《昆侖約定》我聽到最多的讀者反饋就是，他們看完哭得稀里嘩啦的。前一陣，北京刮大風，一個傳媒大學的學生跟我說，她本來覺得這樣的故事離她很遙遠，但她就在大風天中通宵把它看完了，淚流滿面。我在想，這本書之所以能感動一些人，應該是那個時代的那些故事雖然離我們很遙遠，但故事中的勇敢與堅守、愛情和犧牲能夠穿越時間的風云，感動今天的人。

周末周刊：這部小說帶有一定的自傳性質，您如何在真實經歷與藝術加工中尋找一種平衡？

畢淑敏：在我看來，作為一個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里都會有自己的影子。嚴格地說起來，作品中的那些人物、情節，完全與作家自己脫鉤的，我認為幾乎不存在。哪怕他寫的是動物的故事，寫的是歷史的故事，寫的是科幻的故事，其實都是這個作家心里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和他自身的一些經歷，只是或多或少的問題。寫作必然來自生活，但不是生活的“攝影式臨摹”，而是要經過藝術加工。

《昆侖約定》里，有我自己經歷的一段歷史，也有很多我的戰友的故事。1969年，我還不到17歲，響應號召離開了北京，開始了11年的軍旅生涯。我和其他4名女生一起到了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阿里，成為阿里高原騎兵部隊的衛生員。

到了阿里，我們仿佛到了另外的星球，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到處是高寒的雪山，空氣稀薄，杳無人煙。作為一名戰地衛生員，我拯救過生命，也目睹過死亡。戰友犧牲了，我們為他們整理遺容，成為他們的送行人……

周末周刊：讀者能從故事中“認出”您和您的戰友嗎？

畢淑敏：不能。很多年后，我在北師大讀心理學課程，有位心理學教授講的一段話對我啟示很大。她說，作為心理醫生你會聽到很多故事，這些故事在某個層面上來說，并不僅僅屬于那個人，也不僅僅屬于你這個心理醫生，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它們是人類思想的共同財富。因為這些故事里有關于人性的普遍規律，如果大家都把這些東西藏起來的話，是一種損失。但是，以文字的形式分享這些故事時，我們有責任將它變形。這個變形的原則就是，不能讓讀過這些故事的人，在人群中識別出他是誰。

同樣，魯迅先生所說的“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這樣的操作方法，對我有直接的啟發。所以，這部小說中沒有一個人物是照搬生活中的原型，但又有許多來自生活的真實故事和細節。比如，男主人公作戰參謀景自連是虛構的人物，而他犧牲后，女主人公高原診所女兵班班長郭換金整理他遺體的部分，則來自我的親身經歷；比如，當時戰前戰士們都會留下遺書，大多簡明扼要，而在小說中依葉雨露和麥青青的性格，此舉會與眾不同，故將她們的遺書寫成了書中的樣子。

周末周刊：在真實與虛構的交融中，閃耀著的是人性光芒。

畢淑敏：就像寫心理治療的案例，我會隱去那些真實的姓名，但那些故事與救贖則可以成為人類認識自己的鏡子。我寫書中的故事也一樣，無論虛構的人物，還是真實的死亡，都是為了讓人性與情感能夠更深地共振。

周末周刊：景自連的犧牲，是許多讀者的意難平。

畢淑敏：有人問過我，你為什么要把他寫死？其實我也很不想讓他死，可是我知道當年我們在昆侖山上守衛邊防，真的是有許多年輕生命直面犧牲的現實。而我的一個任務就是整理戰友的遺體，以至于現在我們那位老領導都八九十歲了，有一次他還跟我說：“我得向你道個歉啊。”我說為什么。他說那時候他不應該把那樣的工作分配給我們這些女娃娃，但當時真的情況緊迫，他也沒有別人可以派遣了。我說您不必向我道歉，那就是形勢使然嘛。我們也是戰士，戰士就要勇敢向前。

周末周刊：好在，犧牲并非終點。那些未寄出的信、未兌現的承諾，都會在活著的人心里長成一個叫作“紀念”的生命。

畢淑敏：是的，寫下戍邊戰士們經歷過的生死考驗，是我對昆侖的約定。就像我在自序中寫的：“在雪域高原野外露營時，戰士們絕不脫下征衣，不顧死亡威脅，隨時準備一躍而起，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投入戰斗……我把記憶匯總成述說。那些字句氤氳凜冽雪氣，激勵我向前。”戰士征衣下的胸襟里有個人情愫，更有軍人責任。這種精神，不會因為死亡而終結。而文學若不能承載這樣的精神，便只是紙上的墨痕。

