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科學報》記者 孟凌霄 孫滔
編者按
陸石今年25歲，三年前，他以前1%成績保送至北京大學直博。博士第三年，陸石選擇轉為碩士，進入互聯網大廠。今年1月，他拿到碩士畢業證。
在他看來，博士入學并沒有成為想象中的高光時刻，相反像走到了過山車的頂點，此后的一段人生都在極速向下俯沖。直到作出“博轉碩”的決定，他才重新找到人生的掌控權。
這是一個“小鎮做題家”跳出路徑依賴的事例，也是一位名校在讀博士生與自己和解的故事。在與記者的多次交流中，陸石對“博轉碩”的選擇沒有表現出猶疑，他慶幸這是獨立思考的開始。
以下，是他的講述——
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
過山車的頂點
2020年9月，我第一次來到北大。
未名湖、博雅塔、老西門，這些名詞第一次成為現實。那時的我以為，進了北大后人生會很順利，再也沒有障礙了。
和每一位剛入學的博士生一樣，我的規劃是努力做實驗、發文章，畢業后找一份體面的高校教職。但在實驗室輪轉階段，不同課題組的博士生“日常”就讓我倍受沖擊。
一位博導每周六晚上6時準時開組會，每位同學都要匯報進展、分析文獻。可能因為組內科研熱情比較高漲，大家都不停地提問、回答，組會一直要開到夜里十一二點才結束。
在近6個小時的周末組會中，我像個局外人。那些抽象的理論、機制，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我也很少在組會上積極討論。另一方面，我不能理解的是，組會為什么要占用周末時間，而且連續開到深夜。
出于興趣，我選了一個剛建立不久的實驗室。實驗室的研究方向是山地生物多樣性演化和遺傳機制。相較于在顯微鏡前觀察細胞，我更喜歡和具體的生命打交道。
導師是一位“人很好的大姐姐”，從國外回國不久。實驗室氣氛融洽，組內有師姐很耐心地帶我入門。聽師兄師姐說，實驗室偏向自由氛圍、興趣導向，每周只需要遞交電子版匯報，每3個月公開匯報一次自己的研究。
當時，導師給了我兩個選擇，研究蜘蛛或研究蝴蝶。和導師交流后發現，前者的課題較難出成果，因此我選擇了蝴蝶方向的研究。
這是個有點美、有點浪漫的種群。在實驗室里，我們觀察它們的羽化、生長和交配，通過蝴蝶翅膀的多樣花紋，研究生物的適應性演化。
博一暑假，實驗室去海南五指山自然保護區野外觀測，那里氣候溫暖濕潤，是“天然的動植物王國”。作為一個內陸長大的孩子，我第一次在那吃到野生楊桃、菠蘿蜜和百香果，也第一次捕捉到3只野生稀有蝴蝶，創下實驗室之最。
回想起來，那是讀博帶來的少數快樂時光。
讀書間隙記錄的校園一景
向下俯沖
然而博士第一年，我就對讀博的意義產生了懷疑。
本科時，我沒有多少科研經歷，沒有發過一篇論文。本以為讀博前兩年能發一些小文章，從而對科研建立信心，但由于研究方向的特殊性，我們的研究周期天然會更長，短期內發文章并不現實。打開實驗室主頁就能發現，不少快畢業的博士生代表論著一欄都是空白。
每天十幾個小時在實驗室里，和科研儀器、實驗動物打交道，卻動輒5、6年才能發一篇大文章。即使我的畢業要求不包括論文數量，即使導師說我做科研進展不錯，但讀博怎會沒有發論文的壓力？
剛入學時我以為，北大畢業的博士能找到一份大學老師的工作，這在父母那輩人看來，是相當體面的，但實際難度比想象中高很多。和輔導員、師兄師姐們打聽“青椒”的工作狀況時，“非升即走”“007”等字眼也很快擊碎了我對高校教職不切實際的幻想。
而這樣的生活有何回報呢？
北大博士生每月大約有3200元補助。北京物價很高，即使在食堂吃飯時，我也將每餐嚴格控制在10到15元，點個奶茶都得猶豫很久。如果不想住宿舍，想有一個自己的房間，在租房軟件上一搜，附近的合租房租金最低也要三四千元。
據我所知，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在讀博士每月約有4000到5000元補助，而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能給博士生開出6000到7000元工資，這已經是生命科學領域博士生的“高薪”。本來我也有機會選擇這些待遇更好的地方，這讓我的心理多少有些失衡。
與此同時，實驗室氛圍也有了微妙的變化。
從國外回來的導師，在“戴帽子”“非升即走”的環境影響下，口頭禪從“興趣導向”變成了“彎道超車”。實驗室開始每天9點坐班打卡，要求博士生周末至少在崗一天，實驗室管理員還會統計打卡時間。組會也改為每周一次，人人匯報。而這在國內的生命科學實驗室中，已經算是相對自由的環境了。
