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劇《樂和長歌》以戰國為歷史底色，將“和國”與“樂國”的興衰糾葛濃縮為個體命運的沉浮，在戲劇人物沖突，事件矛盾設置，人物角色塑造、舞蹈本體語言流動與舞臺哲學意象的碰撞中，突破了傳統戰爭題材的敘事框架。舞劇不局限于勾勒誘發戰爭的陰謀、展現戰爭的慘烈與頌揚和平的珍貴。而是以國君和成的價值蛻變和樂伎希音的人生救贖為主線，追問“和平如何可能”的深層命題——當權力博弈、愛恨糾纏與生命代價交織，個體的選擇如何超越暴力循環，最終構建“樂和天地”的文明共識。這樣的敘事深度，敘事廣度，使作品從單純的舞劇藝術呈現升華為對人類永恒困境的哲學回應。
沖突的具象化：以肢體敘事解構戰爭的“非理性本質”
舞劇《樂和長歌》對戰爭根源的剖析，并未停留在“兩國對立”的表層設定，而是通過三個核心角色的肢體語言，將沖突的本質拆解為“權力異化”與“認知偏誤”的雙重困境。
大將戈啟的人物設定及舞蹈形象充滿跋扈和攻擊性——一個受先王之所托而大權獨攬的大將，利用安插在母后樂安身邊的暗線樂伎希音的怯懦和無助來挑起和發動戰爭。在戰前動員的男子舞蹈《戰舞》表達中，舞蹈動律孔武有力，以大幅度的跳躍、有力的搏殺姿態和震地的步伐，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楚地戰士的英勇氣魄與戰爭的殘酷本質。大將戈啟位于舞陣中心，其肢體語言極具攻擊性與擴張性，每一個動作都在彰顯驕橫跋扈及煽動戰爭的狂熱。在這個雄性荷爾蒙爆棚的場域中，急促的頓點、緊繃的肩頸與直線型的肢體軌跡，不僅外化了其“尚武好戰、專橫跋扈”的性格，更隱喻了權力對人性的吞噬，大將戈啟將戰爭視為鞏固權位的工具，而非捍衛家國的手段，其每一次充滿力量感的翻騰、旋轉和跳躍，都是對“武”之本質的扭曲。
與之相對，國君和成的肢體語言始終處于“變化”之中。在如夢魘般的記憶碎片中，他的獨白憤怒而悲愴，和成反復叩問，是誰將利刃刺入了母親的胸膛，這時國君和成的舞姿是失衡的踉蹌與緊繃的防御姿態——蒙眼的綢帶不僅是視覺符號，更象征其被仇恨與猜忌遮蔽的認知。此時的和成，實則是“戰爭非理性”的縮影。他因個體創傷將對兇手的憤怒轉嫁為對整個樂國的敵意，陷入了“以暴制暴”的邏輯陷阱。而和成作為國君，在雙目受傷后一度被戈啟操控，是希音的撫慰逐漸消弭了他的仇恨，也喚醒了他的理性，所以此刻國君和成與希音的雙人舞蹈，極盡溫婉纏綿，旋轉與托舉始終帶著相互撫慰的質感，這樣的美好場域，促使他重新審視憤怒的動機和敵對的態度，并逐漸萌發了“以樂止戈”的治國理念。
而樂伎希音的舞蹈則以“柔”破“剛”，她在與國君和成的雙人舞蹈中，旋轉與托舉始終帶著安撫的質感，在和成情緒失控時以肢體搭建“支撐”，在戈啟煽動時以舞步傳遞“理性”，其柔弱的肢體下藏著對和成母后樂安的愧疚及生命的敬畏，此時的樂伎希音，成為對抗戰爭非理性的關鍵力量。而在女子群舞《魅影》的一段剛柔并濟的舞蹈中，舞臺上演員手持旌羽、身著華服的視覺華章，表面上看，它極盡楚舞之婉轉柔美，翹袖折腰，翩若驚鴻，仿佛一場宮廷極樂盛宴。然而，仔細品味，便能察覺其表意上的雙重性。舞者們整齊劃一的動作、面具般完美的笑容，營造出一種非人化的、略帶詭異的美感。這華美之下，暗藏著宮廷的虛偽、權力的傾軋與無處不在的監視。樂伎希音身處其中，她的舞蹈動作起初試圖融入，但隨著音樂的推進，她的動作開始出現一絲不和諧的“滯澀”與“張望”。她不再是純粹的表演者，而是變成了一個觀察者。通過她與群舞演員之間細微的動作對比——當眾人沉醉于機械的華麗時，她的一個警覺的回首，一個充滿疑慮的停頓——編導巧妙地外化了希音對潛伏危機的敏銳感知。這段舞蹈不僅是楚舞美學的展示，更是希音內心覺醒的開始，她開始從“樂伎”的身份中抽離，準備走向命運的暴風眼。
