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塞佩·托納多雷：沒有電影的世界無法想象

2025-07-11 10:03:39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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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塞佩·托納多雷是一個在電影院里成長起來的導演。六七歲時，這位未來的意大利著名導演第一次走進電影院，看見銀幕上人物的大特寫，覺得如同巨人一般。

“巨人是從哪里進來的？”托納多雷問自己。

這一兒時的發問影響了他的一生。他開始在影院中尋找答案。從《天堂電影院》《海上鋼琴師》到《西西里的美麗傳說》，托納多雷創造了諸多影史上的經典之作。

最近，作為上影節金爵獎主競賽單元評委會主席來到上海，托納多雷依舊如孩童般充滿好奇。“我心目中的天堂電影院，就是我在這里感受到的氛圍。”他說。

巨人是從哪里進來的

1956年，朱塞佩·托納多雷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島，16歲時正式涉足電影行業。他是導演、編劇、剪輯師，也是小說家和攝影家，用現在的話來說，是位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最初的攝影師的履歷，對托納多雷的電影風格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而在此之前，他還有一重“隱藏身份”，藏在他的代表作《天堂電影院》里——電影放映員。

周末周刊：《天堂電影院》的劇本是如何創作的？

托納多雷：我做第一部電影的時候，腦子里面已經在醞釀《天堂電影院》的劇本。經過11年醞釀，我才真正把這個故事寫出來。

當時已經定了這樣一個主題，講小鄉村的電影院，后來它關掉了。我記憶中有很多生活素材，但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后來有一次遇到《百年孤獨》的作者加西亞·馬爾克斯，我們對談的時候，他跟我說了一句話：“當你腦子里面開始醞釀一個故事的時候，你不要馬上寫，你就去想，你越想這個故事會越豐滿。”所以，11年來，我腦子里邊一直在構思這樣一個故事。當我開始提筆寫這個故事的時候，大概花了兩個半月時間就寫完了。完成寫作以后，我沒有再和其他編劇合作，寫作本身就是一件獨立完成的事情。

周末周刊：你很小的時候就好奇電影是如何被放映出來的？

托納多雷：我第一次進電影院的時候，大概六七歲，當時燈都關了，就看到銀幕上面人物的大特寫，看起來像個巨人一樣。我一直在問自己，這些巨人是從哪進來的？我還去看旁邊的門，看看他們是不是從那個門進來的。中場休息的時候，燈光亮起來，這些人又都消失了。

當時所有人都在吸煙，整個電影院里霧蒙蒙的。我看到放映廳有一束燈光照在銀幕上，它動的時候，人物也會動，從那個時候我就知道了，這里邊的秘密一定藏在小窗口背后。

周末周刊：后面怎么知道小窗口后面的秘密？

托納多雷：當時我認識了第一個電影放映員，他既是電影放映員，同時還是一個攝影家，他教會我放映電影，也教會我攝影。我做攝影師做了很多年，到現在為止，還是非常喜歡拍照片。我也學會了放電影這個技術，到現在也還會。在我自己的辦公室、家里邊，我都有放35毫米膠片的放映機，時不時還是會放一下。后來我又認識了其他一些電影放映員，把他們結合在一起，就出現了《天堂電影院》中的阿爾弗雷多的形象。

周末周刊：你大概14歲的時候就拿到了駕照，白天去上學，回來后去電影院做放映員，這段經歷對你了解電影有什么幫助？

托納多雷：童年那一段時間，日子過得非常充實，我也非常忙，白天去上課，夏天放暑假的時候，就給人家拍照片，這樣可以賺點錢。平時上午上課，下午去電影院做放映員，放映電影的時候，我就研究膠片、研究剪輯是怎么做的。我把自己的8毫米膠片機放在旁邊，自己拍攝的東西也放在那里，這邊學會了怎么剪輯以后，對自己拍攝的東西嘗試進行剪輯。這樣，我就學會了做剪輯。

我發現，電影剪輯工作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想跟所有學習電影的人說，你不要止步于只學一樣東西，你應該多方面地去學，尤其是剪輯。我自己在做《幽國車站》的時候，整個后期剪輯工作都是自己做的。我的絕大多數電影，都不會用專業的剪輯人員幫我做剪輯，都是我親自來做。

周末周刊：你當時很年輕，從一個鄉下地方來到大城市，開始拍電影，這個機會是哪里來的？

托納多雷：我一直都挺努力的，努力很重要。同時，我挺幸運的。26歲、27歲的時候，剛好羅馬的大導演來到西西里島拍片子，拍一個關于黑手黨謀殺題材的電影。拍的過程當中，他發現超預算了，得削減費用。后來有一部分工作轉包給我，讓我拍攝完成一些片段。

這個片子完成以后，制片人很高興，因為沒有超預算。我也被介紹給了這位制片人，他還蠻欣賞我的作品。等我要拍第一部電影的時候，就找到這位制片人。他沒有一下子就投我，他只是說，你先把劇本搞好，拿劇本我來看一下，我認為這個劇本好的話，我就會投錢來拍你的電影。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堅信，你要去努力，你要全情去投入，去深入學習知識，去學會做你的事情。你一直很努力的話，總有一天幸運會來敲你的門。

