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盧溝橋事變”的前一年。父母給我取名“南山”，因我生在南京，南京有個鐘山，爸爸說，干脆取名鐘南山吧！他希望我像大山一樣，經歷過大風雨，還能夠屹立在那兒，茁壯成長。
聽外婆講，在我不到兩歲的時候，日本飛機開始轟炸南京，把我家的房子炸塌了，我被埋在土里。外婆緊張極了，一直扒著磚頭瓦礫，拼命把我挖了出來。那時我的臉已經黑紫，她把我的鼻子清清，又按按我的身體……我活過來了。我的命還挺大。
后來，我們逃到貴陽。剛買了新房子、添置好家具，日軍的炮彈又來了。那時家里生活困難，只有咸菜吃，偶爾有塊腐乳就很不錯了。貴陽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房間里很多臭蟲、跳蚤，我們的頭發上長著虱子。有一天晚上，我突然聽到外面放炮仗的聲音，跑到大街上一看，到處燈火通明，大家開心地歡呼。接著聽到電臺說：“日本投降了！”
1946年，我們家離開貴陽，到廣州安頓下來。我的父親鐘世藩是廣州中央醫院的院長，媽媽廖月琴是護士長。有一年，我家住的小樓天臺上突然多了很多小白鼠，一問才知，父親是在做乙腦病毒的實驗。當時醫院很困難，父親就用自己的工資買來小白鼠養在家里。我覺得很有意思，父親便安排我喂小白鼠。小白鼠養得多，我家總有一股老鼠味兒。有人來找我們，鄰居就說，你只要聞到老鼠味兒，就知道他們家在哪了。
鄰居們經常帶孩子來找父親看病。孩子病好了，家長開心，父親也開心。這些事耳濡目染，讓我從小就覺得做醫生能幫人解決困難、減少痛苦，是一個很好的職業。
如果我不做醫生，或許會成為一名專業運動員。讀高三時，在廣東省的一次運動會上，400米項目我跑出了53秒05的成績，出乎意料地打破了廣東省紀錄！后來參加全國運動會，我得了全國第三名。中央體育學院（現北京體育大學）問我要不要來當運動員，我回家和父母討論了半天，決定還是學醫。父親說，學醫不單讓自己身體好，而且能幫助別人，讓別人身體也好。于是我考取了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
不過，我仍喜歡體育運動。競技運動不是單純訓練身體，而且有益于鍛煉人的意志品質，爭上游、講究團結和時間效率，還有不服輸的精神。把體育的這種競技精神拿到工作、學習上來，是極為可貴的。
我與妻子李少芬的結緣，也與體育有關。從廣州到北京后，我周末常去姨婆家玩，在那里結識了李少芬。當時李少芬是國家籃球隊隊員，我常到她的訓練基地去鍛煉。一個周六的晚上，我從北醫騎車到龍潭湖去找她。騎了一個半小時，天氣很冷，電話也不方便，找她找不到，我很喪氣地又騎了一個半小時回校。結果同學對我說，她從龍潭湖騎車來北醫找我了！我心里頭突然非常溫暖。盡管我倆沒見著，但是，我們確認了對彼此的感情。
李少芬一直是國家隊的主力。1963年底新興力量運動會，領導對她開玩笑說，如果女籃拿了冠軍，你就可以結婚。幾天后，真的奪冠了！相戀8年的我們結婚了。
1971年我回到廣州，在第四人民醫院工作。一天晚上，父親和我聊天，聊到一半，他突然問了一句：“你今年都35歲了？真可怕。”然后沉默了。父親35歲時，早已在美國讀完醫學博士，回國成為知名的兒科專家。而我經歷了下放農村、燒鍋爐，剛回到醫生的崗位上，甚至還沒接觸臨床。我的35歲，差得太遠了！
這一句話點醒了我，我要把失去的時間趕回來。在醫院我只是最低級的住院醫生，我主動要求到急診室工作，因為可以學到更多的解決醫學急重問題的方法。過了半年，我基本熟練掌握了常見急診患者的診治，正想申請到病房進一步提高，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要求我參加研究慢性支氣管炎防治的任務。沒想到，這竟成了我的人生轉折點。
當時全國只有從事結核病防治的醫務人員，少有呼吸疾病的專家，醫院里也沒有專門的呼吸科，這是一門從零開始的學科，非常困難。有一天，我在為慢支炎患者檢查的時候，發現這些患者咳出來的痰，不僅痰量不同，顏色、黏度、氣味也都不同，結合在北醫生化教研組進修的知識，我突然有一個奇想，患者的痰或許是研究的一個突破口！我收集了不同患者的痰液，進行生化成分及酶學分析，并根據分析結果將慢支炎區分為四種不同的病理生理類型，從而采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分類治療，其療效比常規方法提高50%。這項研究獲得了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成果一等獎。
43歲那年，我獲得了國家公派留學的機會。到了英國愛丁堡皇家醫學院，我第一次去見導師弗蘭里先生。那次見面不是“面對面”，而是“面對背”。他在屋里煮咖啡，我進去了。他問，你想做什么研究？我講了講自己的想法。他說，你們中國的醫學畢業生學歷在國外是不被承認的，你先去看看我的實驗室吧，有興趣就做些研究。導師背對著我談了六七分鐘，就把我打發走了。
我有點孤獨，但想到國家送我們過來有多不容易，我就暗下決心，要讓外國人看看中國人的實力！