這種肢體敘事的精妙之處在于，它沒有將戰爭簡化為“好人與壞人”的對立，而是揭示了戰爭的本質是“文明底線的失守”，當權利壓倒良知、仇恨覆蓋理性，個體便會成為暴力的推手。正如劇中陰謀刺殺事件后，和國宮廷的集體舞蹈從有序轉為混亂，舞者的肢體從協同變為沖撞，舞臺燈光也從暖色轉為冷暗——這不僅是場景的切換，更是對“戰爭摧毀文明秩序”的具象化表達。
蛻變的哲學性：和成“止戈”選擇中的“大愛超越”
舞劇《樂和長歌》的核心深度，在于展現國君和成從“復仇者”到“和平守護者”的價值蛻變，這一過程并非簡單的“醒悟”，而是經歷了“痛苦回憶—生命代價—價值重構”的哲學思辨。雙目失明的設定，在舞劇敘事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物理視覺的喪失，迫使國君和成脫離“表象判斷”（如樂國=敵人），轉而以“心靈感知”去理解戰爭的真相。——他通過希音的溫婉情感和曼妙舞步感受生命的溫度，通過編鐘的殘響回憶和平的初衷，通過戈啟的肢體張力識破權力的跋扈和陰謀。這種“失明見心”的設定，暗合了哲學中“感官遮蔽真理，心靈通達本質”的命題。為了強化國君和成思維動勢的改變誘因，舞劇在這個時刻引入了一段充滿楚地儺巫文化的傳統舞蹈表達。這個橋段的舞蹈以祈福驅邪的巫舞姿態——如飛翔、行走、震顫、旋轉、模擬鳥獸的形態——與現代舞蹈語匯融合充滿了神秘感和治愈性。能夠感受到此刻的國君和成正是通過這樣的場域舞蹈與天地、神靈溝通。鳳凰、鶴、鹿等神圣圖騰通過空間調度得以完美呈現。鳳凰展翅欲飛的形態，象征著重生與高潔。小鹿輕盈的跳躍，象征著對和平的靈性追求。這段舞蹈構建了國君和成的精神“凈儀”，此時的他將個人的命運與天下蒼生的福祉相連，其蛻變的“止戈興樂”理念在這一刻得到了原型文化的加冕。
和成蛻變的另一個關鍵，在于樂伎希音向死而生的死亡。當樂伎希音在出征前以一種大無畏的犧牲來揭露戈啟的陰謀。希音在出征前所跳祭祀的樂巫舞在高潮處戛然而止，肢體從鏗鏘有力的節奏轉為轟然跌落，舞臺上出征的大鼓與她扭曲的軀體形成強烈對比——這一畫面并非單純的“悲劇渲染”，而是對“和平需要代價”的哲學叩問。和平不是憑空而來，它需要有人用生命打破暴力循環，用犧牲喚醒麻木的良知。樂伎希音的自我救贖與犧牲，讓國君和成徹底明白，“強”的本質不是征服，而是守護。“武”的真諦不是殺戮，而是“止戈”（正如《左傳》所言“止戈為武”）。這種認知的轉變，最終化為國君和成以天下蒼生為重的選擇。
劇中春和景明的場景，舞者以協同的肢體搭建“春意盎然”的意象，國君和成的舞步從踉蹌猶疑變為開朗愉悅，他的每一次抬手都帶著“生機”，每一次轉身都藏著“希望”——這不再是國君的權力儀式，而是對生命的禮贊與對文明的重建。此時的和成，其“強”已超越了“尚武”的蠻力，轉為“守護蒼生”的大愛。他明白，一個民族的驕傲，不在于“征服多少土地”，而在于“讓國民活得有尊嚴”。一個國君的價值，不在于“擁有多少權力”，而在于“能否守護和平的底線”。這種“大愛超越”的選擇，使和成的形象脫離了“君主”的身份局限，成為人類對和平永恒渴望的象征。
隱喻的文明性：“樂和天下”與人類和平的永恒追求