文學的“精神原鄉”

周末周刊：那段與艱辛、與死亡近距離對峙的歲月，半個世紀之后化作文字時，您的創作宗旨是什么？

畢淑敏：在這個故事里，我想講述的就是邊防軍人的奉獻精神，主要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邊防軍人日常生活的艱苦卓絕，比如缺氧、嚴寒，還有各種各樣的高原病和意外。第二個層面，是風華正茂的青年士兵不僅忍受著異乎尋常的艱苦，還犧牲了自己的愛情，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情感。第三個層面，是至高無上的，那就是他們還可能流血和犧牲。邊防是要有人守的。那些尚未立界碑的地方，就用血肉之軀標定。

周末周刊：“新的一天，從缺氧開始。”書中如此平靜的一句，卻霎時擊中讀者的心。它道出了高原的日常，那日常如此艱苦。

畢淑敏：很多人一輩子都不會有這樣的境遇，而我有幸在那里工作過、堅守過，也讓我知道了很多人的故事那么可歌可泣。我想用這本書，將我的戍邊經歷與更多人分享，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幸福生活不是理所應當的，是因為有人在堅守與奉獻，在忍受著常人難以忍受之苦。

周末周刊：1987年，您已回到北京一個衛生所工作，發表了處女作《昆侖殤》，引起文壇關注。這部小說以阿里高原的軍旅生活為背景，講述了部隊軍事拉練過程中發生的故事。是那段崢嶸歲月的呼喚，讓行醫的您拿起了筆？

畢淑敏：是這樣的。1980年，我從邊防部隊轉業回北京，4年后成為一家工廠衛生所的所長，處于一個平靜的生活狀態。但西藏的生活在我心中一直都揮之不去，我想讓更多人知道這樣與眾不同的生活。醫生這個職業跟文學創作好像完全不搭界，但我很想做這件事情。于是，1986年，我拿起筆來，根據那段經歷寫出了《昆侖殤》。

周末周刊：昆侖歲月，成為您文學的“精神原鄉”。

畢淑敏：我剛開始動筆的時候，身邊的人都覺得不可思議。我先生說，文學的小路上擠了很多人，四周又是懸崖絕壁，我走文學創作這條路困難重重。但我說，人多人少跟我有啥關系？我喜歡寫作，喜歡在西藏的日子，我和戰友們的青春留在了高原的冰峰雪嶺之間。這段經歷是我最寶貴的財富，我想用文字把它記錄下來。終于寫完了《昆侖殤》，我數了數，有5萬多字。我還挺佩服自己的，寫了這么多字。

那時，我在文學界“舉目無親”，不知道把稿子投到哪里去，就隨手在信封上抄下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地址，讓我先生幫我送到家附近的郵局寄出去。沒想到，那天他過了好長時間才回家。我挺納悶，怎么這么慢？他回家后告訴我，他怕郵寄不保險，就騎車先到西單，四處打聽具體地址，最后直接把稿子送到了編輯部。我說，何必這么麻煩？他說，因為他知道我是怎么點燈熬油苦苦寫出來的，希望我的辛苦不要白費。

幾天后，我收到編輯來信，說被內容震撼，讓我速去編輯部面談。就這樣，我的第一部作品《昆侖殤》發表在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四期《昆侖》上。

周末周刊：它還獲得了第四屆昆侖文學獎，這是一個很高的創作起點。

畢淑敏：當時我連“這是很高的起點”也沒有理解到。但我至今感謝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領導和我的責任編輯海波，他們對社會上的來稿如此一視同仁、不拘一格。

其實，見面時還有一個細節，就是編輯問我還有沒有其他稿子。我當然沒有，但當時我突然覺得說沒有是不是顯得自己好像很偶然地在干這么一件事？我就說還有。編輯立即說，那請拿來，我們再看看。我只好硬著頭皮說，我再抄一遍，過些日子拿來。

回家后，我急忙又埋頭寫了一個中篇小說，也是5萬多字。那篇小說《送你一條紅地毯》，發表在同年第五期《昆侖》上。

這就是昆侖山啊

周末周刊：從行醫到寫作的轉型過程中，您的文字能力是如何練就的？

畢淑敏：首先，文學創作是特別包容的，它沒有什么固定要求，你一定要寫成怎樣。其次，醫生也是需要不斷用文字表達的，醫生對病人的觀察與記錄、對病程變化的記錄都是書寫的過程。比如，我看到過林巧稚表揚她一個學生寫的病例，其中有一句寫道“產婦額頭上有豆大的汗珠”，她認為這個就很好，清楚地表明了產婦當時的狀態。我才知道原來病例也可以很細致地去描寫，后來我的病例就這樣寫，還常常受到表揚。