導師曾在組會上告訴大家，“你們要有目的地休息，有目的地游戲”，言下之意是，一切的休息、放松，只有在促進科研時，才是正當的。
人生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想有一個自己的房間，想在食堂點菜不看價格，想周末在北京的胡同city walk。這些都是合理的需求，但在讀博的環境里，所有人都要求我壓制物欲，像一臺永不停息的機器一樣專心科研。
日子越來越難捱。那些往返實驗室與宿舍的日子，一些問題反復在我的腦海糾結：
我已經二十多歲了，還要繼續“高中生”一樣的苦讀生涯嗎？我能忍受博士、博后長達十余年的艱苦且清貧的生活，僅僅換取一個“非升即走”的高校教職嗎？如果我想做的工作不需要博士學位的加持，那這個頭銜還有必要嗎？
答案最終是否定的。
從北大到西二旗
一個“離經叛道”的想法在我腦中逐漸形成——我要轉碩。
下定決心前，我咨詢了身邊的朋友、實驗室的師兄師姐，以及學校的心理醫生和職業規劃師。一些聲音告訴我，讀博沒有不苦的，熬過去就好了；另一些聲音告訴我，不妨試試科研以外的生活。
最終，職業規劃師的態度讓我釋然了一些。規劃師讓我做了一套MBTI測試題，結果顯示，我的性格偏創造性，可能更適合與人打交道，不適合從事枯燥重復的工作。有意思的是，我的導師給出了相反的評價，她認為我的性格不適合在工業界工作。
于是，我瞞著導師白天實習，晚上科研。那時正值疫情，常常不能在實驗室坐班打卡，這給了我線下實習的機會。
那時我的想法是，先試試互聯網公司的節奏，如果不喜歡，回學校讀博仍是我的退路。學校規定只有博士三年級能提出轉碩申請，在那之前，我還有試錯的機會。
博士二、三年級，我一共積累了3段大廠產品經理的實習經驗。
那時我真切體會到北京的“大”。從北大所在的海淀區頤和園路，到一眾大廠所在的西二旗、西三旗和望京，四五十分鐘的通勤時間，在偌大的首都并不鮮見。
在一家位于望京的互聯網公司實習時，我常常要轉四五趟地鐵，穿越大半個北京。地圖上看，從4號線大興線的圓明園站，轉10號線、轉13號線、轉15號線到望京東的大廠總部大樓，單程大約耗時1小時19分，這是我每天必經之路。但比起整天悶在實驗室里，幾個小時的通勤顯得也沒那么漫長。
實習了幾家互聯網公司，我漸漸能勾勒一幅大廠不完全畫像。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我第一天實習時大廠為員工配備的椅子：那是一把黑色的人體工學椅，工作間隙能倚在椅背上小憩——這是容許放松的姿態。
在學校實驗室，每人只有約1.5米見方的工位，配備一把轉椅，困了只能趴在實驗臺上瞇一會兒，后來才換成人體工學椅。角落里有張行軍床，那是給通宵做實驗的同學準備的，沒有人在上面午休。
實驗室間歇性會有打卡要求，每周至少工作6天，這讓大廠的工作節奏顯得“人性化”。每周一，我總聽到大廠的同事們交流探店、看電影、露營的周末心得，他們甚至能當著領導的面談論這些“與工作無關”的消遣，這在實驗室是難以想象的。
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吸引了我，我不想再做一個依照慣性前進的“小鎮做題家”了。
“博轉碩”前后的校園卡
“小鎮做題家”
我確實是個“小鎮做題家”，可能是非典型的。
1998年，我出生在湖北黃石一個城鎮普通家庭。和大多數的父母一樣，我的父母對專業方向并不了解，只對照體面的職業，建議我高考志愿填報數學專業。
其實，我最感興趣的專業是心理學，但由于分數肯定夠不著，我在家人建議下，來到某211大學的農業類專業。
這算是我們學校的王牌專業，在一些統計中能排名全國前三，屬于國家重點學科。但開學第一課，講臺前的老師發起一項統計：“第一志愿選擇本專業的，請舉手。”臺下百余位新生，舉手者寥寥，我是其中之一。
本科時，學校就開設了理論課和實驗課。雖然我進過實驗室參與過一些項目，但沒有接受過嚴格的科研訓練，只能說“看個新鮮”。學校也安排了野外基地考察，學生們到郊外的漁場，布網、收網，一撈幾千斤。
早在大一時，我就下定決心保研，刷績點成為大學四年的主線任務。為數不多的課余時間，我都留給了心理學雙學位、創新性選修課和社團，幾乎沒有時間考慮未來的實習、就業方向。大三時，我在年級中排名前1%。那時的我以為，保研穩了就夠了。
其實我們大學也有“非做題家”。有位同學經常缺課，在外做了好幾份實習，當時的我還不理解他。現在看來，如果當時我也有過幾段實習經歷，甚至找到自己真正喜歡的行業，也許會有一個更清晰的未來職業規劃。