舞劇《樂和長歌》的尾聲，舞臺上出現布滿稻穗的《豐收》群舞，這不再是《魅影》的詭譎或《戰舞》的肅殺，而是兩國人民在鐘聲中和樂共舞的“國泰民安”景象，象征著“止戈興樂”的愿景終于實現。當金黃稻穗鋪滿舞臺，編鐘奏響平和的旋律，“樂和天下”的主題不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化為可感知的文明意象——稻穗象征“生”，編鐘象征“和”，二者的結合，暗合了人類文明的核心訴求。以和平守護生命，以文明對抗蠻橫。這種意象的選擇，具有深刻的文明隱喻。戰爭的本質是“破壞生命”（如劇中索魂的骷髏舞象征殺戮與死亡），而和平的本質是“滋養生命”（如稻穗代表的豐收與安寧）。編鐘作為“樂”的載體，不僅是樂器，更是文明的符號——它需要不同的鐘體協同發聲，正如和平需要不同的國家、民族協同守護。“樂和天下”的理念，在劇中超越了“和國與樂國”的地域局限，成為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思考。
舞劇《樂和長歌》通過國君和成的選擇及樂伎希音的犧牲，告訴今日的觀眾，任何文明的延續，都不能依賴“強悍與兇狠”，而必須建立在“對自然的敬畏、對生命的尊重、對正義的捍衛”之上——如果失去這些文明底線，再古老的歷史也只是“蠻荒的重復”。正如劇中編鐘的旋律，它不是某一個國家的聲音，而是人類共同的和平之音，滿臺的稻穗，不是某一個民族的豐收，而是人類共同的生命希望。這種文明隱喻的價值，在于它讓《樂和長歌》超越了“歷史劇”的范疇，成為對當下世界的回應。在當今仍有沖突與戰亂的時代，舞劇通過舞蹈本體語言的肢體與哲學意象的結合，提醒我們，和平不是“理所當然”，它需要每一個國人的守護。文明不是“固步自封”，它需要不同群體的協同構建。正如國君和成最終明白的那樣，“樂和天地”不是遙不可及的理想，而是藏在每一次“拒絕暴力”的選擇中，藏在每一次“守護生命”的行動里——這是舞劇留給觀眾最深刻的哲學啟示，也是“藏在舞步里的大國大愛”的真正內涵。
疆嘎：國家一級編導
云南省舞蹈家協會副主席
云南省舞蹈家協會理論評論委員會主任
云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
昆明舞蹈家協會主席
2025年10月11日
舞劇《樂和長歌》以戰國為歷史底色，將“和國”與“樂國”的興衰糾葛濃縮為個體命運的沉浮，在戲劇人物沖突，事件矛盾設置，人物角色塑造、舞蹈本體語言流動與舞臺哲學意象的碰撞中，突破了傳統戰爭題材的敘事框架。舞劇不局限于勾勒誘發戰爭的陰謀、展現戰爭的慘烈與頌揚和平的珍貴。而是以國君和成的價值蛻變和樂伎希音的人生救贖為主線，追問“和平如何可能”的深層命題——當權力博弈、愛恨糾纏與生命代價交織，個體的選擇如何超越暴力循環，最終構建“樂和天地”的文明共識。這樣的敘事深度，敘事廣度，使作品從單純的舞劇藝術呈現升華為對人類永恒困境的哲學回應。
沖突的具象化：以肢體敘事解構戰爭的“非理性本質”
舞劇《樂和長歌》對戰爭根源的剖析，并未停留在“兩國對立”的表層設定，而是通過三個核心角色的肢體語言，將沖突的本質拆解為“權力異化”與“認知偏誤”的雙重困境。
大將戈啟的人物設定及舞蹈形象充滿跋扈和攻擊性——一個受先王之所托而大權獨攬的大將，利用安插在母后樂安身邊的暗線樂伎希音的怯懦和無助來挑起和發動戰爭。在戰前動員的男子舞蹈《戰舞》表達中，舞蹈動律孔武有力，以大幅度的跳躍、有力的搏殺姿態和震地的步伐，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楚地戰士的英勇氣魄與戰爭的殘酷本質。大將戈啟位于舞陣中心，其肢體語言極具攻擊性與擴張性，每一個動作都在彰顯驕橫跋扈及煽動戰爭的狂熱。在這個雄性荷爾蒙爆棚的場域中，急促的頓點、緊繃的肩頸與直線型的肢體軌跡，不僅外化了其“尚武好戰、專橫跋扈”的性格，更隱喻了權力對人性的吞噬，大將戈啟將戰爭視為鞏固權位的工具，而非捍衛家國的手段，其每一次充滿力量感的翻騰、旋轉和跳躍，都是對“武”之本質的扭曲。