反復出現的“西西里”

作為新現實主義浪潮后極具辨識度的意大利導演，托納多雷以魔幻筆觸解構現實困境的藝術特質，贏得了“影像魔術師”的美譽。在其跨越四十余年的創作圖譜中，“時空三部曲”（《天堂電影院》《海上鋼琴師》《西西里的美麗傳說》）猶如三棱鏡般折射出導演對時間、記憶與存在的哲學思辨，構成世界影史中璀璨奪目的藝術坐標。

對托納多雷而言，意大利是他的故鄉，也是他的電影所始終注視的方向。他有一個樸素的原則——做電影，要講一個觀眾都能夠聽得懂、看得懂的電影，這樣的電影才算“經典”。他也很開心觀眾能有不同的解讀視角。每當有觀眾提問他電影中的細節，托納多雷總是眼前一亮，繼而興奮地說：“我很喜歡你的問題。”

周末周刊：西西里在你的電影里反復出現，你覺得這個地方帶給你和你的電影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托納多雷：我出生在西西里，我在西西里工作到27歲，然后移居到羅馬，在羅馬已經生活了40年，我也把羅馬看成是我自己的城市。

作為一個在西西里出生的意大利人，意大利就是我的國家。我所有的想法，還有我對待所有事情的方式，就是典型的意大利的方式。所以，關于在意大利的故事，在西西里發生的故事，會反復地出現在我的電影中。于我而言，它是我的文化，代表的是我的故鄉。

周末周刊：《天堂電影院》是用純正的意大利語來拍攝，《西西里的美麗傳說》用了能聽得出西西里口音的意大利語來拍攝。但有一部制作費用非常高昂的《巴阿里亞》，用的是你童年生活的小鎮的方言，許多人聽不懂這種方言，當時是怎么說服制片人的？

托納多雷：《巴阿里亞》這部電影，我在寫劇本的時候，就是用我出生的小鎮的方言來寫的，我只能用方言去寫。制片人讀這個劇本的時候，他臉都變白了，因為根本讀不懂。這個電影講的是這個小鎮的故事，用當地方言來拍看起來非常自然。最后我選擇了一個折中的辦法，一個版本完全用誰也聽不懂的方言來拍；還有另外一個配音版本，配的是有方言口音的意大利語。

實際上，我的所有電影，西西里都是深刻烙印在里邊的。如果說《天堂電影院》是一個自傳體類型的故事，那《巴阿里亞》則是一個真正的自傳體的故事，它講述的是我的家庭的故事，講述的是我小時候出生、成長的小村子的故事。整部電影讓我們投入了太多感情，在它拍完以后，我應該不再講西西里了。

事實上，我還拍了很多不是發生在西西里的電影，但我發現那一份歸屬，那一份情感是割舍不掉的。很多電影不是發生在西西里這個地方，但實際上里邊所蘊藏著的西西里的元素，比真正發生在西西里的故事還要多。

周末周刊：拍電影時，你有自己特別遵循的原則嗎？

托納多雷：我是一個在電影院成長起來的導演，從小接觸觀眾，所以從一開始的時候，就非常清楚，如果要用一部電影去講一個故事，一定要讓在場的所有觀眾都能夠很容易去理解。我的一個原則是，做電影，講一個觀眾都能夠聽得懂、看得懂的電影故事，這樣的電影才是經典。

我在做導演的過程中，只有拍一部電影的時候違背了這個原則，就是《幽國車站》。那部電影沒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因為很多人看不懂。肯定是看不懂的，我拍的時候就知道。因為我很喜歡，我很想嘗試，所以我就拍了，它的票房并不好。但時隔這么多年以后，那些真正愛電影、懂電影的人，還是能夠接受觀眾看不懂的電影。

總之，用真誠的心態去講故事，也許通過這樣的方式，觀眾更愿意去走進你的電影。但這也不是保證你的電影可以獲得成功的唯一方式。《天堂電影院》實際上是和我個人經歷有很大關系的一部電影；而在《海上鋼琴師》的故事中，很多東西也折射出了我的人生。

周末周刊：今年是世界電影誕生130周年、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作為導演，在你看來，電影產業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托納多雷：在超過百年的歷史中，我一直認為電影的誕生是我們人類的一個成就，而不單單是技術的發展帶來了電影的誕生。現在我們已經沒辦法想象，沒有電影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在這130年中，電影發生了什么變化？可以說變化很多，也可以說根本沒有變化。說電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因為拍攝電影的技術、成像的方式、清晰度等都有翻天覆地的變化。說電影什么都沒變，是因為從它誕生那一刻起，講述故事的這種方式沒有變。在電影誕生的最初10年間，它所具有的所有潛質都已經開發出來了，那時就有科幻電影、有講述真實故事的電影、有政治題材的電影、有犯罪題材的電影，還有歷史題材的電影。130年中，我們還是繼續講述同樣的內容，同樣的故事，只是技術發生了變化。