很快來到保研季，我參加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項目。在面試中，我表現得“很擅長科研”，面試官的每一個問題也基本答上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一個偽裝。
就這樣，沒發過一篇文章、沒有科研經驗的我，來到了北大。
可能很多“小鎮做題家”和我一樣，對“做題”有種路徑依賴。我身邊也有很多碩博生抱著“來都來了”的態度升學、做科研，但開始讀博后才發現，只有真正熱愛科研、享受讀博這個過程的人，才是真正適合做科研的人。可惜我不是。
二十出頭的我還沒有意識到，其實人生不是只有保研這一條路，也不是只有讀博這一條路。
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證書
沒有回頭路
從流程上看，“博轉碩”簡單得超乎想象，只要遞交一份導師簽字的書面材料。
但終于下定決心后，我迎來了新的挑戰：和導師、家人攤牌。
在我做第一份實習時，我跟導師交流過轉碩士的想法。當時，導師建議我再堅持試試，還說我的科研進展還不錯。當她看到我轉碩士的決心，也就不再挽留了。后來，她又要求我畢業前在實驗室干活，我沒有答應。
至于家人那關，決定轉碩的那段時間，媽媽一遍遍在電話里勸我“再熬一熬”：只要拿到博士學位，就有好的收入、好的地位。我只能一遍遍告訴她，那些都是她的想象，即使有了博士學位，也不一定有好的收入、好的地位。
從小到大，我們都被教育要學會吃苦，凡事熬過去就好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無時無刻不在責怪自己，為什么要畏懼讀博過程的“苦”，怎么就不能熬個幾年呢？
我知道，如果按照“小鎮做題家”的慣性，再熬幾年，也許能把博士學位讀下來。但如果讀博對我來說是一個最優解，為什么要用“熬”這個字來形容它？我意識到，對抗焦慮最好的辦法，不是加倍努力狠狠拼命，而是不斷探索，找到自己真正熱愛的事情。
說服家人很難，但我必須對自己負責。經過幾個月的“辯論”，媽媽也覺得說不過我，只好讓步，“那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自己開心就好”。
2023年9月，我向學校教務處遞交了博士轉碩士的申請。因為申請書的理由過于簡略，第一次遞交被駁回了；在第二份申請中，我寫下“由于身體狀況和心理狀態不足以支撐博士學業……”，這才順利通過。
一個月后，國慶假期結束，我從老家回到學校。進校門時，我用了3年的校園卡和人臉識別失效了，需要重新登記碩士生的學號來辦理校園卡。
此前一段時間，我總把讀博當成實習、找工作的退路，想著如果秋招不順利，至少還能回來繼續學業。直到刷卡進不去校門時，我才意識到“博轉碩”沒有回頭路了。
轉碩申請被批準后，我深深松了一口氣。
生活還在按部就班繼續。在寫畢業論文、碩士論文答辯、投簡歷找工作之余，我第一次發現北京的秋天這么美。這一次，我不再因科研以外的放松而自責愧疚，終于能好好享受當下的每一刻。
在北京citywalk
與自己和解
2023年的秋招，比以往來得更早一些。
在生命科學領域，我們讀博的目的不盡相同，但出路大多類似：在高校做博后、進入醫藥企業、做中學老師。一位師兄告訴我，今年經濟形勢不好，某醫藥企業給北大生命科學博士只開出年包20余萬元的“白菜價”。
因為積累了幾段大廠的實習經歷，我在秋招時期收獲了多個薪資待遇不錯的offer，也決定碩士畢業后入職杭州某大廠。
有同學勸我，這時候進大廠，可能會進入另一個“天坑”。
我并不擔心這一點。才從一個“天坑”出來，再進一個又如何呢？大廠節奏快、工作時間長，甚至有裁員風險，但誰能保證進國企、生物公司不會遇到這些情況？進大廠至少能干到35歲，10年后錢也賺夠了，即使被裁員還有“n+1”，不是現在要擔心的事情。如果留下讀博，結果很可能是做五六年科研，不一定能發出文章，日薪還只有一百多塊。
今年1月，我順利從北大碩士畢業。回想過去三年半的“博轉碩”之路，我慶幸自己跳出了“來都來了”的慣性，開始獨立思考，以及接受自己的平凡。讀博和工作一樣是圍城，只有不再把“放棄”當作是“逃避”時，才能真正作出不后悔的選擇。
我會記得學生時代的最后一課——與自己和解。
（本文陸石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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