與之相對，國君和成的肢體語言始終處于“變化”之中。在如夢魘般的記憶碎片中，他的獨白憤怒而悲愴，和成反復叩問，是誰將利刃刺入了母親的胸膛，這時國君和成的舞姿是失衡的踉蹌與緊繃的防御姿態——蒙眼的綢帶不僅是視覺符號，更象征其被仇恨與猜忌遮蔽的認知。此時的和成，實則是“戰爭非理性”的縮影。他因個體創傷將對兇手的憤怒轉嫁為對整個樂國的敵意，陷入了“以暴制暴”的邏輯陷阱。而和成作為國君，在雙目受傷后一度被戈啟操控，是希音的撫慰逐漸消弭了他的仇恨，也喚醒了他的理性，所以此刻國君和成與希音的雙人舞蹈，極盡溫婉纏綿，旋轉與托舉始終帶著相互撫慰的質感，這樣的美好場域，促使他重新審視憤怒的動機和敵對的態度，并逐漸萌發了“以樂止戈”的治國理念。
而樂伎希音的舞蹈則以“柔”破“剛”，她在與國君和成的雙人舞蹈中，旋轉與托舉始終帶著安撫的質感，在和成情緒失控時以肢體搭建“支撐”，在戈啟煽動時以舞步傳遞“理性”，其柔弱的肢體下藏著對和成母后樂安的愧疚及生命的敬畏，此時的樂伎希音，成為對抗戰爭非理性的關鍵力量。而在女子群舞《魅影》的一段剛柔并濟的舞蹈中，舞臺上演員手持旌羽、身著華服的視覺華章，表面上看，它極盡楚舞之婉轉柔美，翹袖折腰，翩若驚鴻，仿佛一場宮廷極樂盛宴。然而，仔細品味，便能察覺其表意上的雙重性。舞者們整齊劃一的動作、面具般完美的笑容，營造出一種非人化的、略帶詭異的美感。這華美之下，暗藏著宮廷的虛偽、權力的傾軋與無處不在的監視。樂伎希音身處其中，她的舞蹈動作起初試圖融入，但隨著音樂的推進，她的動作開始出現一絲不和諧的“滯澀”與“張望”。她不再是純粹的表演者，而是變成了一個觀察者。通過她與群舞演員之間細微的動作對比——當眾人沉醉于機械的華麗時，她的一個警覺的回首，一個充滿疑慮的停頓——編導巧妙地外化了希音對潛伏危機的敏銳感知。這段舞蹈不僅是楚舞美學的展示，更是希音內心覺醒的開始，她開始從“樂伎”的身份中抽離，準備走向命運的暴風眼。
這種肢體敘事的精妙之處在于，它沒有將戰爭簡化為“好人與壞人”的對立，而是揭示了戰爭的本質是“文明底線的失守”，當權利壓倒良知、仇恨覆蓋理性，個體便會成為暴力的推手。正如劇中陰謀刺殺事件后，和國宮廷的集體舞蹈從有序轉為混亂，舞者的肢體從協同變為沖撞，舞臺燈光也從暖色轉為冷暗——這不僅是場景的切換，更是對“戰爭摧毀文明秩序”的具象化表達。
蛻變的哲學性：和成“止戈”選擇中的“大愛超越”
舞劇《樂和長歌》的核心深度，在于展現國君和成從“復仇者”到“和平守護者”的價值蛻變，這一過程并非簡單的“醒悟”，而是經歷了“痛苦回憶—生命代價—價值重構”的哲學思辨。雙目失明的設定，在舞劇敘事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物理視覺的喪失，迫使國君和成脫離“表象判斷”（如樂國=敵人），轉而以“心靈感知”去理解戰爭的真相。——他通過希音的溫婉情感和曼妙舞步感受生命的溫度，通過編鐘的殘響回憶和平的初衷，通過戈啟的肢體張力識破權力的跋扈和陰謀。這種“失明見心”的設定，暗合了哲學中“感官遮蔽真理，心靈通達本質”的命題。為了強化國君和成思維動勢的改變誘因，舞劇在這個時刻引入了一段充滿楚地儺巫文化的傳統舞蹈表達。這個橋段的舞蹈以祈福驅邪的巫舞姿態——如飛翔、行走、震顫、旋轉、模擬鳥獸的形態——與現代舞蹈語匯融合充滿了神秘感和治愈性。能夠感受到此刻的國君和成正是通過這樣的場域舞蹈與天地、神靈溝通。鳳凰、鶴、鹿等神圣圖騰通過空間調度得以完美呈現。鳳凰展翅欲飛的形態，象征著重生與高潔。小鹿輕盈的跳躍，象征著對和平的靈性追求。這段舞蹈構建了國君和成的精神“凈儀”，此時的他將個人的命運與天下蒼生的福祉相連，其蛻變的“止戈興樂”理念在這一刻得到了原型文化的加冕。