記得當時和編輯見面的時候，他們覺得《昆侖殤》的行文不像出自女性，作者大致有十年的寫作經驗。而我告訴他們說，我過去寫的都是病歷，寫得最長最詳盡的是死亡報告。

周末周刊：在散文《為了雪山的莊嚴》中您寫道：“這就是昆侖山啊。我們民族最偉大的峰巒。不管文化古籍里怎樣考證，說傳說中的昆侖山是現如今的什么什么山，我總認為它不是一座具體的山，而是一個象征。”從《昆侖殤》到《昆侖約定》，昆侖山在您的文字里既是地理坐標，也是精神圖騰。

畢淑敏：是的。對我來說，最原始的沖動和寫作的初心都發源于無比遼闊、悲愴的高原，我的寫作歷程自《昆侖殤》開始，《昆侖約定》雖不會是我整個寫作的結束，但我的昆侖系列基本上已完成。我總算完成了對一座山脈、對許多活著和死去的戰友的承諾。

人的一生，很短暫又很漫長，會遇到很多艱難的時刻。但是，只要堅持精神的重振，堅持精神的出發，就可以挺過去。我想，這座山給予了我無限的精神力量。

周末周刊：時隔那么久，您對昆侖歲月的回望和昆侖主題的創作，是不是有些東西變化了、有些感悟不同了？

畢淑敏：是有變化與不同，但我覺得核心的東西是不變的。為什么過去了那么多年，那些細節、那種當年的感受依然那么鮮活，好像剛剛經歷過不久？可能是因為我那么多年來不停地在復習這些。它們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沒有遠離。

悲憫情懷與追問

周末周刊：您有三重身份——作家、主治醫師、心理咨詢師，這些不同身份帶來的不同經歷如何在您的創作中交融？

畢淑敏：處女作發表后的一段時間里，我邊當醫生邊利用業余時間寫作，漸漸感覺魚和熊掌很難兼得。幾經考慮，我脫下了白大褂，開始專心創作。

46歲，我去北師大讀心理學博士方向課程。3年的堅持與努力后，我拿到學位，和朋友合伙開了一家心理咨詢室。我想，在一個飛速變化的時代，我們要思考怎樣擁有一顆強韌的心去迎接層出不窮的挑戰。

人們常常會說我有多重身份，職業經歷上有過跳躍式的轉身。但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就會發現這三個職業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就是研究的都是人。醫生研究的是人，文學也被稱為“人學”。人是世界上最復雜的生靈，探索人的生命狀態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將這些探索用打動人心的語言表達出來，除了專業技術，還需要對人生的悲憫情懷。在我的文學創作過程中，這些職業經歷是相得益彰的。

周末周刊：您的作品多與自己的職業角色有關，您將自己的經歷與感悟凝聚成了文字，追問生命價值和社會問題。例如，《紅處方》《拯救乳房》是對生命的敬畏與思考，《血玲瓏》《預約死亡》探討親情在面對生死時的特殊意義，《女心理師》剖析人物的內心世界。

畢淑敏：寫作源于生活，對生活細致入微的體察和深刻的體悟是我創作的基礎。確實，我經歷的生活和作為心理咨詢師所獲得的資源，最終都成了我文學創作的富礦。與此同時，假如寫作無法觸及靈魂、深入生命本質，缺乏社會責任的擔當，是很難在這條寂寞的道路上長久堅持下去的。對于我來說，對社會問題與生命價值的追問是寫作的一個內在驅動力。

周末周刊：王蒙先生稱您為“文學界的白衣天使”，不僅是因為您的職業身份，更是因為您的作品有著深刻的生命關懷。

畢淑敏：生命獨一無二且重要。人一出生，就向著生命的終點挺進。這不可改變，也不應回避。重要的是，在沒有抵達終點之前，我們要盡力使自己的生命豐富多彩，盡力使自己的人生少一些遺憾，多一些幸福和美好。

畢淑敏

1952年出生于新疆伊寧。國家一級作家、內科主治醫師、注冊心理咨詢師。作品具有獨特的文學風格和深刻的生命關懷，多次獲得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