電影必須存在

此次上海之行，托納多雷對一切充滿好奇。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除了參與電影評審、大師班、見面會活動，他也帶著濃厚的興趣探索上海。他在上海的逗留時間很長，除了去豫園Citywalk，還有不少私人行程。6月15日下午，托納多雷造訪大光明電影院，當時，千人廳在放映陳可辛導演的《甜蜜蜜》，全場坐滿。他饒有興致地看了十幾分鐘，還掏出手機，悄悄拍攝了現場觀眾認真看電影的情景。

那幾天，在大光明、國泰、蘭心大戲院等老影院，托納多雷愛上了甜甜的爆米花。他還去了外灘、上海歷史博物館參觀，到武康路、五原路、星光攝影器材城、浣熊唱片上海影城店等地方打卡。不少影迷在上海街頭偶遇了托納多雷，并獲得簽名。

什么是好電影？如何拍好電影？電影的未來在哪里？來到上海，托納多雷向影迷、媒體和電影人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而經歷了這場上海之旅，對于這些問題，他或許也有了新的答案。

周末周刊：你有比較喜歡的中國導演或中國電影嗎？

托納多雷：有好多中國導演，我都非常尊重，像王家衛、張藝謀、陳凱歌、陳可辛等。中國的電影真的非常美，張藝謀導演的《大紅燈籠高高掛》，這部電影非常美。我在1991年第一次看，就喜歡上它了。我看到，近十年中國的電影發展非常迅速。這幾天我真的有太多的欣喜。

周末周刊：作為一個意大利寫實派導演，你在近70歲的時候，選擇參與中國科幻電影《帶上她的眼睛》，是否也是在尋求創作風格的改變？

托納多雷：應該說，在我的整個導演職業生涯中，我一直是在變的，我的電影風格也一直在嘗試變化，我很享受這樣的過程。科幻電影也是在講述一個故事，只不過是從一個不同的視角出發。在整個創作過程中，其實我是非常享受的，我也覺得很好玩。

周末周刊：今年是中意建交55周年，你覺得電影在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

托納多雷：在電影創作的過程中，每一部電影實際上都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創作。比方說，我在和中國方面合作來寫科幻的劇本時，這種文化交流可以促進不同文化之間更進一步地了解和交流，這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中意之間的友誼源遠流長，也希望這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能一直進行下去。

周末周刊：這是否意味著未來有更多合作項目？

托納多雷：首先，我是一個電影觀眾，也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導演。所有機會來臨時，我都會保持完全開放的態度。可以借此了解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下的電影人和制作體系，這種想要和不同文化接觸、合作的好奇心一直有。我特別喜歡中國，如果有機會來這里拍電影，我是非常期待的。

周末周刊：這次來中國和以往有何不同之處？

托納多雷：我來過中國好多次，從來沒來過上海，每次來中國都會帶著美好回憶離開。上影節也多次邀請我來參加，之前因為工作原因一直沒有時間，但這次我決定無論如何都要來，我非常高興能接受這樣的邀請，來到上海，有機會接觸、認識上海這座美麗的城市。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被中國的文化所吸引。我有一個執行制片人，他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一直跟我講述各種各樣的中國見聞，一直能激起我對中國文化的好奇心。他也一直跟我說，你應該到中國去看一看。2006年我在中國逗留非常久，那次是來拍攝北京奧運會宣傳短片。所以說，我一直對中國的文化深深地著迷，也很想能夠更多地去了解中國的文化。

周末周刊：現在全球電影市場其實是在走向一個相對下滑的狀況，你認為電影人包括電影本身應該怎么去對抗這種下滑？

托納多雷：盡管大家都在這樣說，但還是不斷地涌現出新的電影、新的電影人，也會有一些新的電影收獲很大的成功，比如《還有明天》就是在目前這樣一個危機的狀況下制作出來的新電影。從某種意義上講，電影作為一個交流的工具，本質上沒有受到危機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電影人應該做什么？我們要相信電影產業，要相信這個世界上沒有電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要做的就是堅信。另外，要講好我們自己的故事，同時也要勇于去嘗試采用不同的語言來進行創作。

當我說到電影人的時候，我不僅僅是說導演、編劇，還包括所有的投資人、所有大的社交媒體平臺，你們都必須要堅信這個世界上必須要有電影。不要被眼前的工業發展、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困境所困擾。電影必須存在，也一定會有很多機遇。

周末周刊：作為一名導演、一名觀眾，你看電影時有什么期待？

托納多雷：每次去電影院看電影的時候，我不想懷著特定想法或者期待去看電影。但我每次都希望電影能給我帶來一種驚喜。進入電影院，所有燈光關閉，我作為一名觀眾，不會帶著評價電影的方式去觀看，而是一種電影體驗。看電影時我會全情投入，深入了解內容，希望能夠有所啟發、學到東西，這是我每次去看電影時的期待。

朱塞佩·托納多雷

1956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島，他曾憑借《天堂電影院》獲得第42屆戛納電影節評審團特別大獎和第6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憑借《新天堂星探》獲得第52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評審團特別大獎，憑借《西西里的美麗傳說》入圍第51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