和成蛻變的另一個關鍵，在于樂伎希音向死而生的死亡。當樂伎希音在出征前以一種大無畏的犧牲來揭露戈啟的陰謀。希音在出征前所跳祭祀的樂巫舞在高潮處戛然而止，肢體從鏗鏘有力的節奏轉為轟然跌落，舞臺上出征的大鼓與她扭曲的軀體形成強烈對比——這一畫面并非單純的“悲劇渲染”，而是對“和平需要代價”的哲學叩問。和平不是憑空而來，它需要有人用生命打破暴力循環，用犧牲喚醒麻木的良知。樂伎希音的自我救贖與犧牲，讓國君和成徹底明白，“強”的本質不是征服，而是守護。“武”的真諦不是殺戮，而是“止戈”（正如《左傳》所言“止戈為武”）。這種認知的轉變，最終化為國君和成以天下蒼生為重的選擇。
劇中春和景明的場景，舞者以協同的肢體搭建“春意盎然”的意象，國君和成的舞步從踉蹌猶疑變為開朗愉悅，他的每一次抬手都帶著“生機”，每一次轉身都藏著“希望”——這不再是國君的權力儀式，而是對生命的禮贊與對文明的重建。此時的和成，其“強”已超越了“尚武”的蠻力，轉為“守護蒼生”的大愛。他明白，一個民族的驕傲，不在于“征服多少土地”，而在于“讓國民活得有尊嚴”。一個國君的價值，不在于“擁有多少權力”，而在于“能否守護和平的底線”。這種“大愛超越”的選擇，使和成的形象脫離了“君主”的身份局限，成為人類對和平永恒渴望的象征。
隱喻的文明性：“樂和天下”與人類和平的永恒追求
舞劇《樂和長歌》的尾聲，舞臺上出現布滿稻穗的《豐收》群舞，這不再是《魅影》的詭譎或《戰舞》的肅殺，而是兩國人民在鐘聲中和樂共舞的“國泰民安”景象，象征著“止戈興樂”的愿景終于實現。當金黃稻穗鋪滿舞臺，編鐘奏響平和的旋律，“樂和天下”的主題不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化為可感知的文明意象——稻穗象征“生”，編鐘象征“和”，二者的結合，暗合了人類文明的核心訴求。以和平守護生命，以文明對抗蠻橫。這種意象的選擇，具有深刻的文明隱喻。戰爭的本質是“破壞生命”（如劇中索魂的骷髏舞象征殺戮與死亡），而和平的本質是“滋養生命”（如稻穗代表的豐收與安寧）。編鐘作為“樂”的載體，不僅是樂器，更是文明的符號——它需要不同的鐘體協同發聲，正如和平需要不同的國家、民族協同守護。“樂和天下”的理念，在劇中超越了“和國與樂國”的地域局限，成為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思考。
舞劇《樂和長歌》通過國君和成的選擇及樂伎希音的犧牲，告訴今日的觀眾，任何文明的延續，都不能依賴“強悍與兇狠”，而必須建立在“對自然的敬畏、對生命的尊重、對正義的捍衛”之上——如果失去這些文明底線，再古老的歷史也只是“蠻荒的重復”。正如劇中編鐘的旋律，它不是某一個國家的聲音，而是人類共同的和平之音，滿臺的稻穗，不是某一個民族的豐收，而是人類共同的生命希望。這種文明隱喻的價值，在于它讓《樂和長歌》超越了“歷史劇”的范疇，成為對當下世界的回應。在當今仍有沖突與戰亂的時代，舞劇通過舞蹈本體語言的肢體與哲學意象的結合，提醒我們，和平不是“理所當然”，它需要每一個國人的守護。文明不是“固步自封”，它需要不同群體的協同構建。正如國君和成最終明白的那樣，“樂和天地”不是遙不可及的理想，而是藏在每一次“拒絕暴力”的選擇中，藏在每一次“守護生命”的行動里——這是舞劇留給觀眾最深刻的哲學啟示，也是“藏在舞步里的大國大愛”的真正內涵。
疆嘎：國家一級編導
云南省舞蹈家協會副主席
云南省舞蹈家協會理論評論委員會主任
云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
昆明舞蹈家協會主席
2025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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