導師對我的改觀源于一次實驗。我研究的課題是吸煙的主要成分——一氧化碳對血液中血紅蛋白的影響。此前，我的導師曾用數學公式來算碳氧血紅蛋白和氧運輸的關系，成為這個領域的權威。但我認為，用實驗的辦法來觀察，才能得出更嚴謹的結論。實驗需要大量的血，找朋友來收集血遠遠不夠，我只好在自己身上抽，3周內前前后后大概有800毫升，才校準了儀器。做吸煙實驗，我決定自己上，一邊吸一氧化碳，一邊抽血檢查。一氧化碳濃度達到15%時，相當于連續吸了60支煙，同行們都擔心我出問題，我有些頭暈，但為了取得全過程數據，堅持繼續吸入，直到濃度達到22%時，終于得到了完整的曲線結果。
實驗證明，導師所用的數學曲線有一半是對的，另一半是錯的。我請導師看我的結果，他大為詫異，也很高興，一把抓住我，說：“你怎么做到的？太好了！我要推薦你到英國皇家學會的內科學會去作演講！”那次之后，導師和同事都改變了對“鐘醫生”的看法。
留學期間，我最大的收獲是學會了搞好基本功。沒有走好第一步，不要走第二步；第一步一定要證實它是正確的、有效的或重復性很好，再走第二步。這與父親對我的教導是一致的。我曾在農村給一個患腎病的孩子看病，根據血尿癥狀，有一位醫生認為他是腎結核，對他進行一些相關治療。回家后，我和父親講起這件事，說到一半，父親反問我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腎結核？”聽到這話，我蒙了，真的答不上來。父親平時講話很少，一講就講到要害。
父親晚年由于痰咳不出來，呼吸困難，最后3年生活質量很差。我擔任父親的主治大夫，他非常信任我，讓我大膽地去做實驗，但當時的醫療只能到那個水平。他去世后不到兩年，一個新的儀器問世了——無創的人工呼吸機，對他最合適。有了這個儀器，也許他能活到90歲。這也成了我終身的遺憾。
父親的囑托我一直記著——干什么事，說什么話，都得有依據。在抗擊非典時，我指出新聞所說的衣原體感染是錯誤的。抗擊新冠疫情時，我第一個在電視上講到“人傳人”，都是掌握了依據才敢下的判斷。
2002年12月22日，有一個從廣東河源轉過來的患者，說吃了一頓飯后就開始發高燒，很快出現呼吸困難。用過很多抗生素，仍然不管用，3天時間肺就全白了。不尋常！
這是首例報告的非典患者。
緊接著，癥狀相同的患者接連出現。2003年1月底發病最厲害的時候，一個人傳染一家子。患者收進診室后，有些醫生不敢進去，送藥、遞餐都通過窗戶。這種氣氛我覺得不對。我認為，只要保持良好的室內通風及戴口罩，就不容易被傳染。會診結束后，我說，將市內那些重患者都轉給我們醫院。患者來了，我們的護士照樣見他，給他量體溫，那種恐怖氣氛馬上就解開了。
在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人員共同努力下，大家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治療方案，提出“三早三合理”，即早診斷、早隔離、早治療，合理使用皮質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機，合理治療并發癥，可有效避免更多的傷亡。這套方案后來成為通用的治療方案。醫生隊伍穩定，社會穩定就有保障。
2020年春節假期，新冠疫情襲來，全國再一次面臨著非常困難的局面。許多醫護人員自愿去最前線的地方、最艱苦的地方、最容易感染的地方，去戰斗。我向他們致敬。大家同心，是一定能夠過難關的。
我面對的是生命，是生和死的問題，這一點兒都不能含糊。我的壓力來自患者的生命。面對質疑，我沒有想太多，只想把患者救活。這是我最大的追求。
近年，我向中央提議建設國家實驗室，以應對下一個X疾病。X疾病是什么？任何人都不知道，但我們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可以預測到可能是哪些。未來10年可能在醫學上是一個極大變化的時代。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健康，很多問題通過人工智能可以得到一定的解決。誰現在不抓住人工智能，再過幾年就會落后。
對于醫護工作者來說，要學會把人工智能應用到本專業中。但同時，人工智能代替不了醫學人文，代替不了醫患的溝通。人工智能是在技術上解決問題，但難解患者的心理焦慮。一個人得病，他一定會心理得病。心理狀態，對于疾病向惡化還是向改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要解患者的“心病”，需要醫生來交流。醫生救的不是病，而是人。
如今我已年屆九十，但還不覺得自己老。早上7點起床，工作到12點半，午休一會兒，下午3點接著工作，晚飯后再工作兩小時，11點睡覺。主要的臨床是搞大查房，就是全國多家醫院聯合一塊看疑難病。也閱讀一些最新的醫學期刊，不要局限于實驗室，多看看國際新聞，拓寬自己的視野。另外，抽空在室內跑步、劃船、舉重，不同類型的體育活動是我最好的休息。真正的變老，是不想學習新東西了。
在我現在這個年紀，主要任務不是自己研究一個項目，而是如何更好地協調，團結大家完成一個共同的任務。廣州國家實驗室現有1000多人，能給年輕人創造一個好平臺，我也沒什么遺憾了。
父親曾說：“人的一生，總要在這個世界留下點什么。只要留下點什么，你就是沒白活。”我常用這句話來激勵自己。想來想去，我是一個醫生，如果因為我的存在、我的工作給社會帶來一點價值以及進步，我覺得自己的人生還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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